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中心区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从9类47个变量中抽取出5个形成广州市社会区类型的主因子,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把广州市中心区划分为七类社会区,并把形成广州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五类.通过与1985年类似研究结果的比较,发现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现象更趋明显,具体反映在人口“外溢”、居住条件改善及新开发区的形成等方面.最后就如何引导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讨论.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工人干部比重，房屋住宅质量、家庭人口结构是形成广州社会区类型的五个主要因子；广州社会区的空间模式呈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分配制度是影响这个空间模式形成的主导机制。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与分布格局

以广州都市区118个街道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从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4个方面构建城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四边形"面积测度方法分析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分异格局;对比4个社会空间质量评价子系统格局的差异特征,研究不同圈层社会空间质量的差异性规律,并总结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1)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核心区→中心城区(或旧城)→近郊区递减的圈层式分异结构及其局部扇形扩展结构。2)核心区外不同方向的扇面扩展区在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方面各具优势,形成了4个子系统不同的分异结构。其中,北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东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职业阶层和教育水平,西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好的人口稳定性。3)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功能结构演变和住房价格分异是社会空间质量分异结构形成的核心驱动因素。     

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与演化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分析2010年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职业、外来人口与农业人口、家庭生命周期、新建商品房、住房条件是影响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其中新建商品房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发现的两个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可划分为新城中产阶层居住区、旧城工薪阶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混合居住区、近郊外来人口集聚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区、农业人口分布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反映了大学城与高新技术区建设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与2000年社会空间结构相比,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构成与空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空间类型也逐渐发生分化与演替,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趋于复杂化。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回顾及进展

从城市因子生态分析的视角对近60年的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进行回顾,尝试理清其发展的整个脉络和阶段特征,以期为处于发展期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基于因子生态方法的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①20世纪50-60年代城市"社会区"概念提出,研究范式发展完善阶段:②60-70年代末期,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案例积累阶段;③80年代初-90年代末,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研究比较总结阶段:④1990年代末至今,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对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借鉴意义有:①基于因子生态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有助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归纳:⑦今后中国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应重视空间过程的演化分析;③将城市因子生态分析的定量结果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从定性的角度深入探讨其形成机制、比较归纳中国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的特征及与西方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的共性与差异.     

煤炭城市转型中的社会空间结构——以阜新为例

作为煤炭工业城市,阜新市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中,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以及演变特征与国内外通常关注的综合性中心城市的案例均有所不同。利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第一手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得到阜新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即贫困人口、"体制内"就业人员、(原)矿业人口、私营及个体从业者以及棚户区及老旧住宅居民等;利用改进的区位商方法结合GIS制图,展示了5个主因子的空间集聚状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提取出"体制内"就业人员聚集区、原矿业人口他转移地区、原矿业人口自转移地区(私营及个体从业者聚集区)、待改造棚户区、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区等5类社会区;最后根据这5类社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抽象出了转型中阜新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简化模型。探讨了阜新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认为原矿业人口的转移、铁路的分隔作用、资源开发的阶段性、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煤炭城市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职业分化的体制因素等是促使阜新市独特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基于社会地图的东莞市社会空间研究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以社会区研究居多,主要基于社会区理论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较多考虑分析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非空间特征,对社会空间的空间侧面刻画不足,其分析结果也常常被聚类人口的数据特征所左右。本文尝试基于社会地图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设施机构POI数据首先进行社会空间属性的归纳,制作社会地图,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归纳的方法渐进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具体以东莞市为例,通过社会地图归纳方法将东莞市划分为3大类、11小类社会空间,并具体解析了多种社会空间要素组合类型。和既有基于社会区的分析结果相比,本文对各类社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及其组合特征描述更为精细,其结果对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特质及其后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定更具参考意义。本文认为,基于社会地图的社会空间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结构,也有助于建立基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理论,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尝试。     

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社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广东省韶关市为例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生态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对广东省韶关市典型案例分析,对我国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的社会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这种规模、功能和区位特征城市的社会区可划分为7类,其中5类社会区及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与北京、上海、广州等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具有相似之处;而另2类则反映出山区资源型城市的不同特征。影响这类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科技文化水平和建设时序两个因素与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相似;但就业结构对山区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比中心城市的影响要大得多,年龄结构、性别比结构、人口迁入迁出比重等人口和家庭特征因素在这类城市中具有突出的影响。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厦门常住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是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就业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探索常住人口内部分层现象及其成因,进一步分析人口政策,有助于消弭差异,实现社会融合,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全面发展,构筑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区,构建外来人口集中度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和Logistic 模型,分析厦门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在厦门市域范围内接近随机分布,具有经济导向性,并与第二产业规模显著相关。在城市核心区显示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与地价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Logistic 模型验证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职务,房屋产权,居住面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以住房资源分化引起的居住分层最为严重,并影响了外来人口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这种分层会阻滞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应以政策为导向,提高外来人口的居住效用,将外来人口的政策融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1982-2000 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 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 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 “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 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 1982-2000 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 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 同期, 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 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 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 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 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 间, “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 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 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分析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与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商服与农业人口和公房住宅是形成转型期上海中心城社会区的5个主要因子。城区社会区可划分成6种类型:老年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高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区、单位公房居住带、人口导入的新建住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城市社会空间在整体的同心圆结构基础上呈现出与扇形、多核心结构的综合。并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旧城改造、户籍管理制度、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及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非洲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模式

以城市中心变迁和阶层居住分化为研究视角,探究了非洲近代、现代2个时期的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与模式。结果表明：不同时期,非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的结束,社会空间结构从旧二元向新二元转变。近代时期,非洲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典型的双城模式,殖民者与本地人的居住空间被严格区分;现代时期,非洲城市表现出新旧中心并存模式,中上阶层与贫民居住空间存在明显分异。政治、经济、人口与社会等因素是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促进非洲城市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