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限制性分析——以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社区为例

当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从文化方面深入分析。本文在建立文化限制性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依附型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并非呈线性发展,遗产地社区20余年来的旅游发展经历了“搭便车”参与、中期的自发组织性参与到目前发展陷入困境等阶段（;2）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的阶段性发展困境中,文化限制性因素尤为突出（;3）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变化是由地方的社区参与意识、社区参与能力、社区参与领导力、社区参与凝聚力以及社区参与集体行动力等若干文化限制性因素所致。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状况的深入评估,为分析文化限制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地方政府旅游政策的制定以及“乡村振兴”等具有参考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地方重组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

全球化是推动乡村地方重组的重要因素,但国家政策深刻影响乡村地方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与景观。立足已有研究,围绕“全球化-国家乡村政策-乡村地方重组”之间的关联,通过梳理全球化与中国乡村政策演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乡村政策的地方实施过程,总结乡村地方工业化、休闲旅游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典型重组类型及其面临的不确定性。认为早期农村改革耦合全球化引致的城镇化进程,解决了农村温饱和人口“过密化”问题,推动部分乡村工业化,参与国际分工;持续的深化改革与地方动员,加快了先进技术和生产要素的应用,促进了农业规模化与专业化,并嵌入国际市场;乡村旅游的兴起,促进部分乡村复兴和国际元素的进入。农业收益的增长与稳定、老年农民有序退出以及新业态的就业容量将是乡村振兴的潜在制约因素。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方乡村性研究进展

在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性研究的社会、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性的社会建构流派及其对中国乡村转型与乡村地理研究的启示。社会建构流派将乡村性看作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与产物而非先存的事实,重点关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差异性。由描述性流派、乡土流派向社会建构流派的过渡可以看作是从关注乡村性物质层面转向想象层面,由追求乡村性的本体、核心机制向探索乡村性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从追求“乡村性是什么”到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认识乡村性”“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乡村性话语和体验”。而目前的中国乡村性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性指标及其模型建构,相关研究对于各级政府全面地了解现存的乡村问题并合理地制定乡村发展、复兴政策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西方乡村研究中,乡村性指标由于暗含线性发展观、无法解读乡村变迁的机制和过程而饱受批判。在中国乡村急剧变迁的今天,现代化乡村发展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霸权话语对部分农村、农民的边缘化基本没有提及。在这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乡村性社会建构流派对于解构乡村性主导话语、揭示乡村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与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

社区居民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社区居民越来越被整合到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之中, 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将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感反映了人与地方的特殊情感联系, 对于深入理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地方感作为理论切入点, 以发展期望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地方感-发展期望-影响感知”理论模型, 并以安徽省天堂寨作为实证案例。结果表明, 地方感较强的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赋予更高的期望, 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能力更强。发展期望在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中具有积极的中介作用。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是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处于旅游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国内外乡村记忆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中,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重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方的文化将突破时空界限,在广域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互动。本研究对1990至2017年国内外有关乡村记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果发现：①记忆是多学科的研究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不同于国外重视对地方、景观等记忆的空间感知研究,国内更关注人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感依恋。②乡村记忆作为一种地方性表达,在理性语境中与全球互动融合的同时也逐渐消解,急需进行保护与传承。③本文尝试从范式、视角、尺度、理论、内容和方法层面初步建立乡村记忆地理的研究体系,未来研究应从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理学主导的学科交叉、构建理论体系、拓展全球-地方视阈内容集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等方面加以深化,以期为乡村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

从游客视角出发,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游记进行质性分析,探讨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促使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过程受到集体记忆感知、旅游体验、情感依恋、功能依恋、依恋行为和文化特性6个主范畴的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感知是产生地方依恋的心理归因,也是游客体验文化旅游地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的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共同作用于游客的依恋行为;文化特性调节了集体记忆感知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Analysis of rurality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北大核心CSCD

乡村性既是乡村宏大叙事的认识论,也是引领乡村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旅游要素的注入使得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具有区别于普通乡村的特性。论文基于传统乡村、快速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历程,从乡村区域功能、政治经济学、乡村整体建构等视角回顾了国内外乡村性相关研究。基于“要素构成—基本属性—重要特征”的概念分析逻辑,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进行解析,论文提出：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是旅游影响乡村重构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地方意义所在,从需求主体角度体现为旅游者对乡村的认知与情感,从乡村发展角度体现为多元主体在特定乡村地域空间情境下持续开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结果表征,具有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及景观等基本属性和空间维度的地域性、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价值维度的体验性等主要特征,需置于“我者”与“他者”、城市性与乡村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商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论文构建了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概念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层面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任何空间都是社会的产物。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政策的驱动下,中国乡村空间正在发生剧烈重构。乡村空间研究作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多方法的特点,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研究图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论文对国外近40 a的乡村空间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国外学者从物质、想象和实践等层面诠释了乡村空间的内涵,并通过建立“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强调了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引入了生活空间,构建了较为系统的乡村空间研究架构。在理论视角上,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经历了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建构主义3个阶段;在时间的演进上,实现了由生产主义空间研究到后生产主义空间研究的转换;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了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多重叠加。国外乡村空间研究实现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从静态单维空间到动态多维空间的转变,启示我们对乡村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中国乡村空间建设要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乡村空间的多功能性、尊重乡村空间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恢复乡村空间的意义生产功能。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反思：基于2015—2020年中英文文献分析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和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的迅速发展相一致,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主要在21世纪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景观、地域文化、文化现象的传播与扩散等中国文化地理学各基础领域。最近,有关空间的文化研究,如空间的符号与表征、地方与认同、空间的生产,以及对城市的聚焦、与社会、经济的交叉等成为新的研究趋向,呈现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的应用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如旅游研究与规划、城市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研究与规划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景观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特色,是未来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     

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演变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重塑中国现有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格局并形成城乡人居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科学界定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侧重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基底;并围绕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质量测度,遴选影响人居文化环境变化的关键人类活动因子,构建由目标层、系统指标层、目标分解层与具体指标层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景观生态理论,借助Delphi及AHP法和ArcGIS平台探析2005~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呈现差异化上升的趋势。宜昌、长株潭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一直处于优良级别,武汉、南昌两大省会所辖乡村地区发展迅速,衡阳市、常德市等传统工业基地已由优良等级逐步降为较差或恶劣等级。②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及子系统质量的演变并非完全同步。人居物质文化是人居文化环境系统演变的基础,直接带动了人居制度文化的优先演变,人居精神文化环境滞后于人居物质、制度文化环境的演变。③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演变由政府体制机制扶持保障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支撑多元主体需求力、农村公共设施服务力“四轮”共同驱动。     

旅游开发中的古村落乡村性传承评价——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为例

古村落乡村性传承是存续地方本土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乡村性传承是古村落旅游开发的重要问题。考虑古村落旅游影响、乡村性特征随社会发展的必要性等趋势,构建古村落乡村性传承评价层次分析模型,评价因素包括乡村建筑、乡村文化、农业经济、乡村社会和乡村环境5个方面。案例分析以爨底下村为例,评价其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乡村性传承情况,评价结果显示爨底下古村落的建筑、环境、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等方面的乡村性传承良好,但传统乡村经济特征传承较弱。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

在梳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的学术探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发展地理学分析框架,建立了由经济地理资本、社会地理资本、文化地理资本、生态地理资本和政治地理资本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处理集成方法和技术流程,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实证研究显示：① 地理探测可以确定作用地方贫困的主导地理资本,各主导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L_{A, P} ≥ 0.15;② 在不同主导地理资本作用下,5个单维地理资本指数及其合成的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地方分异明显,存在阻隔和时滞特征;③ 贫困的地方分异可分为经济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4大类共7小类;④ 立足发展特征,挖掘地方动力,提出不同贫困分异类型的地方治理对策和模式。乡村振兴和2020年的减贫转向,应重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扩散、空间整合的综合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提供发展地理学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