都市水源区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的地理影响模式——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采用数据包络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和层次聚类模型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及地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熵权集结交叉的“投入?产出”效率模型对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更具可信度和精确性,2018年行政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上呈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脆弱性均值为0.583;② 地理因素对经济发达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仍旧具有重要影响。距上海市中心距离、距淀山湖距离、距青浦区中心距离和水域面积成为影响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4种主导地理因素,其地理影响力呈现系统结构空间差异和种类属性替代及程度转化;③ 依据地理因素影响力聚类分析将该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地理因素空间耦合模式分为10种,多地理因素耦合模式是主要决定类型,呈现中部多因素主导和两侧单因素主导并存的多元环状地域决定格局;针对不同类型提出调控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可行方式。     

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①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②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③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④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基于定位大数据的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贫困片区”)是我国人口流动剧烈区域之一,目前关于揭示贫困片区人口流动规律的研究尚不多见。该文利用2019年春节前后实时动态腾讯定位大数据与社会经济指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并进行耦合分析,揭示14个贫困片区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总体上贫困片区人口流出明显,呈现出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活跃,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一般活跃的格局,且东、中部片区的净流出量明显高于西部片区的净流入量。(2)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三次产业发展以及贫困人口数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大,其中,二、三产业发展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而教育资源供给矛盾、贫困人口多、第一产业附加值低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3)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主要缘于贫困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不足,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主要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多的影响。最后提出贫困片区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发展建议。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调控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耦合系统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具有脆弱性。脆弱性是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选择泉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采用VSD评估框架构建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对脆弱性类型进行划分,找出主要致脆因子,进而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暴露度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波动上升趋势。敏感性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小幅上升趋势。适应能力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上升趋势。脆弱性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下降趋势。2)脆弱性类型可划分为适应性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暴露-适应脆弱型、强综合脆弱型和弱综合脆弱型,并针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找出其主要致脆因子。3)按照“绿色发展-重点突出-分区调控”的原则,提出降脆策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作为未来地理科学的十大科学研究命题之一,已成为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西北地区31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3、2008和2013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和变异系数分析等方法,构建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并说明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局。大中型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已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低脆弱圈层,各低脆弱圈层逐渐关联形成大范围的低脆弱片区;②4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分别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变化显著,资源环境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脆弱性则趋于碎片化且相对稳定;③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度呈缓慢增大趋势,社会脆弱性差异度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下降,经济脆弱性与资源环境脆弱性差异度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政策扶持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且整体格局稳定;④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资源开发促使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发生转变,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本文以“脆弱性”的视角解构西北地区人地系统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     

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集对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并对各省区主要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① 2014年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省际差异较大,总体上处于中、高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中部居中”分异格局,与健康敏感性、应对性指数的地域分布不尽一致;② 各省区健康脆弱性指数分布的地域级差化特征明显,低脆弱省市均分布在东部地带,高脆弱省区均分布在西部地带,中度和较高脆弱水平的省区数量最多,在三大地带上均有分布;③ 健康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保支出、加大卫生投入、改善医疗条件和优化生态环境对降低脆弱性尤为重要。     

基于MRIO与GTWR的中国水资源流动格局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水足迹视角,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分析2002—2017年中国省际各产业水资源流动格局,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综合考虑了自然、社会经济和科技共20个指标,分别探讨影响中国省际流入与流出虚拟水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间,各产业流入与流出虚拟水占比有所变化,农业始终占据较大的比重,工业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服务业的占比逐渐增加,到2017年仅次于农业;(2)在流动格局中,东部绝大部分地区各产业流入虚拟水高于流出虚拟水,中部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各产业流出虚拟水高于流入虚拟水;(3)流入虚拟水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中,产业影响力、人口总数和水资源承载力等因素的增长对流入虚拟水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耕地灌溉面积比例和R&D经费投资总额的增长会抑制流入虚拟水的增加;(4)人口总数、交通密度和单位GDP耗水等因素的增长会促进流出虚拟水的增加,而单位GDP耗能、产业影响力和R&D经费投资总额等因素的增长则会对流出虚拟水的增加起阻碍作用。     

基于VSD模型的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英文)

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影响。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的25指标的评价体系,开展脆弱性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不脆弱区、一般区、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分别占11.31%、22.63%、27.60%、24.39%和14.07%,东西部地区脆弱性较高,中部地区脆弱性较低;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山区,人为因素主导的脆弱区分布于中部盆地的城镇及其周边;经济带约53%的建设用地分布于很脆弱区和脆弱区,未来新增建设用地需要重点向不脆弱区和一般区转移。根据分区结果和诱因差异,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建议。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 脆弱性测度及时空分异 ——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着眼,基于 65 个样本点,451 份入户调查问卷,65 份村庄专题问卷, 运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等方法探索了佳县 1980—2017 年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时空分异 过程。结论表明（: 1）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均值已由 0.66 下降至 0.45,空间差异度由 3.99%大 幅扩大至 15.31%,呈现由空间重度脆弱的均衡状态分化至中低脆弱为主体,24.62%的村庄仍处于 高脆弱状态的格局。（2）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显著减轻,均值分别下降至 0.38、0.42、0.47, 居住子系统仅余 1.54%的高脆弱村庄。支撑、人类系统脆弱性均值保持或上升至 0.54 以上的高位, 高脆弱村庄比重均超过 2 / 3。（3）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由高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演化至低脆弱 样本村广泛分布,而人类系统呈现由低中脆弱样本村相间分布演化至高度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的时 空格局。支撑系统空间格局动荡,低脆弱等级仅集中分布于交通干线沿线、行政中心驻地样本村。     

多适应目标下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识别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可持续性研究的核心议题。山地城市发展条件受地形、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其人地关系更为脆弱,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需要权衡。针对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存在时空精度较粗、目标过于含糊的问题,以秦岭山地的商洛市为例,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设置不同适应目标,构建包括32个指标42项数据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结果表明：在空间差异上,柞水县的脆弱性程度较低,洛南县脆弱性程度最高;在1997-2013年间,脆弱性低值样本随时间变化有所升高,高值样本于2003-2008年间达到峰值;全市域脆弱性空间差异存在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并在2013年差异达到最小,区域差距有所缓和。在多适应目标下,商州区在重点开发导向下脆弱性最低,而柞水县、镇安县和商南县等更适于限制开发导向,不同适应目标导向会对脆弱性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在较高时空精度上探讨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定量指引,采用的多适应目标情景设置可以作为区域社会发展评价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在提出基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市民化需求人口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借助ESDA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流入人口及市民化需求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整体格局上,流入人口比重及市民化需求人口比重均表现为东西部高于中部,区域差异明显且具有较强的经济指向性。② 时空演变方面,2000~2010年,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时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且不同城市群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段)景观格局脆弱性变化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通过景观格局敏感性、适应性及人口压力指数构建景观格局脆弱性指数,以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段)为研究对象,在完成研究区域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期景观类型提取的基础上,借助地统计学理论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2005-2015年区域景观格局脆弱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景观格局脆弱度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脆弱度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分别0.4761、0.3978和0.4671,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Z-Score值分别为50.21、41.96和49.26,呈聚类模式的空间分布;2)景观脆弱度高-高聚集分布由中东偏南区域向中西部转移,低-低聚集分布区域未发生较大变化,但逐渐表现为深度聚集状态;3)三期景观格局脆弱性空间相关性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但自2010年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程度加深。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进展与网络化探索

论文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归纳推理法重点梳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并开展网络化建模的新探索,旨在归纳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综述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状态、过程和响应3个基本面,状态层面的结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要素间作用机理,并形成了“层次式”“综合交互式”“平衡式”“协同式”“点轴网络式”“开放空间式”6种基本结构类型,但仍需引入新的结构建模思想拓宽这一方向的研究路径。论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六边形循环网络结构,阐明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双链嵌套循环运转的网络结构,系统性地回答了“社会—生态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呈现怎样的关联特征,最终形成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如何”3个基本问题。六边形循环网络遵循“点—线—网格—网络”的建模过程以及要素流组网嵌套循环原理,启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协调好社会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对人地关系问题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增强等趋势,论文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未来应在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方面突破,理论上增强多学科理论融合与支撑,方法上增强多类型建模互鉴与创新,应用上增强多领域服务拓展与推广。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2)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3)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     

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1)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2)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3)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2000-2010年广东省流入人口时空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流入人口大省,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省外流入人口达21497787 人,占广东省总人口的20.61%,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一位。本文以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数据源,选取县级行政单位为分析单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力图找出广东省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降维的技术手段,说明广东省流入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响应关系,讨论广东省流入人口与当地产业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流入人口数量增多,但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入人口的聚集度略有下降;②流入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分布格局与当地产业转移政策关系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