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构建包含20个评价因子、4 个影响因素和4 个预期修正因素在内的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基于评价因子和预期修正,分别得出单户住宅档次与水平、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区位与生活便利性、周边景观与环境等4 个影响因素强度的得分,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以2012 年扬州市1305 个小区的平均住宅单价为因变量,4 个基本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所有住宅及各子市场价格分异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4 个影响因素强度格局明显不同,住宅自身因素的格局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式分异,而外部作用因素强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扇型与圈层相结合式空间分异格局;② 扬州市总体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不同类型住宅子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各不相同;③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是特定住宅类型与档次建设的区位指向、特定收入阶层的空间集聚、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城市居住用地扩展与城市更新的区位指向。     

空间功能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以成都市为例

房价的快速上涨和城市内部房价的巨大差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调控房价,防止局部区域房价过热势在必行。本文从城市空间功能的视角出发,以成都市2016年房价为例,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成都平均房价为8480元/m²,并从市中心沿交通环线和放射状干线同时向郊区递减,形成圈层加放射格局,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医疗、金融和教育服务)对房价的影响以第三圈层和西南方最为显著,且高于城市层面上整体的影响。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显著受不同区域的空间功能差异的影响,公共服务和空间功能差异会加剧房价的分异格局,并推动局部房价过热。因此,显著地受到在房价调控中,不仅要有传统的金融、经济政策,还要注重空间功能和公共服务的优化。     

The differential geography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Sydney: a disaggregated approach

ABSTRACT

Despite extensive studies being devoted to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Australia, few have investigated housing affordability at a disaggregated level. This i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existing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ispariti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a city. This study aims to fill this gap by examin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Sydney, a city that is characterised by diverse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mix, from a sub-city perspective. Two dimensions of affordability are assessed from 1991 to 2016: entry-level and ongo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entry-level housing remains extremely unaffordable in all regions of Greater Sydney, although the level of unaffordability varies across regions. Specifically, the deterioration in housing affordability is more obvious in low-income regions such as Western Sydney. In addition, the ongo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of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improves considerably within 5–10 years, al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mportantly, residents in low-income regions such as Western Sydney take a longer period to improve their ongoing affordability. The findings of differential geography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have some profou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makers should consider the dispariti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by formulating a more targeted and regionally balanced housing policy.     

Prosperity and the Suburban Dream: Quality of life and affordability in western Sydney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ydney has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wave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growth, partly due to its developing role as a regionally significant global city. Through this period,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city has been regarded 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Yet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the global city have stressed quality-of-life features of the inner city.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sperity of global Sydney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western Sydne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amenity and the affordability of housing. The paper argues, first, that growth in the Sydney region has depended upon continued growth in western Sydney. It highlights key instances in which residents have resisted developments associated with this growth and regarded as major threats to the environmental amenity of the region. Seco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sperity of Sydney, combined with changes to government policy, have impacted upon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in western Sydney. This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case of public housing. Managing growth in the city will require attention to managing quality-of-life issues in the metropolis as a whole.     

义务教育资源资本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优质公立义务教育资源对国内城市住房价格具有强烈的资本化效应,引发了相对显著的居住群分现象,已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既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教育资源资本化的系统性探讨。论文在对教育资源资本化概念与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3个视角进行述评。首先,分别从学校教育质量的测度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可达性的测度及对住房价格的影响2个方面,进行“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相关研究综述。其次,通过对测度教育资源资本化的4类典型方法(特征价格法、边界固定法、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部分典型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相关应用进行评述,来梳理“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相关文献。最后,围绕择校或学区政策可能引发的教育群分现象、缓解过度教育群分问题的政策研究,概述“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进展。入学政策效应追踪与评估、缓解教育群分现象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覆盖各学段的教育资源资本化测度、针对各学段更加有效的学校可达性测度方法设计、国内租购同权政策下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动态变化等,或可成为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在印度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R&D投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特征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规模的持续扩张、产业和空间的不断集聚、跨国公司与本土研究机构的合作日益加强以及R&D产出明显增多等几方面。外资在印度的R&D投资动因主要归因于印度的廉价人力资源、巨大的市场份额、优惠的激励政策以及相对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其对新建住房价格的影响——以北京中心城为例

本文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 采用最短距离指标定量分析了商品 住房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商业、绿地公园等6 大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 以下简称 “可达性”) , 并通过Hedonic 特征价格模型定量分析可达性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 1) 按照“最短距离”可达性比较, 商品住房对绿地公园、医院和健身场所可达性最好, 而对大型 商场、文化设施、体育场馆的可达性较差; 2) 按照商品住房的区位和价格比较, 城市四环以内和高 价商品住房组别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明显优于其它组别; 3) 特征价格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 重点高中、球类场馆、文化设施和绿地公园这4 种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越好, 则商品住房价格 越高, 即目前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化入商品住房价格。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及区位选择研究——以哈杉鞋业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哈杉鞋业为例,全面揭示了其产品“走出去”→市场“走出去”→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全球化经营的梯次跨越过程,总结了其理论意义,并提出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城市收缩背景下外来人口政策满意度 ——以东莞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2013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球123个国家（地区）2009-2015年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中国相应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等相关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为进一步探析在贸易便利化不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共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依据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将样本分为便利化高、低的两组,分别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贸易的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可显著的促进中国出口,其每增长1%,可分别带动出口0.212%、0.56%的增长;东道国贸易便利化较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便利化两者交叉项系数达0.23,而较差区域仅为0.07。     

基于户籍比较的特大城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2)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3)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4)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

能源投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要的推进内容,也是中国开展周边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的有力措施。基于2005—2021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能源投资数据及联合国投票结果,借助构建的投资风险指数和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探讨了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在中国对外能源投资中的地位尤为突出,新能源领域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的新增长极;②中国对RCEP国家的能源投资格局呈阶梯化和多元化并存之势,遵循着国企领衔、中外合建下滑、绿地投资缓慢的企业进入模式;③RCEP区域整体投资环境显著恶化,政策环境构成中南半岛能源投资长期短板,政治关系恶化严重冲击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能源对外布局有所启示。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空间分异的模式与效应

城市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整体快速上涨,区域房价分异加剧。区域内部房价空间分异是城市发展差距的综合反映,即城市资源要素综合配置能力差异的物化表达。基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2008—2018年地级城市和区县尺度城市房价数据,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增长与分异过程,发现区域整体房价呈现快速上涨、相对平稳和再度快速上涨3个阶段,区域房价差异随房价上涨而扩大,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房价增长更快,浙江、苏南地区与安徽、苏北地区的房价差距拉大。根据房价增长、城市等级与区位特征,将长三角327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城市城区、中心城市城区、发达城市城区、其他城市城区、核心圈层县市和外围地区县市6种类型,提出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表现为整体上涨相对更快、不同类型区县间差异拉大、同类区县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等增长与分异模式。区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过度分异,驱使高端产业、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不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南京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格局与分异机理

“售租比”是国内外学者测度房价健康水平或泡沫风险的关键指标之一。利用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南京居住小区2009~2017年期间分季度平均售租价格信息,采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考察南京中心城区“售租比”空间格局与演变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整体“售租比”随房价波动变化明显,2016~2017年间快速增长;② 分异度先降后升,以城区内部差异为主,城区间差异越来越小;③ 高“售租比”小区多集聚于河西新城、江北新区等房价增速较快的投资热点区域。南京住宅“售租比”过快上升和空间离散加剧,意味着城市房价快速增长的合理性在降低。从地租视角解读,绝对地租决定着城市整体“售租比”的高低,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则影响着城市内部“售租比”的空间分异。“售租比”可为判断城市内部房价相对合理性提供重要依据,但能否通过该指标准确预判城市房价风险程度及空间格局尚有待深入研究。     

基于空间分位数模型的住宅价格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住宅价格的变化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探索住宅价格分位点下的影响因素,本文以我国中部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空间分位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将两阶段空间自回归模型结果作为对比揭示其优越性。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位数模型不仅能考虑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还关注了住宅价格的条件分布特征,更为全面地描述微观因素对不同价位住宅的作用效应。②从分位点来看,高住宅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强于低住宅价格的;而且影响因素存在波动性和异质性,相比较于两阶段空间自回归的均值结果,空间分位数模型中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随着分位点的变化出现上升或下降趋势,对低价、高价等不同价位的住宅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③ 整体而言,建筑年龄和医疗配套为负向影响因素,容积率等建筑特征、区位特征和教育配套等邻里特征变量为正向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合理提高中低价位住宅区域的容积率和绿地率、加大低价住宅区的轨道交通和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等应当成为政府部门针对不同价位的住宅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的考虑方向。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分异机理研究

城市住宅价格及其空间差异是21世纪以来引起城市地理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以长三角135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在通过分异度指数测度发现2014-2016年各区县商品房价差异增大的基础上,以商品房单位面积成交均价为因变量,提取16项房价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高校资源、经济密度、房产政策、经济实力、公共服务投入、高端从业者占比和产业结构7项指标对房价分异的影响最显著,而各因素对区域内房价的影响程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进而,提出房价是城市经济、人力、社会和行政等资源丰度的货币化表达,区域房价分异是城市支配资源能力差异的综合反映,其中行政资源在各类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判断,长三角各区县房价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俱乐部收敛”,沪宁杭等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房价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     

Open for Business but at What Cost? Housing issues in ‘boomtown’ Darwin

The Greater Darwin area has long experienced high housing costs and high rates of homelessness. Into this already stressed housing context have come large-scale,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jects, which are predicted to bring thousands of new workers to town, and exciting property investor interest. While many view these developments as positive, there is concern about the impacts upon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 exploring current housing issues in the Greater Darwin area. Interviews with housing support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al estate agents reveal that the current population and investment growth have exacerbated longstanding housing issues. Increased housing stress in Darwin, and a myopic focus on rapid economic growth, may disenfranchise current residents and undermine service and support industries. We argue that while there may be som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a ‘booming’ Darwin, greater planning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corporates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e benefits are spread across the population. Unfortunately, the Northern Territory government's dilatory approach to both housing issues and the social costs of the resources boom makes it highly unlikely innovative partnerships will occ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