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鉴于现有风险投资网络研究对其长期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以2000—2018年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流数据构建中国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分析以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全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趋于紧密,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的集聚程度出现上升,但投资方/融资方网络空间结构皆趋于扁平化,存在去中心化趋势;2）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整体上由东部沿海轴线向中西部扩张,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距离衰减特征,网络核心节点城市也呈现数量扩张与权力转移的倾向;3）城市的创业基础水平、风投行业发展水平、金融环境和城市可达性等因素均对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差异化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了多维邻近性、城市经济与路径依赖等多种关键机制在风险资本网络构建与区域资本中心的形成与演变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基于ESDA的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演化

通过收集淘宝网络店铺中的中国年画店铺基本信息,基于地级市空间统计单元,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中的全局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和热区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的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挖掘。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年画网络店铺的区位演化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2）店铺区位局部差异明显,京、津、冀、鲁等省市构成了店铺区位选择的区域中心,并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3）店铺区位选择的热区从呈斑块状、阶梯状地域分布,逐渐演化为京、津、冀、鲁等稳定连片热区;4）总结了影响年画网络店铺区位选择的3个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因素。     

中国互联网企业生存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创业进入黄金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新动能。论文基于1994—201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呈现前缓后陡的“S”型特征,不同代际的企业生存能力存在差异,但年轻企业的高生存风险在各个世代普遍存在。② 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从现存数量看,大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从生存时间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产业发展与进入数量激增,东部的资源优势与竞争压力并重,中部城市的生存优势反而有所显现。③ 个体、世代与环境因素对企业生存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表现为稳定的保护作用,规模越大、获投轮次越高越有利于生存;较早进入的创业企业生存质量明显较高,创业环境对企业生存整体表现为风险因素。④ 随世代推移,企业规模与周期特征的保护作用下降,区域的孵化环境由激励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研究可为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浪潮的纵贯解读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创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网络视角

基于企业网络视角,利用隶属网络模型,研究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利用QAP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网络整体呈现扁平化特征,城市网络在越来越扁平化的同时等级性并没有消失;（2）从网络联系趋势上看,城市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规模越来越大,但总体联系仍比较松散,且东部发育完善,中西部发育不完善,东部城市对其他地区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3）我国城市网络存在典型的“小世界”效应且“小世界”效应越来越明显;（4）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子群数目越来越多,但是只有少数城市出现在子群中,说明联系大部分发生在核心城市之间;（5）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和生产成本对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差距越小和生产成本差距越大的城市之间越容易发生联系,并且城市网络的发展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该独立的经济组织即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正确选址可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文章在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特点和地位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区位影响因素分析,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其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应用实例加以论证说明.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本土电信企业网络下中国城市网络多尺度空间结构分析

中国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城市网络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数据,分析电信企业下的城市网络,对于各城市电信业的发展定位和产业规划具有指导意义。该文基于2011年本土电信企业母-子、子-孙、孙-曾孙等联系数据,通过点入度、点出度、中间中心度和NEI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城市网络进行多尺度空间结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整体上,网络相对中间中心势分别为出度相对中心势和入度相对中心势的4.46倍和2.22倍,城市网络具有较高的集中度,且城市等级明显;按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和珠三角分块,整个城市网络EI值在0.05水平上显著,整体网络在4块上分裂明显,4块联系处于城市网络主导地位,而从每对城市间联系看,在电信业上,珠三角城市间合作程度更高;个体层次上,北京、深圳和上海影响力最强,本土电信企业网络与外资企业网络下城市网络存在差异。最后根据结论给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辨析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但资源型城市是否真的区位偏远以及如何进行科学识别一直没有给予回答.本文以国务院分3批确定的78 个资源枯竭城市为对象,以资源枯竭城市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和与资源枯竭城市联系紧密的北京、上海、广州3 个区域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象,利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相结合的计算方法,对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进行分类型和分地区的评价.研究发现：① 从总体样本看,资源枯竭城市的确存在区位偏远现象,基于空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₁ = 1.36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₁ = 1.14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基于时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₂ = 1.65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₂ = 1.16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② 从分类型看,不同省份和不同资源类型之间城市区位偏远度表现出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和森工型城市区位偏远度最大;③ 综合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的分析结果,资源枯竭城市区位很偏远的城市,即α > 1.5 ∩ β > 1.5,分别为18 个和23 个,分别占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23.1%和29.5%;区位不偏远的资源枯竭城市,即α ≤ 1.0 ∩ β ≤ 1.0,分别为30 个和35 个,分别占到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38.5%和44.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同区位条件的资源枯竭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基于文化产业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论文通过对230家“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比较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探索影响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未表现出常见的“菱形结构”;②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发达城市以及少数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的对外输出能力有限;③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等级扩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于跨地域网络;④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网络结构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⑤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较为不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独特性。     

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功能区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基于1983—2018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探讨了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功能区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发展经历了"萌芽—缓慢发展—迅猛发展—全方位发展"4个阶段,其演变过程与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企业的境外扩张多数采用渐进式策略进入东道国,不同功能分支机构在区位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后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为中国境外企业生产功能布局的集中区域。各功能重心轨迹呈现先大幅西进、后东西振荡的态势,东西方向偏移距离明显高于南北方向,整体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其中研发与商服功能重心偏移的差异性最大,体现出其空间区位要求的显著差异性。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之一。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重庆市物流企业优势区位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重庆市5 937家物流企业,采用物流企业生态位模型和计数模型,从多尺度甄别物流企业优势区位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在区县尺度上,生态位宽度处于高中低水平的区县分别有8、8、22个,围绕主城区和万州区呈现"一主一副"的空间结构;②在街道尺度上,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前3层的29个街道中仅有1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物流企业密度处于后3层的413个街道中有29个街道的物流企业态处于前3层,态值与密度空间分布总体不协调,高密度低态值问题突出;③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额和是否有物流节点布局与物流企业数量高度正相关,不受规模影响;对物流企业规模加权后,工业产值被是否有港口布局因素取代。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互联网对中国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院线”与“网络”电影的比较

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功能区位联系下中国有机畜牧业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744家有机畜牧业企业基本数据,对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进行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功能区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有机畜牧业企业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具有较强的共聚现象;2）有机畜牧业企业生产功能区位和服务功能区位受饲料产量、环境质量、政策效益等多种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和传统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对其影响较大;3）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导致有机畜牧业企业影响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但囿于有机畜牧业企业功能部门自身的区位偏好差异,同一影响因子对于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的作用程度具有一定的异同性。最后,提出2点建议：1）通过提升与强化地区综合性环境条件因子与环境承载力,增强不同层面空间单元的要素优势,引导有机畜牧业企业根据不同功能部门需求向其功能区位优势聚集区布局;2）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新生有机畜牧业企业在资源环境条件优越地区集聚,并鼓励和引导传统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转换。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旅游边缘城市网络嵌入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将新社会经济学的网络嵌入性研究和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相结合,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城市间不同维度的关系进行指标分解和量化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边缘城市,测度网络嵌入性,从人力资源、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禀赋、信息化程度、旅行社接待能力、酒店餐饮业接待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7个方面探究影响因子作用的空间差异,对山东省旅游边缘城市的网络嵌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协同水平较低,冷热点城市分化现象显著,部分城市处于明显的边缘化地位;地理性边缘与功能性边缘并存,以地理性边缘为主;各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别,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视角提出改善公共交通网络、提高产业互补、促进人才流动、培育次级中心城市和凝聚子群等方式提高网络嵌入性的发展建议。     

面向“多样化联系空间”的企业区位选择——基于SGWR模型的城市微区位分析

文章引入“多样化联系空间”视角,使得空间附着了更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内涵,并以此作为城市微区位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基础。理论上,企业在城市微区位的选址不仅是通过市场机制与经济因素发生,也特定于区位的经济、社会和地理的紧密交织及其交互作用,其理论机制是空间的多样化联系以“成本共担”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引致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并以深圳市的高新电子信息企业为例,应用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城市微区位、多样化联系与企业区位选择的耦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微区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存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城市微区位的多样性、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