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在提出基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市民化需求人口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借助ESDA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流入人口及市民化需求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整体格局上,流入人口比重及市民化需求人口比重均表现为东西部高于中部,区域差异明显且具有较强的经济指向性。② 时空演变方面,2000~2010年,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时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且不同城市群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山西省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其中,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聚趋势最为显著,晋北地区集聚由强变弱,晋西地区集聚逐步增强,晋南地区变化较稳定。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经济因素,认为经济总量的增加与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煤炭销售量与迁移人口规模关系不明显;三次产业产值与迁移人口就业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省会太原市第三产业对迁移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县(县级市)第二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大,而地级市三次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不明显;公路网密度和等级与迁移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密度对迁移人口集聚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2000—2015年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地级及以上行政区数据和2015年中国各省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测度中国高学历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并采用面板数据Tobit随机效应模型,识别影响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的人才比重分布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人才比重的高低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行政区吸引了大量人才,而普通地级城市人才比重相对较低;②10 a间人才比重的变异系数、基尼指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人才比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有所下降;③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城市等级、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科学事业、教育事业经费与人才比重呈正相关,中学生师比、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与人才比重呈负相关,失业率、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排放量、绿地率对人才比重没有影响。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县域人口集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人口普查等数据,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空间格局在总体上没有变化,仍保持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密西北疏的特征,但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弱化。2)逐步多元回归模型表明,年均气温、年降水量、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是吸引人口的主要因素,海拔高度、距河流距离、距高等级城市最近距离等是驱动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3)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表明,与县域人口集聚度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年均气温、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等,与县域人口集聚度呈负相关的影响因素则有年降水量、距河流距离、日照时数、海拔高度等;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基于ESDA-GIS的青海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以青海省43个县(市、区)及3个行政委员会和一个乡(格尔木市的飞地)为基本空间单元,以2006年青海省县域人均GDP等经济数据及人口数据为属性数据,在AreView、ARCGIS等GIS软件和GeoDA空间统计分析软件的支持下,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理论,对青海省县域经济之间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1)青海省2006年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及几何中心均有较大偏移,GDP及人均GDP重心也有较大偏移;(2)总体上青海省2006年经济空间差异较大,Moran'sⅠ指数为0.5 138,空间自相关特性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3)目前,青海省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类型属离散型和聚集型,而扩散型及均衡型尚未出现.青南广大地区属离散型,海西地区主要是由资源要素禀赋导致集聚型,海东地区特别是西宁市由于较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空间区位、便利的交通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海东其它广大地区Moran's Ⅰ指数均较低(包括西宁市的两个市辖县),充分说明海东地区城市的扩散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省会城市西宁市对周围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     

1982-201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核算及地域类型演化

县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调控流动人口的重要单元。本文系统梳理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期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根据地理流数据的空间尺度转换原则,核算四期人口普查县市尺度的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构建对应的流动人口空间数据库。并提出新的修正复合指标法,划分出6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包括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平衡活跃型、非活跃型,据此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演化格局。主要结论为:(1)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经历了从不活跃到活跃、从相对均势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大部分地区逐步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流动人口向少数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51个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55.85%的流入人口。(2)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在空间格局同样呈现高度极化的演化过程,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2个流入人口高度集聚区,京、津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则呈现单核式吸纳流入人口,净流出活跃型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呈现大面积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流出人口源区。(3)社会经济因素逐步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集疏的主导因素,行政等级因素的作用也愈发突出。     

2000—202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地域类型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1)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2)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3)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4)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成都市各圈层经济特征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成都市的发展对四川省和西南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成都市的各经济圈层的经济特征发生了变化：随着成都市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经济、人口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各圈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各圈层的产业结构其比重的排序、人口状况和从业人员结构及其比重的排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与国内同类城市对比,也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 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省流入缩减是广东人口迁移进程中的新现象。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本文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特征,讨论了县市单元和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结论如下：① 2010—2015年,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已初见雏形,四川、湖北、河南和湖南等15省份来粤人口出现下降。② 5年来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态势显著,省际流入缩减的县市比重高达84.09%,省际流入缩减演化格局中以流入扩张转流入缩减类型占据主导,其中省际流入较为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辖区开始出现流入缩减。③ 相比于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均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占GDP比重及人口密度是省际流入扩张区发生流入缩减的负向抑制因素,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则是其正向促进因素。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是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 分异的主要原因,东莞省际流入缩减与珠海省际流入扩张分别受外需疲软和宜人居住环境的影响。     

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格局的重构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质量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运用IPF等方法对2000年和2010年全国2294个县域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进行了估算,并基于区域人力资源的定量测算,对2000—2010年之间全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空间格局的相对变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减少了3.0%,人力资源总量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地域差异主要体现为东西差异和省际差异,空间集聚态势显著但均衡性增加;② 人均人力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10 a间提升了17.4%,县域单元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对减少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地级市市辖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则有所增加,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地区超过50%;③ 根据人力资源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源的变化,县域单元存在同步增加、同步减少、质增量减、质减量增4种类型,2000—2010年间,平原县和丘陵县、粮食主产区、贫困县的人力资源变化需格外重视。平原和丘陵地区同步减少型县域单元的比例均超过40%;粮食主产区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优势明显,但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比例高达64.6%;贫困县同步增加型地区的比例达到43.9%,但人力资源水平仍然与非贫困县有一定差距。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遏制平原县、丘陵县和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源质量下降,提升贫困县人力资源总体水平是当前农村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不同流视角下的贵州省空间网络结构及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手机通话和高速公路收费等实测大数据,以贵州省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采用C-value和Tvalue分析、优势流分析和网络中心性分析的方法,探究贵州省不同流空间下的控制结构、层级结构和核心-边缘结构及其网络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贵州省在信息流和物质流空间下的控制结构大致相似,但控制节点存在差异。②在信息流和物质流空间下,贵州省都形成了省会-地市(州)-县(市)的层级化网络结构。③与物质流空间相比,信息流空间下贵州省空间结构的中心化趋势得到加强,区域差异进一步的扩大。④区域间物质流和信息流都随距离的延伸而不断衰减,且地理、文化、产业和组织距离对区域间物质流的阻碍作用显著大于信息流。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口规模等区域主体属性也会对区域间的要素联系强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