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西方的许多城市规划理论和学说都探讨了绿地规划模式,中国的绿地规划思想也经历了从古典园林到山 水城市的发展,这些均能给予中国城市绿地规划模式研究的许多启示.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分析了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实践中的现有若干模式、存在问题;基于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的困境,建议将"立体开发"模式作为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的一般性理论模式,并对应用这一理念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城市公园休闲供需平衡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从城市居民休闲总体需求的角度出发,具体研究广州市城市公园的休闲供给配置,并通过供需特征对比,发现供需在总量、类型、地域的差异.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市公园在总体供给总量上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在类型供给总量上,广州市的动物园、植物园、游乐园、带状公园的规模总量能够满足广州市居民的休闲需求,而社区公园、城市综合公园、风景名胜园、体育公园和纪念历史公园的规模不能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尤其是城市综合公园和体育公园的规模需求量较大.在各区供给总量上,老城区的越秀、海珠、荔湾和新城区的白云、花都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而黄埔、天河、番禺、南沙、萝岗总体规模上能够满足需求,但是在类型上还需进一步调整.     

基于移动监测的城市PM2.5污染时空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中心区为例

采用便携式空气污染监测设备对广州市环城高速内的中心城区PM_2.5污染情况进行移动监测,获取225.7万条频率为1 Hz的PM_2.5监测数据,基于此对研究区进行10 m×10 m高时空分辨率的PM_2.5污染模拟,并分析移动采集的可靠性及城市中心区PM_2.5污染时空模式。结果显示：天气状况稳定条件下移动监测的城市PM_2.5数据在时间维度与固定监测站点数据呈现较显著相关性（R ²为0.72~0.86）;广州市中心城区的PM_2.5污染时空分布在短时间内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干、湿季的平均逐时极差分别为27和11 μg/m3,质量浓度最高值和最低值出现的时段与当天的背景质量浓度值有关;空间上,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工业园和大型商贸市场附近PM_2.5污染风险高,公园绿地、高校、高级住宅区等风险相对较低,且呈干季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湿季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估模拟——以京津冀为例

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可持续性动态评估模型,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例,评价与模拟2005—2035年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依赖,不同城市在子系统中的可持续性表现各异,各城市子系统间的可持续性也存在复杂、多样的交互关系;②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综合可持续性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以历史轨迹和当前的区域发展目标来看,未来地区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综合可持续性之间的断层客观存在,且将长期维持。     

城市交通信息发布系统研究与体系设计——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对城市交通信息发布系统平台的研究与分析,确定了GIS在城市交通信息发布系统平台中的应用目标和实现功能,构造了基于GIS的城市交通信息发布系统平台的总体结构,并探讨了GIS和数据挖掘与集成技术及其在城市交通信息发布平台中的应用。     

基于大数据的文化遗产认知分析方法——以北京旧城中轴线为例

以北京旧城中轴文化遗产为例,利用2012、2015年的相关微博、报刊新闻、学术文献数据,通过提取关键词,抽取词频、tf-idf权重、互信息、后验概率等特征,从群体、时间、空间多个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认知。在人群维度上,通过具有特征性人群的传媒信息,发现不同人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存在异同：对于中轴文化遗产核心单元故宫、天安门、天坛的认知相对一致,而对于钟楼鼓楼、太庙、地安门的认识,官方偏向于行政管理,学者偏向于历史价值,大众则偏向于生活化。在时间维度上,提取文化遗产关注程度和认知变化。如相对于2015年,大众对故宫、天安门的关注程度相对提高,对太庙的历史价值认识更为丰富。大众相对于官方和学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更容易发生变化,且对热点事件敏感。在空间维度上,挖掘文化遗产单元之间的认知转移和关联模式,一方面,空间上相连的天安门—正阳门—正阳门大街具有较高的双向认知;另一方面,中轴文化遗产中,故宫、天安门、天坛的后验概率较高,表现出跨空间的认知汇聚模式。基于大数据的认知分析方法,是问卷调查、文献调研、访谈分析等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方式,能够降低数据收集者的主观影响,增加分析维度和效率,有助于发现隐含的知识和模式。本文结论可为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转型期社区医疗服务多元供给模式——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以广州市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人口统计数据源,以天河区卫生局提供的社区医疗机构数据作为社区医疗服务研究数据源,以广州市天河区作为研究案例,总结出社区医疗服务存在政府供给、单位制供给、集体经济供给、社会力量供给4种模式。各供给模式均具有受卫生局领导、政府部门监管和作为城市医疗体系的基础等一系列共性,同时在供给主体、服务对象、筹资与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形成相互补充的多元模式共存体系,社区医疗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与城乡二元体制、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和不同供给主体的利益诉求综合作用是多元模式共存的机制。只有充分利用多元模式供给主体、全方位协调机制要素、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医疗服务均等化,同时为其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参考借鉴。     

商务旅游城市发展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商务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呈快速发展趋势,我国也将商务旅游列为专项旅游重点发展。商务旅游城市是推动商务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快商务旅游城市建设与发展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热点。从商务旅游城市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选取人口、经济、商务旅游、环境以及科技等影响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因子,构建商务旅游城市发展系统动力模型,并对苏州工业园区2006-2020年商务旅游城市动态发展趋势进行模拟评价。结果表明: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动力系统紧密联系,各子系统在仿真期间保持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不同子系统增长幅度有所差异;各子系统内部因子的发展趋势和增长幅度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城市常规公交空间演化过程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从公交覆盖度、线网密度和覆盖效益3个方面考察广州市常规公交的空间演变特征,结合趋势外推法,预测广州市未来公交发展态势,总结常规公交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建国以来,广州市内的常规公交经历了由“低效公平”的低级均衡向出行效率变高、公平性变低的转变,随后又出现了非均衡状况缓解、公平性上升的状态;② 结合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发现它有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状态演变的趋势。比较广州在城市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推论中国类似于广州这样发达的超大城市,市内公交状况大多处于上述演变过程的后半期,而大多数城市则处在这一演变过程的前半期。     

基于休闲需求的城市公园服务等级结构及空间布局特征——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角度,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实证研究地,引入公园规模、公园景观、公用休闲功能、公园门票价格、公园建园时间、公园交通便捷度、公园综合配套服务、公园服务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公园的休闲服务等级结构.根据广州中心城区发展历史、城区常住人口密度、城区各区经济总量等指标,将广州市中心城区划分为旧城核心区、新城中心区、新城边缘区,城市常住人口高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稀疏带,经济实力强区(萝岗区)、经济实力较强区(黄埔区、天河区、越秀区)、经济实力弱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等空间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基于GIS的城市用地布局多情景模拟与方案评价——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用地布局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关键难题,以往的规划方案多凭借规划师的经验判断、简单的图层叠加和有限的公众参与生成。然而新的城乡规划法要求从多角度综合考虑城乡用地布局问题,更加注重规划过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就特别需要有一种适应多情景分析下的城市用地布局模拟与方案评价方法。文章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借助GIS技术的强大空间分析功能,探讨了这种方法的技术流程：① 参考已有的大尺度城市未来模型,结合我国特别是研究区的区域特点,构建一个实用的城市未来模型(Urban Future Model,UFM);② 通过用地评价、战略归纳、情景模拟等步骤,生成若干个可选的用地布局模拟方案;③ 应用多目标达成矩阵法从粮食、生态、灾害等多个角度对这些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选择一个最佳方案作为本轮总规用地布局的规划参考方案。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与土地复合利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根据近年来广州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复合利用的影响，并对当前轨道交通发展与土地复合利用间存在的问题作了研究。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加快了城市发展轴的成型，强化了城市中心区功能，也加快了旧城更新和土地置换的步伐，促使土地类型均质化，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创造了机遇，并对地铁沿线土地的升值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广州轨道交通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对轨道交通的布线、管理及其沿线土地的合理开发还需作进一步的综合与详细的规划设计。     

基于改进熵值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改进熵值模型和综合评价方法对2003—2007年的广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经济状况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社会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2)近年来,广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基本朝有序方向发展,而2004—2006年广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出现了短暂无序化发展征兆,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放缓、环保投入降低所致。(3)通过对广州市与广东省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发现,近年来,广州市的空气质量和珠江广州段水质并未明显改善,环保投入和城市绿化建设更是仅相当于或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广州市在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工作中必须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注重人口、土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基于景观格局的广州市边缘区生态压力研究——以番禺区为例

基于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破碎化指数、斑块结合度指数、分形维数3个景观指数和土地利用脆弱性指数构建生态压力指数,以番禺为例从景观尺度研究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化梯度上的生态压力空间分异。结果表明:不同用地类型的景观指数在3个梯度区内依人为干扰的强烈程度出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生态压力呈现自北向南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景观生态压力强弱的分布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人为干扰是影响景观生态压力扩散的重要原因。     

广佛同城化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演变

基于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人口密度模型等工具对1990―2010 年广佛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广佛都市区人口空间分布可以用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进行解释;同城化地区与总体规律相比,同城化进程对边界地区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这种提升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广州市没有主动向佛山发展的动力,而次一级的行政区域主体（佛山市）对融入广州市中心的发展则呈现较高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