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比较

文章运用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海洋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类,对比分析了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从沿海地区整体来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在试点城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非试点城市;在环渤海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经济激励型不显著;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命令控制型不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加大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影响研究

海洋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是发展海洋经济、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考察不同类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同时借助门槛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其非线性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提高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存在边际递增规律;(2)海洋科技创新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发挥促进作用;(3)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作用的发挥存在基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单一门槛效应;(4)产业结构对市场型环境规制和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回归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未来有关部门应适度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力度和海洋科技创新,助力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18年中国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综合政府主导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利用熵权法得到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结合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在长江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沿海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海洋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可以影响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深化环境规制改革和强化技术创新两方面提出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洋科技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海洋科技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联动显著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海洋劳动力投入对海洋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联动显著促进东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经济发展且促进作用东部大于北部,但对南部海洋经济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建设海洋人才队伍以及升级对外贸易结构。     

广东沿海经济带海洋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环境库茨涅兹理论构建广东沿海经济带主要海洋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的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海洋环境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并采用熵变方程法进一步描述海洋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沿海经济带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海洋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增加,其中珠三角是海洋污染物排放的主体区域;广东沿海经济带海洋环境与经济增长的EKC曲线因主要海洋污染物类别和地区的差异而呈现线型、"倒U"型、"N"型和"倒N"型等不同形式,整体海洋环境污染与人均GDP的拟合趋势表现为单调递增的线性变化,海洋环境污染程度随经济增长而显著加剧;广东沿海经济带海洋环境与经济增长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相反;亟须优化调整广东沿海经济带的产业分工布局,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制度保障,构建和完善海洋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制。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基于我国沿海地区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为促进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科技创新的协调发展,本研究利用我国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关系是否支持“波特假说”,进而采用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海洋科技创新变量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波特假说”在海洋领域更多适用于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其所强调的严苛环境保护政策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路径是增加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项目,进而强化海洋科技课题应用成果;未来应加强和规范海域使用金的征收和使用管理,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以及科学选择环境规制工具和合理确定环境规制强度。     

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18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借助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重路径,海洋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促进海洋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海洋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海洋经济增长;(2)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海洋经济增长,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3)人力资本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北部海洋经济圈的促进作用更强。未来应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升级。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驱动因素的时空差异特征

海洋交通运输业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也是消耗能源最多的海洋产业之一,节能减排对推进海洋交通运输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海洋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驱动因素,文章构建模型计算2001-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交通运输业的运输周转量、能源消耗量和产业增加值;建立LMDI分解模型,分析能源强度效应、运输效率效应和产业规模效应对海洋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耗的影响较小,运输效率是能源消耗降低的主要驱动因素,产业规模是能源消耗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时间差异上,能源强度效应呈波动状态,运输效率对能源消耗降低的驱动作用以及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耗增长的驱动作用均逐渐增强;在空间差异上,总体上由北向南,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耗增长的抵消作用逐渐增强,运输效率对能源消耗降低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耗增长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风险管控能力研究

随着海洋开发和利用的不断深化,海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海洋溢油、有害赤潮、海岸侵蚀、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风险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海洋生态安全,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文章选取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产生危害较大的海洋环境风险,详细分析了我国海洋环境风险现状及其发展态势,并从环境监测和风险控制两方面深入探讨了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管控能力的发展现状。通过与国家需求相比较,提出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明确未来我国海洋环境监控与风险控制的重点与方向。     

辽宁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是我国当前研究的两大课题。以海洋资源利用为视角,运用协整理论分析2005-2015年间辽宁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协整关系,辽宁省海洋经济增长是渔业产值和海洋资源利用效率的格兰杰因;海洋经济增长率每提升1%,相应的渔业产值增加1.23%,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将提高约0.24%;利用ECM误差修正模型,预测了辽宁省2016-2020年间海洋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时的渔业、船舶制造以及滨海旅游总产值,逆向推演了基于海洋环境承载能力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适宜速度。     

海洋资源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为提高海洋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以及实现海洋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机制分析和检验,从非线性效应角度分析海洋资源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洋资源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海洋资源的扩张消费具有一定的经济代价,在不同的门槛区间,海洋资源要素消费的经济代价程度不一;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海洋领域、提高海洋科技水平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都将显著降低海洋资源消耗的经济代价;亟须通过政企合作、培育优势海洋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以及促进海洋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等方式,突破海洋资源约束"瓶颈",提高海洋资源要素的投入报酬率,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为深入揭示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及其影响机理,促进我国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文章构建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2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辽宁为实例,利用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的协调度及其演化趋势,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海洋科技创新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驱动路径,以此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6年辽宁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分为中度失调衰退、严重失调衰退、中度协调发展和良好协调发展4个主要阶段;海洋科技创新通过海洋资源水平、海洋经济规模和海洋经济结构对海洋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海洋经济规模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间接效应,即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未来应统筹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扩大海洋科技的投入和产出,积极培育海洋科研人才和新兴海洋产业,注重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发展港口经济。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增速放缓,依靠简单的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海洋产业的需要,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既是拉动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方向。文章选取2009—2021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以及2009—2019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产业经济数据,研究了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以及协同影响,并建立了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科技创新水平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门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海洋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这二者的协同效应也能够激励海洋经济水平的提升;科技创新促进海洋经济水平增长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存在,跨过门槛值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水平的促进影响程度会大幅度提升。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

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效率提升的关键,因此,科学合理地配置海洋要素资源,提高海洋经济效率,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经之路。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2006—2016年海洋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及海洋经济效率,并构建计量模型来探究海洋要素市场扭曲与海洋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不同海洋经济圈内,海洋要素市场扭曲对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其产生原因。最后,利用反事实检验进一步估算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海洋经济效率的缺口。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期间,中国海洋资本、劳动及总体要素市场指数均大于1,呈现负向扭曲状态。从省际层面来看,沿海11个省区市的资本要素市场均为负向扭曲;劳动要素市场除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为正向扭曲外,其余为负向扭曲;总体要素市场扭曲省际差距并不明显,其中上海、广东海洋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轻。(2)从全国层面看,要素市场扭曲明显抑制了中国海洋经济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海洋区位优势对海洋经济效率的提升有显著推动作用。从三大海洋经济圈来看,要素市场扭曲对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北部海洋经济圈要素市场扭曲对海洋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东部海洋经济圈要素市场扭曲对该地区海洋经济效率呈负向作用,但在考察期间并不显著;南部海洋经济圈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其海洋经济效率的提升。(3)海洋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海洋经济效率损失缺口呈波动下降趋势,若消除海洋要素市场扭曲,海洋经济效率损失将平均减少66%。     

三大海洋经济区的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海洋产业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巨大,各地区海洋经济差异显著。文章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对1996—2015年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的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进行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对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996—2005年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剧烈,2006—2015年趋于平稳。三大海洋经济区中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总体变动较大,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小。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1996—2005年海洋第一产业贡献能力明显,2006—2015年海洋第三产业贡献能力最大,第二产业次之。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对快速增长的海洋经济做出可靠的预测,可以深化对海洋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确定海南省海洋经济增长前景和目标、制定海洋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参考意义。文章在对比不同预测方法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的数据基础,遴选出灰色系统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作为预测工具,对海南省海洋生产总值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①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灰色系统模型在海南省海洋经济预测方面更为有效。②目前海南省海洋经济正处于成长期,未来10年仍将保持快速增长。③根据预测结果,到2025年海南省海洋生产总值将达到3 340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