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部大开发与国防建设

根据我国国土形状呈三叶螺旋浆形的特征，指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行政管理均应实行中心辐射型结构模式，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措施，将经济区以国防功能区分为核心经济区，纽带经济区，支撑经济区，有序建成这三类经济区，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我国的战略防御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研究。根据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确定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区;通过外贸货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信件流等流量流向分析,概括了3大核心区的内向型和外向型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北方区、东中区和南方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空间组织形成许多新的认识。这一研究对于各地区经济联系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解读海峡西岸经济区

2004年1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作者基于对中国宏观城市地理结构的研究,提出过一些类似的思想.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3个阶段的认识来解读海峡西岸经济区.早在1988年,作者在中国沿海6个都市连绵区的假设中,已经认为闽东南具有形成都市连绵区的潜在条件.在全国一级城市经济区的研究中发现,福建既不是长三角的紧密腹地,也不是珠三角的紧密腹地,而是它们二者共同的竞争腹地.在全国二级城市经济区框架中,福建省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二级经济区.作者的研究和观点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支持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最后对福建省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安徽沿江经济带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以８０年代ＴＭ卫星影像及各种研究资料作为基本信息尖，反地壳稳定性作为一级工程地质分区的基本依据，亚区的划分则综合考虑了地貌条件、岩土体分布及工程地质特性、地面稳定性等因素，将安徽沿江经济带划分为３个工程地质区、８个工程地质亚区，并分别就其工程地质条件进行评价。     

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本文以淮海经济区126个县为研究单元,以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为研究时间截面,以淮海经济区所辖20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为数据源,综合运用SPSS和ArcGIS软件,分析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间演变后发现:1995-2005年淮海经济区的县可分为发达型、较发达型、中等型和滞后型;淮海经济区整体发展比较滞后且经济发展差异有拉大的趋势;苏北、鲁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豫东、皖北,2000年后鲁南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苏北;皖北一直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的低谷;淮海经济区约30%的县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在此基础上,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把淮海经济区分为中部发达区、南部较发达区、北部较发达区和西部滞后区。最后,从打破行政区边界壁垒、启动淮海经济区区域规划、建立全国统筹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对淮海经济区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县域城镇体系结构定量化研究——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

以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为基础,GIS为主要平台,通过改进断裂点模型,实现了对科左中旗城镇体系结构的分级以及经济区的划分。首先,提出了以城镇中心性强度代替城镇人口规模并结合加权Voronoi图的模型改进方法。然后,通过引入加权平均距离摩擦指数、成本加权距离等概念,建立并完善了中心性强度计算的指标体系。利用所得的中心性强度值并结合当地实际,将研究区的城镇体系结构划分为中心镇、二级中心镇以及一般镇3个级别。最后,通过比较常规Voronoi图与改进Voronoi图两种空间划分方案,最终确定以各城镇中心性强度的平方根为权重的改进Voronoi图的空间划分方案作为研究区城镇辐射范围的划分依据,再通过逐步合并与搜索,得到科左中旗的经济区划分方案,即以中心镇为主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     

我国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时空差异探讨

本文以我国陆域三大经济区为空间尺度划分海洋经济区域,在采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定量分析海洋经济省际差异的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对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总体差异进行区际结构分解．比较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内部海洋经济差异及区际差异,探究海洋经济差异的内部机理。并运用基尼系数分析三大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最后,总结我国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差异的动力机制。     

中原经济区城市相互关联的时空格局研究

运用SPSS和Arc GIS分析技术,从城市职能互补和水平联系两种关联机制入手,对中原经济区2004,2009,2014年城市之间相互关联特征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各个城市之间职能互补性不强,且城市潜在的职能互补性不断减弱,多数城市趋于综合化发展,九大职能部门中仅采掘业表现出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其他职能部门均趋于综合化发展;(2)水平联系格局以郑州和邯郸为中心,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大于其他两类区域(中原城市群以外主体区和中原经济区非主体区),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3)从经济因素、区位因素、政策因素3个方面对中原经济区城市相互关联格局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我国大经济区的研究与实践

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我国经济区一直未能正常、稳定地形成和发展,是认识和体制上的障碍。划分大经济区要着眼远景发展方向;照顾自然区域单元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协调性;考虑经济结构相对完整和专业化特点突出,要有大的经济中心和统一的交通运输网络;适当照顾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等原则。对比众家方案,从而提出把我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新疆、西藏九大经济区的新方案。     

基于可达性的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空间结构演变

从影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交通因素入手,在其变化过程中探讨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结构的演变。以可达性作为度量沈阳经济区交通因素优劣性的指标,通过对1992,2000和2011年3个时段的交通数据计算,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可达性,并通过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结构的叠加分析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的发展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空间结构中心极化明显,内部圈层中心地体系完整,发达程度高,主要交通轴线上的中心地数量及规模发展较快。在交通因素主导下,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相互作用强烈,并引导中心地视图向点轴与圈层相融合的蛛网模式演变。     

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② 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③ 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基于多元要素流的珠三角城市群功能联系与空间格局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热点网络开放大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联系强度和作用方向进行测算与评价。借助赋值法分别对四种要素流的总量进行打分,以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作为空间层级划分依据,提出关于“点—线—面”的空间互动格局,进而探索珠三角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规划。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各要素流的联系强度上看,城市间的等级划分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说明四种要素流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各要素流的作用方向上看,广州和深圳多作为区域内其它城市的首位空间联系城市,说明各要素流通常指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达性较好的城市。②从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功能互动表现极度不平衡,一是中心城市占据了要素流强度的绝大部分,其余城市仅占据极小部分流量,两极分化严重;二是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东岸发展水平明显要强于西岸发展水平。③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虽然在区域内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是针对江门、肇庆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强度仍有待提升,说明还需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布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穗深港物流业及其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代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根据1990-2007年广州、深圳、香港物流业和3地的GDP、珠三角经济区GDP以及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城市群GDP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原理,借助计量分析软件Eviews4.0进行分析,发现穗、深、港物流业及其与当地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之间具有明显的协整性,从统计意义上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就此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为进一步研究物流业与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促进区域物流合理化提供依据.     

环珠江口与环东京湾地区产业发展及环境比较

对中国环珠江口地区和日本环东京湾地区在地理、产业发展及环境问题等各方面作比较研究,重点阐述了两个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其环境的影响,借鉴东京湾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环珠江口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分析珠三角和泛珠三角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同心圆结构的基础上,指出了环珠江口区产业发展的趋势,提出该地区产业布局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     

20世纪末广东省三大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改进密切值法的扩展应用

大气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是一个城市环境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改进的密切值法是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通过对1991-2000年10年间广东省三大城市——广州、深圳和珠海的大气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发现20世纪末，大气环境质量最好的是珠海市，最差的是广州市。与广东省平均水平相比、三大城市中。广州市污染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空气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来看，自1997年开始，三大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趋于好转，为新世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珠江三角洲九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分析

运用乌尔曼的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结合珠江三角洲九城市的旅游发展实践,分析了九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3个基本条件:城市旅游功能的互补性、城市旅游要素的可转移性和区域旅游发展的中介机会,以及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两种主要形式:旅游者流和普通旅客流,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策略;最后运用有关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九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强度进行了测定,包括九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旅游经济隶属度(珠三角其余六城市对广深珠三城市)、城市旅游吸引范围等,以深入把握珠江三角洲九城市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状况。     

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性的空间效应

借助可达性分析模型,以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为案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覆盖度指数、经济潜能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后对珠江两岸地区可达性的影响和空间分布,并采用可达性变化均衡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对区域可达性公平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深中通道建设将显著提升珠三角区域南部的可达性,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可达性提升高于东岸地区。中山市、珠海市 1 h 等时圈内的人口增加最大。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西岸的中山市和江门市的经济潜能得到较大的增长。中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内部可达性呈现均衡化趋势,可达性公平性得到提升。最后,提出了完善深中通道周边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和推进珠江口两岸产城互动融合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空间经济持续发展初探

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再造广东新优势的龙头,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建设是它的突破口。文中对珠江三角洲东,西部增长极进行比较,针对存在问题,调整增长极的发展轴,重点培养珠海,澳门,中山,江会４个增长极,构造西江一崖门经济走廓和广珠澳铁路沿线工业,商贸带两条发展轴,并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带,优化空间经济布局,促进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持续发展,从而增强珠三角和广东经济发展后劲,振兴珠江流域经济。     

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年和2010年的Top1、Top5和Top10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