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Exploring Cities through a Population Ageing Matrix: a spatial and temporal analysis of older adult population trends in Perth,Australia

In an increasingly urbanised and ageing worl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 older population is a matter of growing scholarly and policy interest. Much of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as tended to draw on one of two key measures: structural ageing, or the ratio of older cohorts to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or numeric ageing, which simply counts the number of older peopl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 their own, these measures have limitations, and that considerable value lies in assess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numeric and structural ageing measures. The population ageing matrix,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lassifies the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population ageing across metropolitan areas, is presented and examined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The value of the matrix to reveal patterns and trends missed by analyses of single measures is investigated and areas that are experiencing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the ageing demographic are identified. The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policy and planning.     

家空间与家庭关系的活动-移动行为透视——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家被认为是具有保护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空间,是个人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场所。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家的意义以及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活动—移动行为分析,以家空间利用和家庭关系为突破点,讨论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不同。实证研究部分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围绕“谁会被允许进入家空间”的问题,将活动空间划分为“自己家—他人家—公共空间”三个层次,分析活动同伴对见面地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居民通常在家会见亲属,而在公共场所会见朋友;乌特勒支居民对亲属和朋友共同活动地点选择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与中国较强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保护意识相一致。活动地点的选择也受到性别、家庭结构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进而讨论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对中西方和谐社会建设及老龄社会保障等的现实意义。     

Happy to Be Home: Place-Based Attachments,Family Ties,and Mobility among Rural Stayers

Migration research has traditionally centered on tracing movement; however, the experience of staying in place has begun to capture scholarly attention. Drawing on data from an online 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survey, this article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reasons that contented Vermonters cite for remaining in their home stat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ponses reveals the dominance of place-based factors and family ties in stayers' 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Contented stayers highly value landscape and community, as well as living near family.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individual respondents show the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choosing to stay, as well as the diverse forms of mobility that contented stayers exercise to remain happy at home. In its focus on stayers, this research situates itself within new geographic inquiries into place attachment and studies of “immobile” populations.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等方面;在方法上,定量研究明显多于定性研究;其理论体系、影响机理及应用领域仍有待深入探讨。国外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比国内起步早,主题更为丰富,且在时间与空间尺度均有涉及;今后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理论体系构建、影响机理剖析及深入挖掘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探讨,同时还应考虑旅游地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兼顾时空尺度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具有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各类对象,以体现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的时代性、历史性及动态性。     

西方厨房研究及其对中国文化地理家庭空间研究之启示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回顾西方家庭厨房研究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西方文化地理学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后殖民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从物质文化、性别文化和跨地方文化3方面探讨了现代厨房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认为厨房作为一个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强调厨房在构建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家庭烹饪活动的承载空间。基于此,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点,文章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指出今后中国文化地理的家庭研究需将家庭视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分析家庭如何成为连结不同尺度空间的重要节点以及如何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以期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以及有关微观空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理论方面的贡献。     

老龄化社会中的地方和非正式照护①——地理老年学最新研究进展

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照护身体衰弱的老年群体,以应对人均寿命延长给社会经济与福利带来的影响。当然寿命延长本身是人类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然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引发了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数量的增长,这些高龄老人面临疾病高发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IADLs)下降的情况,而这种能力对保持他们晚年生活的独立和尊严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政策和实践的重心已经从机构养老转为“就地养老”,即支持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住在自己家里。从概念上讲,这意味着之前由机构提供的服务和照护(care)将改为由家庭来提供,这样脆弱的老年人也可以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邻居的非正式照护。一方面,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由家庭照护所带来的亲密感、安全感和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社区的衰落,以及经济紧缩时期保障和福利的大幅削减,造成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面对孤独、孤立及风险。于是,老年人的照护者、照护地点和照护方式,及老年人对这些因素的差异化体验,将成为对健康和老龄化研究感兴趣的地理学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地理老年学对非正式照护和家庭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该领域的工作对老年人口照护的多学科探讨具有重要贡献。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

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预测了它的发展趋势。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表明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而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为按照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依据。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机制

利用2000年和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变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探讨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包头至云南腾冲是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较为清晰的空间分界线,其东南部老龄化高值县区连片集中,低值县区夹杂其间;西北全域老龄化率普遍较低,仅在北缘横亘一条中值县区连绵带。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的影响机制。迁移率、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内生因素,其中,预期寿命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和生育率则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负向效应。社会经济、家庭状况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外生因素,对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收入增加、社会发展、居住条件改善以及环境舒适性提高等推高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则降低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     

1949～2007年新疆人口的时空变化及空间结构分析

采用GIS、系统聚类、地统计学等多种方法探讨了1949～2007年新疆人口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分布规律以及空间结构.结果表明,新疆人口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和空间结构:新疆每年新增28.17×104人,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速率较大,达到6.50%.北疆的人口密度为46.97 ×/km2,明显高于南疆(13.37人/km:...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社会经济影响、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初级老龄化阶段且不断加深,区域差异缩小,东部地区低速增长,中西部地区老龄化与养老负担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密度属较低密度区,从东向西呈梯度降低。② 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空间布局是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经济水平等因素相互调节与空间分异的综合结果。③ 各机制系数空间异质性的综合作用促使老龄化大致由南北向分异转变为东西向分异的空间格局。省际人口迁移从根本上制约如今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     

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北京中关村地区居住选择调查分析

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论文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中,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运用Williams量表,在292份调查问卷和52份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周边社区居民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和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在292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15名居民有迁居意愿,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4%。其中,在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调查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47.2%和54.2%。此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不高,在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仅有4人对所在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论文从地方感的角度丰富了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为理解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提升城市空间建设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雾区的分布及其季节变化

用中国范围604个台站1961年1月~2000年12月的地面观测雾日资料,分析了雾的地理分布,讨论了不同区域雾的月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区主要有6个雾区：长江中游区、海岸区、云贵高原区、陇东-陕西区、淮河流域、天山及其北疆区。大多数区域雾日年际变化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下降趋势更明显,雾日显著趋势区呈西南-东北走向,上升和下降趋势区相间分布,自东南向西北呈波列结构;中国大多数雾区秋冬季雾日最多,春夏季雾日较少。黄海岸区和北疆月际变化相似,都呈双峰型分布,其他区域为单峰型分布。     

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以丽江白沙村为例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中国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受功能文化区理论和距离衰减定律的影响,中国边界县区凸显出明显的特性,这种“边界效应”深刻影响到老龄化进程。利用2000、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分析边界县区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和路径分析模型,剖析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①2000—2010年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率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明显,且集中分布的趋势在相对减弱,空间差异增大,总体上呈现出东南-西北方向较为明显的分异;②热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东南部,冷点县区集聚带基本分布于中国西北部,且热点县区显示出由东向西扩展、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③中国边界县区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因子为预期寿命、生育率和迁移率。其中预期寿命和生育率对边界县区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则对边界县区老龄化产生负向效应;且预期寿命影响强度最大,迁移率次之,生育率影响强度最弱;④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自然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分别对边界县区老龄化率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中正向因子按总效应值依次为人均教育水平、家庭结构、居住条件、人居环境指数、人均GDP和城镇化率,对老龄化率产生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