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乡镇企业时期,农民参与乡村工业,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农民在政府推动下,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土地供求的动态均衡分析

土地问题是我国城中村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主体的行为特征、城中村土地供应和需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以理论推导与现实印证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对城中村土地供求变化进行了动态均衡分析。从村庄"内部人"的视角,考察在各种内外部因素变动(征地与留用地,城中村改造,村民城市化转型)的情况下,城中村主体如何实现土地的供应和需求均衡。总体上,城中村土地变化表现为土地需求被动地追随(因征地而发生的)供应减少而下降,以实现供求均衡。具体而言,在城中村形成阶段,供求均衡借助乡村工业化,即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而实现;在城中村存续阶段,存在土地供求的逐渐失衡;在城中村改造阶段,供求均衡最终必须通过城市化,即村民转为市民而实现。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建筑视角的中国城市更新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采用GIS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比例与建筑更新指数(BRI)指标,以兰州市为例对中国城市建筑更新及其相应视角的城市更新进行了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兰州市建筑更新以拆毁重建为绝对主导方式,几乎所有地域、所有用途的建筑都在同步更新,且更新水平空间分布波动较大;而城市更新却主要采用了建筑群体整体快速更新方式,使城市迅速形成了新的建筑景观格局和建筑文化,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更新水平空间差异较大,这也是中国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更新方式;②兰州城市更新显然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需求因素、土地快速升值、空间功能调整、政府财力迅速增加、开发区建设、旧城与"城中村"改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1980年代以前建设的成片建筑的老化与陈旧、居民需求结构转变迅速、规划管理转变等因素有关.     

认知重构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演化 ——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旅游创新年谱,识别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的认知基础和认知维度,探究认知重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由旅游服务创新主导向旅游体验创新主导演化。(2)客体变迁与认知主体学习驱动村民四维认知重构,并通过旅游创新主体多元化以及路径创造推动旅游创新演化。(3)传统村落家的体验将深层次化,真实性将得到重构;自组织旅游创新演化将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社区旅游创新既是村民对家的重塑和美化,也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城中村传统宗族文化的重构

祠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经历着重构。以广州城中村猎德、珠村内的祠堂及其所承载的宗族文化为考察对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两个代表性祠堂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村民生活及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后发现:1祠堂空间作为承载传统宗族文化的"场域",其空间形态与村民行为模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重建后的猎德祠堂为了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与珠村古祠堂明显的差别;2在转型时期宗族文化的重构体现在祠堂传统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被娱乐活动所取代,休闲和宴席成为村民在祠堂中的主要活动事项,与古祠堂相比,猎德新建祠堂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盈利性场所;3作为宗族文化景观的代表,祠堂空间形态演变反映出村民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宗族文化衰退、重构的直观明证;4 20世纪以后在夫妇制家族时代,村民的宗族意识在逐渐衰退,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当村落整体文化环境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巨变时这种衰退会加速。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场域"和聚落环境的探讨不仅为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深层次理解建筑及其环境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     

城中村改造利益均衡模型构建与检验

城中村改造,实质上发生产权结构转换和利益重新分配。为进一步研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重构与均衡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构建城中村改造前后的利益均衡模型,并应用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中村改造并不是各方利益同时增加的过程,而是发生此消彼长的局面。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总产出曲线或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城中村改造中新均衡机制的形成。     

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

为探究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发生机理及不同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对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政府与村民的互动推动了古村落景观的变迁。借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将变迁中的行动者分为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指出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及分布

明清时期,回族从西北、华北、华中、江南、东北及周边省份迁移而来广东。从职业看,多为驻防军士、任职官员及其家眷,亦有来粤经商、游教及被流放人员;从迁移性质看,多系受政府支配,甚至是被迫迁移的。来粤回族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一带,其它地区亦有零星分布。他们在城市自成街区,在农村独成村落。展转来粤的回族人士因种种缘由后来又继续迁移,甚或迁往省内外及港澳等地区。对明清时期广东回族来源及分布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乃至全省多元文化相融并蓄的文化格局和区域(城市)文化重构。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岳阳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过程与机理探析

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发现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变迁特点,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双核心村落体系等3个阶段;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迁移、地缘、血缘与风水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岳阳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过程与机理探析

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发现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变迁特点,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双核心村落体系等3个阶段;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迁移、地缘、血缘与风水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生态优越型城郊乡村转型过程及其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登封市杨家门村为例

生态禀赋优越型城郊村往往可以凭借景观资源和大城市外溢效应实现乡村发展,却由于快速城镇化及“虹吸效应”造成劳动力流失、产业凋敝等空心村问题。论文以嵩山风景区传统村落杨家门村为研究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乡村转型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并探讨内生动力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案例村转型过程经历了乡村资源向乡贤集中、产业多样化发展反哺村民、政府主导—企业引领—村民参与多元化发展3个阶段,动力机制从内生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与外援动力相结合转变,历经乡贤主导—政府主导—社会网络多元化治理的演化路径,最终促进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实现人才、产业、组织、文化、生态的振兴。研究可为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的城郊型空心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非洲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模式

以城市中心变迁和阶层居住分化为研究视角,探究了非洲近代、现代2个时期的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与模式。结果表明：不同时期,非洲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的结束,社会空间结构从旧二元向新二元转变。近代时期,非洲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典型的双城模式,殖民者与本地人的居住空间被严格区分;现代时期,非洲城市表现出新旧中心并存模式,中上阶层与贫民居住空间存在明显分异。政治、经济、人口与社会等因素是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促进非洲城市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