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虚拟地理环境的数字黄河研究进展

虚拟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计算机三维虚拟空间的映射,是近2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黄河”则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可视化技术、现代遥感遥测技术和虚拟地理环境技术的发展而提出来的。通过概述“数字黄河”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探讨了“数字黄河”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自然环境中“原型黄河”各有机组成部分在虚拟地理环境中的表达及行为描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对黄河具有重要影响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计算机表达。以“数字河道模型”为例详细论述了“数字黄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数字河道模型”、“数字流域模型”、“数字水库模型”和“数字河口模型”在虚拟地理环境的表达。     

脆弱生态的概念及分类

现有脆弱性概念“危险”、“退化”、“脆弱性”、“脆弱”或“威胁”等概念以及“不稳定性”和其它类似的术语在讨论环境问题时都经常出现。然而,其模糊的含义常引起误解,导致研究困难。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工作者划分了两组脆弱性概念。一组重点在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本身,另一组则着重于系统的变化属性(如类型、速率、尺度等)。过度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涉及到它对生态多样性及生态生产力的威胁,它对人类系统的影响则包括人类健康、繁荣、生活质量以及发展的稳定性等受到的不利影响。     

渐进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逻辑基础

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历史经历了野蛮时期的“受制于天”、农业革命的“受命于天”、工业革命的“人定胜天”和今日的“天人合一”人地关系渐进演化过程，这正是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逻辑基础所在。从这一逻辑基础出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着眼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且还需要强调当代和下一代人渐进发展心理素质的良好教育和进行资源利用的有效管理，而后者对制定与实施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地理学的生态与空间传统观念及环境问题研究

引言地理科学一直很重视人类“居住”的环境,由于地理学家对环境描述所用的方法不同,和他们对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见解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观念。Pattison(1964)称这些观念为“传统观念”。实际上,“传统”还不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因为地理学中的范例彼此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会同时或多或少地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影响。从环境问题研究来看,“人地传统观念”即所谓“生态学方法”最为重要。环境关系的这种客观性一直影响着地理学思想。     

煤炭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煤炭一向为世界主要能源之一,素有“乌金墨玉”之称,被誉为“工业的粮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煤炭工业在世界能源工业中的地位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伴随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进展,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使用,现代煤炭工业应运而生。到本世纪初,煤炭产量迅速提高,世界能源工业进入以煤炭为主体(此前以草木燃料为主)的“煤炭时代”。     

关于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研究

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     

流域侵蚀产沙人类活动影响指数研究——以长江上游为例

流域产沙是土壤侵蚀的重要反映, 受降雨等自然要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采用退 耦理论的思想和差分方法推导出流域侵蚀产沙人类活动影响指数的简易估算方法, 并对长江 上游的金沙江、乌江、嘉陵江、岷江分别计算人类活动总体贡献率。结果表明, 各流域人类 活动对侵蚀产沙变化的贡献率达72%～97%,总体上属于抑制侵蚀的正向活动。长江上游输 沙量呈阶段梯级变化, 根据流域侵蚀产沙人类活动影响指数的距平累积变化的突变特征将 1955～2009年划分为5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人类活动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侵蚀产沙的影响。 其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河流输沙量较大, 主要与“一五”、“大炼钢铁”、“三线建设”、 农村改革前期不稳定因素等密切相关, 而70年代河流输沙量较小是受当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和采取“挑沙面土”、“边沟背沟”等传统水土保持措施的影响, 80年代中期后河流输沙量明 显减少, 主要受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发展、水保工程的实施及大兴水库建设等影响。     

国际会议

这次博览会的名称为“河流世界——水乃生命之源泉”,展览的重点是河流、河水与人类的关系。众所周知,人类的文化、文明都是在“河流恩惠”沐浴之下诞生和发展的。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     

空间句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评述

在从“空间本体”“空间组构”“社会逻辑”等概念阐释空间句法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对人文地理学中已有的句法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句法理论对人文地理学空间尤其是微观空间研究的借鉴意义,认为人文地理学者对于句法理论的引入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最后,从“家”等微观空间、“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空间”与空间属性间的关系等方面对空间句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水资源约束下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模式

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受到水资源短缺及其用水结构不合理的双重约束。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 ,针对河西走廊未来 30年总需水量阈值、经济总量阈值、总人口阈值和城市化水平阈值 ,认为最经济、最节水的城市化发展方针为禁止发展特大城市 ,有选择地培育一个大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小城镇。据此提出了与水资源约束相适应的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的 6种模式。即 :推行“产业移人”和“环境移民”为主、“人移产业”为辅的城市扩展模式 ;推行“分步到位”为主 ,“一步到位”为辅的城市生态移民模式 ;推行“退一进二”、“退乡进城”的城市用水转换模式 ;推行“节水量城”为主 ,“借水养市”为辅的节水型城市化模式 ;推行“稳粮兴草” ,“稳农强工” ,“活商旺城”的城市产业转换模式 ;推行“一核四极” ,“一轴三带”、“乡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     

地生态学——地理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边缘学科

И.П.格拉西莫夫在其最后的一篇论著中指出,近年来开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推出了“人的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这两个新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研究仅仅是开始,他坚信,研究这些概念的学科肯定有广阔的前景。1986年10月在苏联的里沃夫市召开了首届全苏“社会生态学问题”会议,此后社会生态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认定它是研究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协调化的综合的多学科性的学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学科的形成业已完成。     

信息港设想-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地域开发

一高度信息化社会与信息港设想目前“传真”已付诸实现,“电视会议”已不是梦想。由于通讯手段多样化、精湛化,将来职员有可能在家办公。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边缘化与工业变化——对国家、工厂和人民的影响

本文试图陈述“边缘化”如何顺应关于“不平衡”、“空间与极化的增长”等多文献潮流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可能在空间所表现的不平衡,并不一定是空间现象的本身,按安德森(Andrson,1983)等关于所谓工业衰退的“内城问题”的注解说:“这并不是……由于内城地点的原因而产生了问题,也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中如普遍的经济危机不断变化的世界劳动分工等现象中,孤立地在本地区内寻求解决办法。”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