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郧西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

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发掘出表面带有痕迹的骨化石标本。使用肉眼裸视观察法、低倍显微观察法、高倍显微观察法、三维扫描数字模型技术等多种观测分析法进行综合研究,鉴定出痕迹种类包括人工改造痕迹和其他动物改造痕迹。人工改造痕迹包括锤击痕迹、切割痕迹、砍斫痕迹、戳刺痕迹等,其中锤击痕迹主要出现在骨器表面(用于骨器制造),其他痕迹则出现在多种骨骼部位的残片上(可能由狩猎、屠宰、分割和剥皮行为产生)。动物改造痕迹包括食肉目动物啃咬痕、偶蹄目动物踩踏痕、啮齿目动物啃咬痕等。其中制造啃咬痕的啮齿目动物中,可能包括有豪猪、竹鼠和鼠科动物等。人工改造痕迹的研究对认识当时人行为模式提供了具体证据,如当时人对洞穴占据使用形式、骨质工具制造与使用、狩猎与分食行为(狩猎工具与剥皮技巧)等。本研究对其他动物改造痕迹也作了必要分析,如豪猪与鼠科动物的不同啃啮形态等。该遗址研究、鉴定出的多种痕迹标本,以及多种鉴定、分析方法的使用等,显示出古人类遗址中痕迹标本的复杂性,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三维扫描数字模型技术,是国内在该领域研究方法中的首次使用。     

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四川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研究报告

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项目、重庆市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中(遗址位于29°33 ′13″N,106°34 ′46″E),通过使用筛选法、水洗法提取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的考古实践,成功提取到四川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贵州菊头蝠(Rhinolophus rex)等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在我国古代城市遗址考古中,第一次发现了四川短尾鼩骨骼.四川短尾鼩标本的发现和研究,确认该动物在宋代时期已进入西南地区城市环境中与人类伴栖,对研究该动物适应人类城市环境、分析古代城市生态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短尾鼩生态特征的综合分析工作,揭示出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古气候环境湿热;衙署庭院里具备有较大水源,有高大的阔叶树木遮荫,庭院地表面松软潮湿;衙署居室内采光偏少(光线较暗),可能有多种昆虫及软体动物会常进入人类居室活动;有多种小哺乳动物(如短尾鼩)伴栖于人类居室内、外,等等.该项研究工作,还从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提取、骨骼观测与鉴定方法等方面,为以后在动物考古中开展小哺乳动物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湖北郧西黄龙洞骨化石表面改造痕迹研究

湖北黄龙洞遗址出土有距今约10万年的7枚晚期智人牙齿化石,以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掘出石制品和骨制品等。本研究使用光学显微镜、超景深数码显微镜以及三维扫描仪等对该遗址骨化石表面具有明显改造痕迹的标本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参考国内外关于标本表面改造痕迹的认识,对痕迹性质(种类)进行鉴定。然后以鉴定工作为基础,对痕迹在骨骼表面的分布组合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痕迹研究结果支持了发掘者此前提出的关于黄龙洞骨骼堆积属于原地埋藏的研究结论,并表明:黄龙洞内古人类的狩猎与屠宰等活动,是造成洞穴内骨骼堆积的主要原因;当时古人类可能在居址附近猎获动物后,将动物集中到洞穴内进行过较细致的屠宰。居住在黄龙洞的古人类屠宰技术行为主要有:切割、刮切、砍斫和砸击等。大多数切割痕迹主要是为了剥取肉食,部分位于骨骺端的切割痕迹以及砍斫痕迹是肢解行为的结果,而砸击痕迹则与取食骨髓以及骨器制作的行为有关。与人工痕迹同时出现的动物改造痕迹还反映出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对人类遗留在洞穴内的骨骼有一定程度的再利用。     

甘肃张掖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出土木炭指示的树木利用和古环境

在2010年度甘肃张掖市甘州区黑水国西城驿遗址的发掘中,采用筛选法,在灰坑、房址、地层、沟和墓中罐子中共采集了38份木炭样品。对其中大于4mm的656块木炭进行了鉴定,656块木炭分别属于13种木本植物种属,有柽柳(Tamarix chinensis)、柽柳属(Tamarix)、沙棘属(Hippophae)、枸杞属(Lycium)、杨属(Populus)、柳属(Salix)、榆属(Ulmus)、云杉属(Picea)、圆柏属(Sabina)、沙拐枣属(Calligonum)、蒺藜科Zygophyllaceae和2种未鉴定的阔叶树及1枚杏核(apricot pit)。研究表明:柽柳属木材在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古代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用柽柳作建筑材料。古代居民有可能采集枸杞属、沙棘属和杏属树木的果实食用,可能用沙拐枣属和蒺藜科树木的枝叶做饲料。研究还表明,黑水国西城驿遗址三期古环境比一期和二期相对干旱。     

洞穴遗址保存环境的探测与研究--以桂林甑皮岩遗址为例

合理开发、利用并保护洞穴遗址是传承和发扬遗址文化的重要前提。文章以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为例,通过对遗址的探测与监测,在认识遗址水文地质单元和地下水特征的基础上,识别其在保存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保护遗址的可能措施,同时也为类似条件洞穴遗址的保护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甑皮岩遗址的三个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各不相同:核心保护区主要面临化学侵蚀的风险;一级保护区现有的保护手段缺乏多样性;二级保护区存在监测力度不够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下措施:(1)核心保护区应深入研究地下水和还原环境对文化层侵蚀作用的机制;(2)一级保护区应加强对污水排放的管理,增多保护洞穴遗址的形式和手段;(3)二级保护区应加大对环境指标的监测力度,管控保护区范围内工程的建设。由此扩展到一般性洞穴遗址的保护措施有:建立能够显示环境动态的长期监测体系;采用3S技术建立监测网络并辅助规划决策;规范洞穴遗址的勘查与规划管理;多途径提高洞穴遗址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公众的参与乐趣。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地处长江以南鄂东南丘陵地带的山间小盆地,其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新石器时期和西周早期,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又分为一期和二期,一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4500~4200aB.P.),二期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4200~3900aB.P.),西周遗存的年代主要是西周早期(3000~2900aB.P.),其整体面貌与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典型的土著遗存风格非常一致。2009年5月至9月,在发掘遗址的同时进行了土样的采集和浮选,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此次浮选共计采集样品22份,共发现了14611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大量的稻米(Oryza sativa)、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和极少量的杂草(weeds),此外还有少量的炭化稻谷基盘(rice spikelet base)。浮选结果显示,蟹子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西周时期均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西周时期有对粟进行利用。另外,该遗址新石器时代二期一处房址(T1831F1)集中出土了一批形态偏小的炭化稻米,这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稻种。蟹子地遗址是鄂东地区,以及湖北长江以南地区首个进行浮选并进行植物遗存研究的遗址,该研究结果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植物利用历史提供了新的数据。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的全新世猛禽类及其意义

记述了1997年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掘过程中首次在这里发现的全新世猛禽类标本,通过分类学的对比研究,这些标本被鉴定为苍鹰左尺骨、雕右跗跖骨和雕鸮右跗跖骨。这在先前陕西境内其他一些遗址中猛禽类的发现记载是少有的。它为研究泉护村遗址的古环境、古气候变化和推测遗址中出现的以猛禽类为题材的陶鸮鼎、隼形陶饰、陶器上出现的彩绘鸟纹提供了实物参考,并成为进一步了解全新世时期古人生活特点的依据。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动物骨骼表面微痕与人类行为特征

浙江跨湖桥遗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出土有大量哺乳动物骨骼,通过显微观测和统计,发现遗址动物骨骼表面有丰富的人工改造痕迹,并有家畜狗的啃咬痕迹等.其中人工改造痕迹的比重,达到所观察标本总数的17.57%.人工改造痕迹的显微特征、排列规律、分布位置等,反映遗址古居民已熟练掌握了剥...     

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

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史前经济和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中,有别于西方普遍采用的“遗址外”(off-site)研究模式,本文提倡一种以“遗址内”(on-site)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遗址所见大植物遗存,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模拟复原当时的植被分布,进而讨论遗址资源域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特点。第一个案例是长江下游的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6900～6500cal.aB.P.）,分析表明: 早期的水稻栽培活动是长期伴生于采集经济模式中的;  当时的采集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和强调储存性等特点;  这一时期聚落的选址会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步行一天的活动半径便可获得大部分植物资源,但也有一些资源分布于12小时半径之外,必须短期露营（可能与狩猎同时进行）方可获取。第二个案例是中原地区的颍河上游,分析以袁桥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聚落（6000cal.aB.P.）: 尽管 2～3 小时的步行范围内就有条件获取各类野生植物资源,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已经集中在更小空间范围内的作物栽培上。遗址资源域缩小、对小范围景观进行改造、聚落间产生土地分配和资源共享等社会关系问题——这些构成了农业聚落资源域的一般特点。比较两个案例,农业聚落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景观环境上发生的变化。遗址资源域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农业社会的产生、发展及不同生业社会与周边景观的互动关系。     

青铜时代早期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木材指示的环境和先民木材利用策略

阿敦乔鲁遗址是西天山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9世纪到前17世纪。从2011年阿敦乔鲁遗址试掘、 2012年开始发掘以来,在石板墓SM4-2和SM9的葬具上取到14个木材样品,在1个残、似杯状形器物上取到1个木材样品,在房址F1里取到6份木炭样品,其中大于4 mm的木炭有114块。经鉴定,墓葬中葬具木材分别属于云杉属(Picea sp.)和杨属(Populus sp.),残、似杯状器物为桦木属(Betula sp.);房址中木炭分别属于4种木本植物,有云杉属(Picea sp.)、杨属(Populus sp.)、柳属(Salix sp.)、水柏枝属(Myricaria sp.)和2种禾本科(Poaceae)植物。研究结果表明,距离阿敦乔鲁遗址较远的高山和隐闭山谷分布着雪岭云杉林,遗址周边的山地、丘陵有杨、桦林,河岸、沟谷有杨、柳和水柏枝灌木林,在较平坦的台地和坡地有禾本科的牧草;出土植物种类与现今相差不大,生态环境较干旱;阿敦乔鲁遗址先民对木材性质有一定的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木材利用经验,从较远的高山上采伐树体高大、笔直的云杉木材制作葬具和建造房屋;选用无臭、无味、色...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羊毛开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3个代表性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羊骨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当时家羊的次级产品开发状况。研究结果表明,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晚期、新砦遗址在新砦遗址二期与三期以及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羊,死亡年龄结构符合产羊毛的屠宰模式,说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仅存在以开发羊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经济,而且当时羊毛开发经济有一定的普遍性。3个遗址中,羊在动物群中数量的增加体现了养羊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与羊毛开发经济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显示在遗址不同时期羊的开发方式存在差异,暗示当时的都城遗址与一般遗址居民或不同社会阶层与人群开发利用羊的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山东曲阜林家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动物资源利用策略

林家遗址是在山东曲阜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聚落。本研究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570件岳石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动物群构成包括黄牛(Bos taurus)、羊(Caprinae)、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狗獾(Meles meles)和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作为补充。从动物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岳石文化晚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黄牛,家猪次之;排除掉特殊埋藏的完整动物遗存,家猪是中商时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其次是黄牛和野生鹿科动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岱地区,大多数遗址的先民主要通过饲养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构成相对比较稳定,包括猪、黄牛、羊和狗。只有少量商代遗址,如李屋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比例较高,且野生动物种属繁杂,这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遗址的特殊性有关。另外,林家遗址岳石文化晚期以黄牛为主的动物群特征可能与遗址的性质或发掘区在聚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初步研究

娅怀洞遗址是广西近年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4期,第一至第三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文以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鉴定其种属、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观察遗存保存状态和表面痕迹,对其进行尺寸和重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初步分析.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计27科19种(属).分析结果显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都包括有扁蜷螺科、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河蚬、鲤鱼、青鱼、鳖科、龟科、钝吻鳄科、鸭科、雉科、猕猴、猪獾、野猪、牛亚科、羊亚科和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等,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动物构成始终以哺乳动物纲中的鹿科和猪科数量最多,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一直以狩猎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水生的螺类、鱼类和爬行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骨骼发现率来看,存在有部分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遗址并非先民宰杀肢解动物的主要场所,遗址中的动物多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动物掌/跖骨及与之相连的腕跗部骨骼发现率普遍较高,且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可能与先民有意识选择鹿科动物该部位的骨骼来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大量出土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遗址动物群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生活方式和生业经济选择(定居和农业)的变化.     

陶寺遗址中晚期出土部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镇,距今4300~3900年。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陶寺遗址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史前至夏商时期城址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遗址。本文通过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陶寺遗址中晚期遗迹出土的21个个体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这些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平均值是0.711374(2σ=0.000680,n=21)。与以前建立的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比较可知,有6个个体可能在遗址当地出生,由此推测本地个体占总数28.6%左右;还有15个个体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在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以外,表明这些个体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生,推测外来者占总数的71.4%左右。由此可知,在陶寺文化中期至晚期的陶寺遗址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     

生石灰为掺料的土遗址裂隙注浆浆液结石体力学兼容性研究

裂隙注浆是目前土遗址裂隙加固领域的通用手段,浆液的膨胀性和结石体与遗址土体的力学兼容性成为注浆措施能否充分发挥封堵和黏结作用的关键。研究通过对9种不同配合比及水灰比的SH-(Ca O+F+C)浆液进行膨胀性与流动性测试,最终遴选出配合比CaO:F:C=3:2:5的3种不同水灰比浆液作为优选浆液,并通过对优选浆液连续间隔龄期结石体的强度测试确定了最佳养护龄期。而后通过热膨胀和不固结不排水三轴试验,得到了浆液结石体和遗址土体的线胀系数以及浆液结石体、浆液结石体-重塑遗址土和重塑遗址土3类试样的破坏模式、应力-应变关系曲线、抗剪强度参数与弹性模量。结果表明:浆液结石体和遗址土体的线胀系数数量级别相同,3组优选水灰比浆液结石体和重塑遗址土体力学行为一致,其中配合比为CaO:F:C=3:2:5、水灰比为0.50的浆液结石体与重塑遗址土力学兼容性最佳。     

河南省内黄县河流地质考古研究

河流地质考古学是基于地层研究河流和考古遗址之间关系的学科.近年来我们在河南省内黄县开展的河流地质考古研究揭示了黄河复杂的演化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古代人类活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2010~2016年我们在河南省内黄县3个全新世遗址(岸上、三杨庄和大张龙村)的地质考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研究区域内遗址的地层记录表明,许多考古遗址被深埋于地下,并可能影响了3000 a B.P.以来的河流沉积过程.我们在岸上遗址发掘了A、B、C、D共4处青铜时代的沟渠遗迹,这些沟渠的堆筑可能影响了后期的沉积过程并导致了遗址周边微地貌的改变;在三杨庄遗址识别出了多层不同时期的人为古土壤,包括新石器晚期、战国时期、汉代和唐代;在大张龙村发现了北宋时期黄河泛滥沉积物,其沉积过程可能受周边村落遗址的影响.根据测得的14C年代和沉积层厚度,本研究进一步对这3处遗址的沉积速率进行了估算,并与前人对华北平原沉积速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这3处遗址所显示的沉积速率自3000 a B.P.开始显著增加,与对早期历史时期黄河河道沉积速率的估算结果相吻合.因此,基于遗址的地质考古研究能够为探索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大量信息.未来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基于考古遗址的河流地质考古研究,以深入探讨华北平原的自然沉积过程与文明演进过程之间的关系.     

江苏江阴祁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地层研究

江阴祁头山遗址区有厚达 2 4 8cm厚的马家浜文化层。对该遗址地层的孢粉、微体古生物沉积学和环境磁学分析表明 :江阴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经成陆 ,此时海岸线分布在该区以北 ,江阴北门外护城河北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可作为证据之一。剖面磁化率分析结果表明马家浜文化期间温暖湿润 ,适宜的气候促使人口急剧增多 ,稻作农业得以起源并迅速发展。马家浜文化层之上出现间断现象 ,可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4 0 0 0 a BP前后普遍存在的特大洪水所致。该时期洪水可能威胁先民的生存 ,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由于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 ,先民可能迁居他处 ,寻找适宜生存而不受洪水威胁的区域生活 ,由此形成了马家浜文化和近现代之间文化间断现象。     

白龙洞古人类遗址三维数字模型的建立与初步分析

湖北白龙洞古人类遗址是中国较有影响的更新世中期古人类遗址之一。本项工作通过使用日本宾得公司产RS-202N免棱镜型全站仪及美国Autodesk公司产AutoCAD2006计算机软件等,实地采集白龙洞遗址地貌和洞穴形态三维数据,使用计算机建立起遗址地貌数字模型和洞穴居址数字模型。通过数字模型进行多视角观察、分析,认识到这种方法可以实现以三维空间的形式保存和处理多种考古遗存信息,能够提供古人类遗址三维动态的观察视角,以及提供多种用途的遗址三维分析数据和考古专题图等。白龙洞遗址数字模型的测量和观察分析认识到,白龙洞遗址古人类（直立人）具有对洞穴高效开发利用的能力,并且具有在洞穴空间较为高大的区域集中活动的特点;  还可能具有在洞穴内部使用火进行照明的行为;  在居址选择上,白龙洞古人类已经具备对低山地区复杂地貌、开阔视野、干燥居址与近水环境,以及石料集中地和多元食物生境的适应性选择。此外,分析工作还显示洞穴遗址内部堆积物,除古人类活动遗留外,其他土状堆积物的来源可能来自于洞穴内部裂隙。白龙洞遗址数字模型的建立与初步分析,是国内将三维数字模型技术应用于古人类遗址研究的首次尝试。该方法对于获取更多遗址研究信息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古人类遗址具有重要作用。     

河南三门峡水沟—会兴沟旧石器遗址的黄土地层研究

水沟—会兴沟遗址是黄土高原东南部三门峡盆地的一个代表性旧石器遗址,传统上将遗址文化层上覆较厚的黄土层看作是"红色土",而认为文化层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在对遗址的会兴沟剖面进行野外考察和地层划分基础上,通过对剖面磁化率曲线的测量及与不同黄土剖面土壤地层和磁化率曲线的对比,证实遗址剖面上部的黄土地层包括了S_0~S_8的黄土-古土壤序列。遗址文化层位于S8以下约10m处的河流相地层中,因此其年代必定早于S_8顶部的轨道调谐年龄,即0.8Ma。因为遗址文化层出现在黄河第四级阶地的河流相地层中,而河流相地层是在L9形成时的冰期环境下河流沉积作用的产物,其轨道调谐年龄为0.86~0.95Ma。据此推断该年龄即是遗址文化层的形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