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化也可以影响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在阐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基础设施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现状，并探讨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改革政府投资的决策和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的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和机制转换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必要举措。     

省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及途径--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省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信息化资源、经济、环境管理的基础,但省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巨型系统工程,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其建设和部署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和安排。文章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根据西藏自治区目前信息化发展现状,探讨了西藏自治区省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及意义,认为西藏省级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步是提出项目建设的框架及规划,其次根据信息化发展现状及投资力度,制订近期、中长期目标及建设内容,然后根据规划分阶段实施。最后文章讨论了西藏实施省级空间信息的重要意义,为实现西藏电子政府、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的村庄规模变动研究

该文分析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规模变动,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村庄人口减少和用地面积增大;农宅占地过大;小城镇吸纳力不足。探讨其变化的动力机制,城镇空间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外因,内部建设用地变动是主要的内因。提出未来村庄建设要加强村庄规模的调控力度,适应农村城镇化的需要。     

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的模式与途径——以三亚市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建设占用耕地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亟需寻求有效的耕地占补途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经济需要更加有力的投资拉动,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找到更加高效的着力点。村庄整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村庄整治建设及其后续的土地整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利用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乡一体化理念指导下开展村庄整治建设,有利于高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缓解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高效流动,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探索总结村庄整治建设的优化模式和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三亚市为例,提出了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需要遵循的8项原则：依据村庄发展演变的主导驱动力差异,提出三亚市村庄整治建设的4种模式,即城镇扩展模式、项目带动模式、中心村集聚模式和移民拆建模式。为推动各种模式顺利实施,从农村产业培育和农民就业、多元融资渠道以及土地利用机制创新3个方面探讨了村庄整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旨在为其他类似地区的村庄整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和途径。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的村庄规模变动研究

该文分析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规模变动，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村庄人口减少和用地面积增大；农宅占地过大；小城镇吸纳力不足。探讨其变化的动力机制，城镇空间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外因，内部建设用地变动是主要的内因，提出未来村庄建设要加强村庄规模的调控力度，适应农村城镇化的需要。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针对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问题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分析空心化村庄用地结构与潜力、类型及演进规律,深入研究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规划示范与配套政策,以及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既是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技决策服务的需要。     

澳门基础设施存在问题与策略

指出基础设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部分, 从长远看, 澳门要重振经济, 必须建设基础设施以改善投资环境; 分析了澳门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在于发展不平衡, 不成网络, 并具体指出其先进与滞后部分; 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滞后的基础设施的建议, 最后, 从网络化出发, 统筹规划现有项目, 提出桥港路相结合港澳珠大桥方案。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空心村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期出现的一种乡村地域系统退化性演变的结果,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空心村现状调查、潜力评价和整治模式研究,对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禹城市为例,基于48 个典型村庄、401 份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意愿的农户问卷调查,重点开展了空心村整治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村庄普遍存在村庄规模小、布局散,宅基地闲置多,村庄建设规划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等问题;农民对空心村整治的意愿强烈,87.0%的农户对推进空心村整治与中心村建设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围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推动农村空间重构、资源整合、集约用地的指导思想,将国家战略同农民意愿有机结合,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融资时空格局与发展特征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镇化起着基础性支撑保障作用。通过宽窄两种口径,采用统计分析、变差系数和Moran指数等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①总体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基础设施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②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中,电力、交通、水利等经济性基础设施是投资的主要领域,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逐渐增加,体现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特点;③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金等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④基础设施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和多中心格局,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川渝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高于其他省区,这种差异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差距趋于缩小;⑤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分异,但分异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结果为下一步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分析

为了揭示陕西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空间差异,促进全省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康发展,建立了由3个Ⅰ级指标(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服务完备度和环境友好度)、13个Ⅱ级指标和36个Ⅲ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全省11个地级市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全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较为均衡,均等化水平区际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均等化水平空间集聚水平差异显著;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中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对其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农村人口比例成反比关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各要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关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关键是要促使农村工业聚集发展,克服“无城镇化的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但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面临着成本高、阻力大等一系列困难。为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聚集,必须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进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并建立城镇工业小区,吸引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 表明:①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     

中国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的关联发展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进行区域尺度两者的二级指标关联度、标准关联度和动态关联系数的计算,实现了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年来,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并随着不同时期区域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中、西梯度差异比较明显,90年代中期这种格局被打破,到2000年出现了更高层面上的东、中、西明显分异。最后,基于不同省区的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动态关联系数,将全国分为上升型、下降型、U型和小幅波动型四种演化类型,并进行了类型成因分析。     

蒙古国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对策研究

蒙古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资源和产业互为补充,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选择最佳区位和产业来加强对蒙古国的投资,对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目前研究较为有限,存在着投资环境不明确,投资风险未知,严重限制了对蒙投资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团队对蒙进行了十数年科学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调研数据。根据对调研数据及蒙古国区域政策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投资环境评估模型ESE-PRT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资源、交通、政策等方面科学评估了蒙古国22个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划分了四类投资区,进一步揭示了优先投资区的投资优先产业及主要的投资风险,并针对蒙古国投资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投资对策。本研究结果将为蒙古国重点投资区位选择、中资企业海外布局及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提供科学支撑,并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促进意义。     

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关系变革及乡村发展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科学认知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发展和演变规律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调整城乡结构和优化城乡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外城乡关系理论及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的视角阐述了我国乡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研究的相关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重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乡村发展思维应由生产主义导向转向后生产主义,关注乡村多元价值,深化基于乡村多功能转型理论的乡村振兴机制、区域路径与模式研究;在科技迅速发展,新事物新因素大量涌现的新时代,应关注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民宿及乡村电子商务等新兴乡村转型发展形态的形成机制;同时,基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的机制与模式研究也应得到重视,结合国际乡村地理学前沿,深入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的混杂性研究。广泛的城乡空间重构进程对乡村地区产生剧烈的影响与挑战,对于乡村振兴视角下城乡空间重构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仍需持续关注;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创新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发展实际的乡村振兴理论与实现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指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空心化、设施缺乏与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空间发展中的问题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条件及政策制度密切相关,可以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类型采取设施集中型、聚落整合型、资源整合型、综合整治型等不同的调整思路,实现农村空间可持续发展.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