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关于其范围界定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突出地理学自然—人文要素融合研究优势,在改进传统万有引力模型、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理和国家战略等定性方法,集成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综合方法,据此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内遴选出26个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组成范围。尝试为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希望能够为相关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黔中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经济距离模型对黔中城市群范围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形模型及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黔中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黔中城市群包括贵阳市、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清镇市、遵义县、遵义市、安顺市、平坝县等22个城市;城市主要集中于铁路及高速公路沿线;城市间的交通网络发育较为成熟,空间可达性较好;城市空间分布属于典型的集聚型,且集聚程度很高;贵阳市和安顺市是黔中城市群中比较重要的2个节点;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方向以贵阳市为中心,呈圈层状向外辐射以及沿兰海、沪昆高速公路呈轴线状拓展。据此,提出了黔中城市群未来空间结构优化的思路,即打造"一圈"、"两主轴"、"两次轴",培育"一个增长极"。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空间冲突已逐步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区域安全。界定空间冲突的内涵,分析空间冲突的形成原因、演变特征和影响效应,构建空间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探索性工作。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客观地理现象,按其形成原因可分为空间经济冲突、空间生态冲突、空间社会冲突和空间复合冲突4 类;空间冲突的演变过程呈倒“U”形变化,其可控性级别可划分为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4 个层次;空间冲突的影响效应表现为空间资源失配、空间开发失序、生态系统失衡和社会发展失稳等。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评价与优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与环洞庭湖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的界定

通过借鉴国内外各类城镇群体范围界定的相关经验,从整体规模、中心城镇规模、一般城镇规模、区际联系度等4个方面选择多个指标,对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进行了界定,将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的17个县(市、区)列入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密集区内存在的城镇分割发展与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与重复建设、行政牵制与无序竞争等问题,从行政区划的调整、规划体系的协调、经济空间的整合、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等4个方面提出了对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进行有机整合的思路和观点。     

基于生态足迹的城市群生态系统安全评价——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内各城市2005年的生态足迹。并对该地区生态系统的安全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该城市群生态赤字巨大．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不容乐观,人类活动的负荷超过了该地区的生态容量。简要分析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福利效应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城镇化建设速度逐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于农地城市流转有着怎样的影响成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运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模型,然后运用改进的庇古福利效应测算方法对失地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最后提高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户的福利效应的几个主要途径:维护农户居住环境不变差;基本保持原来的社会交往渠道;给予就业安置或者专业技能培训,改变原来的纯粹体力劳动;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     

都市区范围界定方法探讨--以杭州市为例

当前关于都市区范围的界定,主要基于“功能主义方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根据断裂点公式、距离衰减效应的“简单计算方法”可以定量分析都市区的地域范围。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划分的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基本吻合。根据杭州市与周边县市的关系以及杭州未来发展的需要,针对近期、远期两个发展阶段,可以得到杭州都市区范围的两个可行性方案。笔者认为划分都市区范围,可以用定量分析来弥补定性分析理论依据不足的缺陷。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多中心城市群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地学信息图谱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多中心城市群具有交通网络发达、功能联系密切、空间多维复合等特征,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采用地学信息图谱方法,探索城市群LUCC数量结构与时空格局一体化耦合机理,研究用地变化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有助于深入揭示多中心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为同类城市群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本文以典型案例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构建1995—2015年四个时期地学信息图谱,并耦合重心转移模型,在总体量化分析基础上,重点从城际与城乡视角深入解析城市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和一体化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总体动态加速演变。四期建设用地扩张年动态度分别为1.06、4.10、2.21和7.39,转移强度动态增加,耕地和林地呈加速减少态势。② 城际与城乡地类图谱转移呈现多维演变。图谱“15（耕地→建设用地）、25（林地→建设用地）、45（水域→建设用地）”重心由株洲城区（Ⅰ 期）向长沙城区（Ⅱ 期和Ⅲ 期）再向湘潭城区（Ⅳ期）迁移,经历“相对均衡-长沙加速崛起-有机均衡”和“城市加速集聚-城乡相对均衡”演变过程。③ 近年来,城际转移强度差异缩小,转移结构分异增加,区域主体功能逐步凸显。同时,外围区县加速发展,城乡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④ 城市群土地利用涨落势图谱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高度耦合,同时耕地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有待加强。     

基于空间回归分析的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以环渤海地区城市群为例

归纳出了影响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3个主要因素;并对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进行了分析;进而对环渤海地区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环渤海地区城市群土地人口承载力的增强,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优化,土地经济、社会承载力的拉动,能够提升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②人口因素、资源环境因素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影响的平均空间回归系数均从山东半岛城市群开始沿顺时针方向递增,经济社会因素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影响的平均空间回归系数则从京津冀城市群开始沿逆时针方向递减.③这3个主要因素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敏感程度都存在较为明显的“高低区域地带”.     

长株潭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差异性演变研究

以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选择1991~2008年的数据对长株潭城市群8个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变差指数和协调指数进行了分析测算,定量阐释了长株潭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和内部协调程度。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长株潭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间人居环境质量差距逐渐扩大;教育科教系统、经济系统和居民生活系统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人居环境质量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长株潭城市群人居环境系统总体协调度较高,大都处于较高效、和谐的运转状态,且与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有较高的相关性。     

空港经济区范围界定——以长三角枢纽机场为例

针对空港经济区相关研究一直依附于临空经济发展研究的现状,在分析空港经济区与临空经济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空港经济区概念,提出空港经济区范围界定方法：①紧邻机场区域的建成区形成与否是判别空港经济区是否形成的依据之一;②参照国内外成熟空港建设经验,对5km半径范围和15分钟时间覆盖区域分别进行圈层划分,进而计算各圈层内部各类临空指向产业比重,由此确定空港经济区所在圈层;③根据企业空间布局,对基础圈层进行一定变形,并结合实证地区实际情况,对比分析同心圆圈层分析与时间半径分析结果,以确定空港经济区最终范围。对长三角枢纽机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已经形成以机场为中心,外延2km的空港经济区,可达性分析表明,这一范围大致为空港交通走廊沿线6分钟车程内的高可达性地区。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和无锡硕放国际机场由于周边区域产业的临空指向性较弱,尚未形成空港经济区。     

辽中城市群范围界定与规模结构分形研究

辽中城市群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域,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基于引力模型,结合城市群的城市交通流分析,首先对辽中城市群范围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采用分形理论与方法对辽中城市群的人口、经济规模结构的分维值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辽中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分维值大于1,而经济规模分维值小于1,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分布错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和开发历史有着密切关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了辽中城市群的分维值影响因素,发现科学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的影响显著.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采用土地利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结合长株潭区域1996—2005年的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数据,研究该区域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非农用地对农用地的捕获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土地利用整体上朝利用强度增大、广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分别与土地利用生态位差值和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相关度最高;（3）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控制非农用地的外延扩展,增加农地转用的生态补偿,减小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差值能有效抑制农地的快速减少,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识别与污染分布研究

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各类型污染进行空间识别和分布模拟,探究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① 该区大气环境污染以扬尘和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重点污染区域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主城区,呈点状分布;② 该区水域整体水质基本达标,水体环境污染以氨氮和各类重金属为主,且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③ 土壤污染覆盖范围较广,以株洲市的石峰区为代表,以镉污染最为严重,主要原因为重化工业排污累积。总之,株洲污染最严重,湘潭和长沙次之。污染空间的形成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地形地势及三类污染元素之间的转化有较大关联。     

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CBD范围界定研究——以广西南宁为例

CBD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城市建设的热点,但有关CBD范围界定的研究和实践在我国却仍很少.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以广西南宁为例,综合运用峰值地价法、功能单元现状分布法、交通网络法和土地垂直利用强度法等多种方法尝试确定了南宁现有CBD的范围,以期为我国城市CBD的研究,尤其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CBD范围的界定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