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空间差异及其人文影响因素分析

以1996-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对我国3大地带及地带间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绝对差、相对差进行了测度,表明3大地带内部及地带间的相对差和绝对差都很大且存在扩大的趋势.区位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区位熵大于1的省域集中在东部,西部区位熵普遍偏低,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域的区位熵都在0.5以下的极低水平.对主要人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表明:地面交通线路密度与经济、社会诸多因子的相关性都很强,其中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性最强,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负相关性较强.     

都市边缘区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20世纪90年代广州白云区为例

基于ArcGIS、SPSS分析平台,以广州白云区为例,对农村集资房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Arc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时空演进由“点状”发展走向“交通线状”蔓延,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对交通干线的依赖性明显;2）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农村集资房项目相对所属镇街行政中心的空间集聚效应由于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通过SPSS数理分析发现：1）农村集资房市场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农村集资房开发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相伴相随;2）政策是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左右着农村集资房的发展方向。政府力（权力）、市场力（资本）和社区力（抗争）等3种力在不同时期作用方向有所不同,推动着农村集资房的形成与发展。     

“区位”教学中存在的四大误区

正区位是经济地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有两层含义:其一,它专指人类布局或设计的事物;其二,它是指人类活动的空间位置及其与外部的空间联系和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意义。[1]高中阶段涉及区位教学的知识有人口、聚落、工农业、商业、交通、旅游等。区位分析能力不     

中国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空间差异及变化

运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对我国三大地带及地带间地面交通线路密度的绝对差、相对差进行测度,发现三大地带内部及地带间交通线路密度的相对差和绝对差都很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区位熵大于1的省域集中在东部,区位熵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呈优势递减。地面交通线路密度与多数经济、社会因子的相关性都很强,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性最强,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负相关。主成分回归分析表明:三大主成分与地面交通线路密度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各因子的作用大小不同。针对地面交通线路密度与城市化水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等典型影响因素的正、负相关性,探讨其成因。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中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教育POI设施数据,利用ArcGIS比较统计地图（Cartogram）、核密度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对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对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约占65%,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高值区域与城市群所在区域较为吻合,低值区域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东西部基础教育资源绝对数量差异明显。学前教育服务人均数量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也存在部分低值塌陷区,相较于中小学,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突出。小学和中学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的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区域在东中西地区均有分布,综合而言,地区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人均数量均等化优于绝对数量的均等化状况。常住人口、第三产业比例、建成区面积是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湖北省旅游经济的空间非均衡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6年湖北省17个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差、首位度、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和区位熵等方法分析湖北省区域旅游经济的绝对非均衡性、相对非均衡性和比较优势,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模拟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湖北省各市州之间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不断增大,相对差异较为稳定,鄂西的比较优势突出;(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程度是造成湖北省各市州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3)由于旅游需求的变化,旅游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对湖北省旅游经济空间非均衡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区位知识的进一步探究

工农业发展及变化,可以从区位因素、区位变化的角度分析。这是对高中地理主体理论“区位”知识的学以致用,在思维方式的培养、考向的把握上更有意义。     

地域分工与区位优势

地域分工和区位优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形成了区域开发或城市规划工作必须遵循的依据。本文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俄林和巴朗斯基的地域分工学说作了历史性回顾;然后,提出了区域和城镇区位优势表现的完整体系,包括以下四对即有形和无形优势、绝对和相对优势、局部和全局优势以及空间和时间优势;文章结尾探讨了地域分异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机制问题。     

甘肃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酒泉市和嘉峪关市的41家工业企业,收集了大型工业企业的资料,了解影响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研究表明:韦伯工业区位论强调的成本因素和当地市场是影响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因素是临近原料地和优惠政策;远离大经济中心和经济发达区的相对区位劣势制约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虽然只有少部分企业认为水量、水质和水价是企业选址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分析认为,水资源短缺对当地工业发展有不利影响,而受访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间接影响;相较其他城市,酒泉市企业选址中集聚经济因素的影响小。     

中国游艇俱乐部区位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游艇俱乐部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探讨游艇俱乐部的区域宏观区位特征和城市微观区位特征,并揭示出区位特征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中国的游艇俱乐部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广东、海南、山东、上海和浙江等地的游艇俱乐部综合能力较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是游艇俱乐部的主要聚集地,纯游艇俱乐部和地产型游艇俱乐部为主要载体,有泊位的与无泊位的俱乐部在区位上高度重合。影响游艇俱乐部区位的因素既包括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经济水平、旅游业发展、上游游艇制造业,也包括游艇产业相关政策及区域海洋文化等因素。     

论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形成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但这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单纯的“政策说”可以完全解释的，其中，地学因素是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所谓地学因素指人地关系中的“地“要素以及人地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基础；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本文从强调地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应起到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分析论述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并基于对地学因素的分析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     

湖南省民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自相关、特征价格模型、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对湖南省民宿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展开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民宿价格集聚效应相对较弱,集聚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核心景区及其周边。高值区分散分布于张家界中部以南地区,常德市中部地区,岳阳市东部,长沙市中部,湘潭市西北部,邵阳市、衡阳市、永州市三市交界处,永州市南部和郴州市中部小范围区域。（2）民宿的自身属性对民宿价格影响显著,其影响与区位环境因素中的景点因素呈现不同趋势。（3）民宿的建筑环境因素对民宿价格影响较为显著,民宿配套设施的完备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民宿价格的高低。（4）消费者更加偏好兼具体验感与娱乐性的民宿,且经营主体对民宿价格的影响有限。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掌握原则和方法 突破重难点

农业区位是人文地理当中的重要内容,历来是教学和学习的重点;在高考考纲中就明确要求掌握影响农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具体还要求学生了解影响农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分析影响农业的主导区位因素与限制区位因素、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运用农业区位分析的一般原则,分析具体区域的农业区位因素,掌握农业区位的分析方法。那么,如何突破农业区位重难点,使学生能轻松掌握并熟练应试呢?笔者总结归纳了农业区位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时空特征分析

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GIS技术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起伏发展．两极分化显现；（2）在空间上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以西北部为中心，向东南递减的核心圈层结构；（3）经济发展现状水平与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呈明显的相关性，现状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一般都较高。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成因，从区域发展战略、资源条件、区位、投资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揭示，最后提出了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佛山市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传统制造业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以全国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为例，探讨其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7年，佛山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呈现出“主核心区+次核心区+周边分散”的空间模式，各级聚集区的面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集聚程度加强。（2）佛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处于持续聚集的阶段，但是镇（街）之间出现空间差异，南海区与顺德区集聚水平高于佛山市整体水平且持续增长，形成高-高集聚区。（3）在影响因素方面：政策扶持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产业集聚是基础，区位环境关联度较低，高校和人才资源的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