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21世纪以来非洲跨国移民空间格局及其对FDI影响

运用ArcGIS软件与DPS软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与《非洲统计年鉴》等,分析21世纪以来非洲跨国移民空间格局及其对FDI影响,结果表明:基于目的地国、原籍国的跨国移民分别集中于北非地区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前者呈现以\"摩洛哥-埃及-苏丹\"为中心的集聚格局,而后者先以科特迪瓦最为集中,随后逐渐被南非所取代;北非地区F...     

在韩中国朝鲜族社会网络地理特征对其中国认同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在流动到其他国家后,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会因为迁入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已经毋庸论证,人们需要知道的是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和机制为何。在当今世界中,要破解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将影响国家认同的机制做细致分解。研究组设计了一般性分析框架,将社会网络之地理特性作为影响因素,旅居海外公民的母国认同作为影响结果,再以之分析在韩国的朝鲜族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认同变化做一个基本的评价。分析结论是:在韩朝鲜族社会网络的三个地理特征对他们的中国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一是近年在韩朝鲜族的业缘网络对中国的覆盖度不断增加;其二是家庭长者作为亲缘网络中的核心人物位于中国;其三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地理学视角有助于更清晰地分析国家认同。未来需要分析在韩朝鲜族对哪个国家的认同更强,这对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或许更为重要。     

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以四川盆地为例

婚姻迁移是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婚姻迁移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演变。本文以四川盆地为例,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主要特征,表现出通婚的地域范围在各个时期发生着不同形式的变化,总体上呈随时代发展逐渐扩大的态势,地理环境、文化程度和从业状况与婚迁距离有密切关系,经济因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探讨了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认为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国家社会政策、经济利益诉求、空间距离阻力、婚介手段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     

基于ESDA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实证,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等指标和方法,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各主因子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呈现趋同集聚,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其他因子,相近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集聚对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更为显著;各主因子都存在不同于全局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存在显著的\"热点\"和\"冷点\"地区,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呈现出更为明显的\"热点\"和\"冷点\",具有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特征。相关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选择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的空间迁移模式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各地政府发起的人才争夺战日益白热化,中央政府也一再强调应当引导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人才社会性流动.基于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和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毕业生择校迁移与择业迁移模式并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表明:①南京市高校毕业生中近84...     

老龄化背景下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以三亚为例

以三亚为例,基于对256位候鸟旅游移民的实地调研,采用因子分析及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的结构、强度及群体差异.结果表明:1)三亚候鸟旅游移民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2)三亚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由风景环境、社会资本、社会象征、城市服务、生活方式、家庭氛围及健康养生等7个...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粤西乡村案例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 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 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     

郊区大型居住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以北京回龙观为例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邻里关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针对北京回龙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邻里关系及其与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有机联系。作为典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的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但居民具有较高的交往意愿,邻里互助情况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居民整体责任意识、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烈。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方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入住小区时间长度及有无互助经历等因素相关。对社区形成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这种互动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提供的平台,以及通过固化居民间的联系而萌生社区文化。回龙观居民在脱离原居住地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通过邻里关系在郊区大型居住区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改善了郊区社会空间的破碎化状况,促使社会空间再生。     

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城市实体结构是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因子,而城市交通廊道又是最活跃的一种城市实体要素。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有侵入、隔离、接替等。本文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分析交通廊道对所经过的社会空间的影响。就其理论意义而言,从一个侧面挖掘了美国地理学家莫迪“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中城市实体层面对社会空间层面的作用机制,即交通廊道是通过切断社会空间关联来影响所经社会空间的。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提出在城市大型交通廊道建设中,应该注意保持城市居民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完整性。同时指出城市社会空间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类型的城市社会空间单元在适应实体空间变化上存在差异性。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解释德外社区为什么可以积极地适应交通廊道的侵入。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干旱区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与生态影响——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生态移民是西部乡村振兴及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有效途径之一,探究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与生态影响,有助于区域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典型的西北干旱生态移民搬迁区域为例,从县域空间视角出发,通过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动态度、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和植被恢复度（Vegetation restoration degree,VRD）等方法,系统分析2010—2018年古浪县生态移民空间迁移和植被恢复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10—2018年生态移民空间迁移特征表现为地势由高到低、坡度由陡到缓,交通导向和空间聚集,共计移民6.24×104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20.20%。（2）2010—2018年研究区NDVI在时空上呈现南部迁出地持续增长,北部迁入地先降后升的“V”型趋势。整体移民区NDVI最小值从0.10增至0.15,增加50.00%、NDVI最大值从0.52增至0.72,增加38.46%;移民安置区NDVI最小值从0.10减至0.09,减少10.00%、NDVI最大值从0.66增至0.72,增加9.0...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

运用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梳理了远景路从城中村到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显示,广州远景路已形成以韩商为主的贸易产业链和韩国人与本地村民、外来人口混居的跨国移民社区,其中白云区政府、投资开发商和韩商三者共同参与,推动了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形成。     

迁出地视角下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调查数据为例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城镇化加速,流动人口出现回流现象。人口回流具备不同的空间格局,也与内外多种因素有关。以往研究多从省、市尺度考察人口流动,缺乏县域视角,没有分析影响人口回流意愿的外部因素,例如中国西部地区迁出地发展对人口回流产生的影响。四川省是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大省,近年来出现的人口回流现象具有典型性。本文以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四川省县域人口回流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四川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整体不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点,区县回流意愿的高低与返乡创业政策的数量存在相关性;县域层面上城市区域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低于非城市区域,县域层面以下农村成为流动人口回流的首选地区;经济条件和地形条件较好的区域人口回流意愿较强。(2)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低值区县聚集在四川省西部,而高值区县集中在四川省中部和东部。(3)迁出地区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对人口回流具有抑制作用,而迁出地区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及迁出地的社会因素、土地因素对人口回流具有促进作用。本研究对引导人口回流、促进回流城镇化具有重...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结构急剧变迁。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综合遥感解译分析、GIS空间分析及定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西江苗寨空间形态和功能演化规律与旅游发展线性相关,整体呈现抱团集聚、垂直分异与旅游异质性的特征;村寨从生活自居空间转化为多元势力协商的空间,并逐步演化为以旅游为主导的混合型空间,内部差异显著。②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动力源于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占据和生产的\"推力\"以及游客对异质文化的诉求的\"拉力\"叠加。③\"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的生产逻辑成为村寨社会空间演化机理。④旅游影响下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非均衡性实践特征,权利-资本空间\"簇\"和\"柱\"形成,但村寨精神文化空间仍就稳固。该研究为后续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转换关系、路径以及机制提供一定指引。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