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

贸易网络研究起源于复杂网络科学,其研究问题属于经济地理学全球化关注范畴。然而,关系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全球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样借鉴社会网络和网络科学的思想,几乎没有参与到贸易网络的研究和对话中。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从介绍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入手,阐述关系经济的网络范式来源、过程与研究成果,并梳理现有贸易网络研究的进展,分析现阶段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思潮与贸易网络的区别,重新思考经济地理在关系视角下,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贸易网络的讨论中。主要结论如下：(1)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仅仅借用社会网络研究小部分概念,重视在整体网络空间中行动者的嵌入性,几乎不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及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2)贸易网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间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性质,而关系经济地理普遍从企业出发研究贸易流动背后的生产网络,其理论基础难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3)关系经济地理的贸易网络研究应该重视全球集群网络理论的运用,重新思考网络概念的经济地理学基础和多维网络相互耦合关系研究等问题。论文有助于推动关系经济地理学学者如何借助学科理论基础参与到贸易网络国际化研究中,对探讨现阶段经济地理理论应用和新方法实践具有重要...     

软件产业发展的经济地理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软件产业迅速发展,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信息服务业的核心内容.软件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软件产业全球生产网络日益复杂.软件产业不断成为政府以及学者们研究的新热点,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软件产业研究也不断涌现,但研究对象主要以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少数新兴软件国家为主,对中国软件产业的经济地理学研究...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物流活动研究进展及启示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物流研究的兴起,物流对于提升地区和企业的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的物流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学和交通地理学2个学科.管理学侧重于研究物流组织和企业物流效率的提高,缺乏整体和空间的视角,而交通地理学则侧重于以货物流通为代表的传统物流研究,对于现代供应链及物流组织研究不够,二者各有研究优势和不足.经济地理学对物流活动的研究经历了传统物流活动研究、物流活动被遗忘、物流研究的被重新认识和发现3个阶段.在当今经济地理学"社会、制度、文化转向"背景下,经济地理学将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物流网络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物流活动的相关研究,主要是由交通地理学者借鉴经济地理学理论对物流活动进行的研究.及经济地理学者对生产领域研究时对物流活动不经意的涉及,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全球生产网络下现代物流的性质和作用,现代物流组织结构研究,现代物流活动的空间表现及发展动力机制4个领域.总体而言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最后,文章提出了对当代中国经济地理学对物流活动研究的几点启示.     

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金融国际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岸金融中心是在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促进资本流动与新兴金融市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离岸金融中心独特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离岸金融中心也开始受到地理学的关注。论文在对离岸金融中心的相关概念和发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地理学文献,从离岸金融中心产生的区位条件、离岸金融中心对全球和区域产生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与全球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最后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对中国未来如何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给予展望。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集聚与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两岸不同制度背景下台资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时空过程值得关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共同演化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地理学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制度-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永福高山茶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农业在大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集聚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镇的集聚与演化过程可看作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创造（1996—2003年）、路径发展（2003—2012年）和路径锁定与解锁（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在永福高山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制度和政府相互适应,共同演化,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多元和综合属性,其研究内容往往呈现跨学科的属性,涵盖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进化论和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超越原有的单线逻辑的叙事而受到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被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动力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结构—过程”分析视角。而另一方面,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演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着较大区别,只有在充分立足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实际状况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理论体系,探索更为多元化的旅游研究方法。加强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能够为中国的旅游实践提供较为宏观尺度的政策分析视角,进而有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加强中微观层面的多尺度耦合机制和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动态与经济地理学展望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概念进入经济地理学者视野,用于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的多维因果过程与空间动力机制,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新兴议题之一。为掌握该研究动态,本文对2000—2020年来共计2453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进行回顾,重点探讨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和理论不足,阐述了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融入方向。本文发现：①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研究和可持续管理领域热门议题,呈多学科介入特点;其中,转型地理研究正不断崛起,并聚焦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技术共演过程、多尺度动力机制、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及其转型地理性等问题。② 经济地理学对转型研究有三个视角优势：时空语境敏感性;转型过程、机制和结果的空间多样性;新产业系统的地方嵌入及其合法化的地理性。③ 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含三个提升方向：概念内涵深化（含地方、尺度和空间）、多范式互动融合（演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构建方向（多地理尺度性与多层次视角,区域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④ 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在三个议题上有广阔前景：基于国家语境敏感的地方转型探索、绿色利基发展与转型空间机制研究、以及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与转型研究。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方产业集群研究的演进及其新动向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快速、多元的理论转向,产业集群理论则在汲取相关养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焦点和内容的演进,并持续影响着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发展与实践。以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首先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产业集群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将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其次,对进入21世纪后产业集群研究的新动向进行归纳,发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网络、时间、空间和技术四个维度,同时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四种变化特征和趋势:①从"集群结构"到"集群网络"的网络复杂性;②从"静态集群"到"集群演化"的时间动态性;③从"持久性集群"到"临时性集群"的空间非嵌入性;④从"实体性集群"到"虚拟性集群"的技术互联网性。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对我国产业集群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的参与问题

全球环境变化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环境变化不单纯是自然环境系统本身的科学问题,而是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诸多方面综合的、复杂的问题,所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引起了相关学科领域越来越深的参与,愈来愈呈现出自然与人文要素综合集成研究的趋向。过去的科学实践已证明地理学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力量。地理学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不完全归因于它在探讨人类-环境相互作用中具有综合研究的学科特性,部分原因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本文强调我国人文地理学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关研究,初步讨论了人文地理学要关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人文地理学参与的途径及能力建设问题。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技术关联研究进展

技术关联是现阶段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现实经济增长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背景下,探讨技术关联的概念和测度方法,从静态和动态2个视角探究技术关联影响产品演化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在国家、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尺度上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证明了产品演化路径显著依赖技术关联,即遵循路径依赖过程。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发现,有些区域通过向技术不相关产品进行演化从而实现了路径突破,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发现金融危机与扶持政策等外生力量和地方环境与制度等内生变量都会导致路径突破。中国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为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很好的案例,同时也为中国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创造重要契机。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金融网络：理解全球-地方经济联系的新框架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从全球到地方:东莞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升级路径

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绿色化升级的研究已开始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研究话题。在梳理国内外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基础上,构建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以东莞市家具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访谈法,分析东莞家具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历程,理清在全球化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等两大驱动力的作用下,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结果显示：全球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影响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有差异,全球动力推动的绿色化升级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并对本地出口企业造成“可持续采购挤压”,而国内绿色家具利基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对本地绿色化升级起关键作用。结论对理解中国制造业由外向型向内循环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模式演变分析——以中国为例

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体 ,在经济全球化下 ,企业行为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全球化力量促使了企业生产要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 ,在所有区位自由布局 ;地方化力量则使企业生产活动依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是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的结果。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从企业行为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 ,地方性生产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其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变化 ,并以目前我国常见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为例 ,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外向型经济区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过程与不同尺度的空间响应。我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内部出现企业迁入与迁出并存、旧产业区衰退与新产业区增长并存的新现象。这一新现象与经典的“核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集聚、扩散过程有很大区别,是核心区域内部,在集聚、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同时出现增长与衰退的空间分化。需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制造业企业集聚、扩散的多元化过程、经济区域演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力机制等科学议题,从“多元化区位过程-多尺度空间效应-多重动力机制”,建立一个从企业区位到经济区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符合时代背景与我国国情的产业集聚和扩散理论,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区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动谋划转型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in China: Progres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pulation geography (PopGeo), although a sub-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should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in light of its national population size and unique demographic issues,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iophysical differences. Yet it typically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arent disciplines, especially demography and geography. Specifically, PopGeo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in terms of the three major aspect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cademic majors for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journal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PopGeo in China has focused on the growth, composition, change, distribu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population at the meso- and macro-spatial scales. As the most popula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questions about how and why the population changes, where the population settles and migrates to, its maximum carrying capacity, and how to guide soun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matter to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are always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PopGeo studies in China. In contrast, some new population phenomena such as human space–time behaviors (commuting, remittances, and friends’ interaction), popular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broad, are not fully investigated at the micro-level. Presently, PopGeo in China may face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cause of the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is this occasion that calls for a state-of-the-art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pGeo since the 1980s, the turning point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opGeo studies in China. We aim to reveal the current status of PopGeo in China to the world, and shed light on its further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