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缘位势理论的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对策研究

中国周边国际地缘环境十分复杂,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在周边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是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在三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主导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国家地缘位势的指标体系;从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三个维度,计算2000—2017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结果显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得分从2000年的9.6提升到2017年的101.4,增长了9倍多;其中软实力增长了22.66倍,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影响力在逐渐扩大。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增加,因此研究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巴投资面临复杂的地缘环境、欠佳的投资环境、经济风险和跨文化风险,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机遇下提出新的投资策略,以期为企业降低投资风险,为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的时空演变：特征、规律及其原因

采用文本分析和空间可视化方法,对1900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不同时期地缘战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时空演变呈现欧亚大陆主导、集中于边缘新月形地区和环中国周边分布的空间特征;2）交汇区形成了从分散到集中、陆海兼备、部分区域稳定和“低政治化”趋势的演变规律;3）国家利益、资源需求、地区历史和复杂宗教问题以及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地缘战略交汇区形成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加强海军建设,弱化地缘战略交汇区域集中趋势,在地缘战略交汇区内集中经济竞争等建议,为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提供参考。     

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与影响研究

湄公河流域国家是中国周边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开展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对于中国在该流域国家开展投资和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运用层次分析(AHP)方法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和数学模型,基于多源数据对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定量评估。研究表明：1)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空间差异明显,由西向东呈递减趋势,其中缅甸为高风险等级,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中风险等级,越南为低风险等级;2)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边境安全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均有影响,且不同类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同。     

基于改进鹰鸽模型的南沙群岛岛礁争端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南海地区岛礁的争端博弈影响国家安全和地区发展,基于改进的鹰鸽模型,综合地理因素和国家的对抗偏好对南沙群岛岛礁争端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南沙群岛北部海域岛礁的平均地理价值和竞争激烈程度较高,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在此区域均有控制岛礁且国家之间地缘位势的非对称性接近,未来可能成为权益争端的热点区域;②中国和声索国选择合作的概率受岛礁地理价值、国家在岛礁的地缘位势、冲突成本以及对抗偏好共同影响,地理价值、对抗偏好与选择合作的概率呈负相关;冲突成本与选择合作的概率呈正相关;国家在岛礁的地缘位势接近时,选择合作的概率最小;随着地缘位势差距增大,非对称性增强,选择合作的概率上升;③在南沙岛礁争端中,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概率较大,与越南合作不稳定,与菲律宾合作概率最小。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基于GDELT事件数据的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测度与分析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对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研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地区,地缘环境十分复杂,地缘政治事件频发。通过事件分析刻画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的等级,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1)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总体稳定可控,但内部时空差异较大。菲律宾和缅甸的地缘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老挝、新加坡、东帝汶和越南较低,其他国家则处于波动状态。(2)印尼、柬、泰、马等四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内部事件影响高于其他五国,国家内部问题亟待解决;文莱、老挝、东帝汶、越南和新加坡等五国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较高,内部环境相对较为稳定。(3)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受外部事件影响远高于内部事件影响,其中外部事件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域内国家占比较低,主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研究结果为掌握东南亚地缘政治风险情况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地缘位势视角下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解析

在厘清空间视角下权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9·11”事件后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演化特征,结合国别研究尝试解读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在伊朗的地缘位势在负向高位区间频繁波动,俄罗斯的位势在正向中位区间小幅波动,美国和俄罗斯的波动呈现“强－强”机制,中国的位势变化则与其较为剥离,呈“S”型曲线大幅增长。2）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是地理位置、地缘外交、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位置是基底要素,地缘外交是决定要素,地缘经济是驱动要素,地缘文化是协作要素。3）中伊的地缘战略空间互补性重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双边经贸依赖的加深提升着地缘关系的强度和密度;美伊的地缘关系偶有缓和但总体较差,呈现出的波动性是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双重应答;俄伊地缘关系紧密缘于传统地理空间邻近和地缘战略考量,两国间存在着由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稳定却复杂的地缘关系网络。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     

中东地缘环境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

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节点地区,深刻分析其地缘环境及驱动机制,对于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提高中国“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地缘环境评价体系分析中东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其演变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以2010年“阿拉伯之春”事件为转折点可将中东地缘环境演进过程划分为温和波动期（2000—2009年）和剧烈波动期（2010—2020年）两个阶段。（2）空间上,地缘结构从伊拉克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核”空间结构演变为伊朗独大的“一核”结构。地缘环境从“西高东低、中突出”的空间格局,演变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东进”趋势明显。2020年地缘环境高值区分布在伊朗、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东部和北部地区国家,地缘环境低值区集中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南部和西部地区国家。（3）从驱动机制上来看,中东地缘环境演变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条件是支撑力,地缘政治军事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和地缘经济结构是驱动力,地理空间结构是摩擦力,美俄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博弈是推动力。     

权力、地缘环境与地缘位势评价——以中日钓鱼岛之争为例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话题,然而,国际关系学对权力的研究缺乏空间维度。考虑空间距离、地缘环境（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部分组成）等对权力的空间制约,权力在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就是地缘位势。据此理解,文章从权力的4个来源,即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实力和不平等相互依赖,并结合地理衰减原理构建了地缘位势评价方法。以中日钓鱼岛之争为例,定量评价了中日两国在钓鱼岛的地缘位势,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崛起,整体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中日之间不平等相互依赖关系的转变,至2010年中国在钓鱼岛的地缘位势已经全面超越日本。这一评价结果既可以回应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同声音,同时也阐释了自2012年以来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积极的处理方式。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     

环印度洋地区中国国家风险的综合评估及时空演变分析

环印度洋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环印度洋地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中国企业投资、商贸往来等构成诸多潜在风险。基于2005—2019年环印度洋地区4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4个维度选取22个指标构建环印度洋地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动态时间规整和地图可视化探究环印度洋地区5个子区域2005—2019年综合风险及各维度风险的时空演变特点。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综合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区域内国家仍集中在中风险和较高风险等级;②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是区域内2大综合风险高值集聚区,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综合风险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集聚性”特点;③ 不同地区主导风险不同,政治风险是除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地区的主导风险,也是环印度洋地区目前最主要的风险来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地缘政治区及国家聚合-分离指数构建与应用——以东南亚为例

在借鉴哈特向对国家内部向心力-离心力思想的基础上,以地缘环境评估框架为指导,从影响世界上不同地缘政治区聚合-分离情况的要素进行考量,搭建了具有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家及地缘政治区2个尺度的聚合-分离指数评价体系,以期从国家和地缘政治区2个尺度定量衡量向心凝聚或离心分裂的倾向,并以东南亚区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南亚地区整体的向心凝聚力较高,但随年际变化呈现跌宕下行的态势;2）老挝、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缅甸聚合-分离指数较高,为强聚合型国家;越南、文莱、菲律宾3国的聚合倾向较低,为弱聚合型国家;而东帝汶长期处于与东南亚地区游离的状态,属于弱分离型国家。总体上,东南亚呈现大多数国家聚合且数值较为接近、少部分国家出现断层型分离趋势的特征,属聚合-分离兼备型地区。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3)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     

全球视角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比较研究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低碳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利用1990―2020年世界19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4个维度测度各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理论对比分析中国及不同收入群体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各国（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提升最为明显,中国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则呈现出起步低、速度快的发展趋势。(2)世界各国（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综合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主导的,而低收入国家（地区）城镇化的主导类型则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渐从以城镇人口带动的“量”转变为协调发展的“质”,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3)高收入、高城镇化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综合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中低收入、中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国家（地区）存在“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均碳排放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上升的阶段...     

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气候风险评估

综合考虑柑桔气候适宜性水平及其变率变化,构建柑桔的风险度模型,运用滑动建模技术对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的气候风险性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根据风险分布强度将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温度、降水、日照和气候风险大致分为三类型:低风险型、中风险型和高风险型。温度风险度大致呈纬度地带性分布,除西部高山区外,由低纬向高纬风险度依次增高;降水风险度呈现亚热带中部低,北部和西部高;与降水风险度相反,日照风险度在亚热带中部高,北部和西部低;气候风险度受温度变化的主导,也大致呈现纬度地带性,呈现高纬和西部高海拔区高,低纬和东部沿海区低。柑桔气候风险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上都存在着差异,近46年来,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气候风险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增加的最快;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亚热带东部和南部风险较低的区域分布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北部和西部风险高的区域分布有进一步增大并向东部和南部扩展的可能。从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减产率大于10%、20%、30%的气候风险度分布区域变动过程来看,柑桔各减产率的气候风险度分布具有很明显的区域性和连续性,大体上由东南向西北呈增高趋势。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