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当前,生态补偿已成为激励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迁西传统板栗复合栽培系统是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典型农林复合系统,但由于当地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受到短期利益驱动,导致板栗单一种植逐年增多,水保防护林受到蚕蚀,造成了水土流失等问题。本文以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为例,在对当地100名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模型构建法,就板栗复合栽培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关注程度、环境保护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户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都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通过对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明晰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机制提供案例,其研究结果也可为进一步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当地环境的保护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张掖市为研究区,设计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张掖市的社会资本指数和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通过回归剖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1）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指数为4.93,其中,农户社会资本信任维度的发展水平最高,信息传播维度的发展水平最低;（2）影响信任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财富差异;影响政治赋权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影响网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年龄;影响合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和农户财富差异;影响社会凝聚力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与农户财富差异,影响信息传播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财富差异。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     

湿地公园生态教育对游客环境行为倾向的影响——以哈尔滨市5个湿地公园为例

开展生态教育是湿地公园适应生态旅游业发展,坚持资源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的重要环节。但是,生态教育效果如何以及生态教育能否有效影响游客环境行为倾向的相关研究却相对薄弱。以湿地环境知识为湿地生态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哈尔滨市5个湿地公园736名游客的湿地环境知识、湿地环境态度、湿地景观感知、湿地旅游环境行为倾向进行问卷调查,并以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湿地公园生态教育对游客环境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教育以两条路径影响游客环境行为倾向:1以湿地环境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教育能积极影响游客对湿地环境的态度,并进而积极影响游客环境行为倾向;2以湿地环境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教育能积极影响游客景观感知,并进而积极影响游客环境行为倾向;3选取的控制变量为教育程度、年龄和居住地,教育程度对游客湿地环境知识具有正向影响,对游客景观感知、环境行为倾向具有负向影响;年龄对游客环境行为倾向具有正向影响,游客居住地对游客环境行为倾向具有负向影响。研究旨在为开展湿地生态教育活动提供参考。     

陕西湑水河下游城固段朱鹮游荡期的食物丰富度

于2009年9月和2010年5月,在朱鹮(Nipponia nippon)重要游荡区之一的湑水河下游城固段,对食物丰富度进行了调查。将湑水河城固段约30km长的河道分成上段、中段和下段,并随机选取7个取样点。在每个取样点,采用五点取样法,设置5个1m×1m的样方,并取地表以下10cm的土样,在河岸滩涂调查小型无脊椎动物和两栖动物;采用样线捕尽法来调查鱼类,样线长度为100m。两个季节共采集到鱼类30种,小型无脊椎动物24种和两栖类蝌蚪2种。在各河道段,不同季节的鱼类物种组成和质量密度有显著差异,小型无脊椎动物物种组成和数量密度也有显著差异。总体上,湑水河下游城固段的食物非常丰富,是朱鹮在游荡期的理想觅食地,但是,河流污染和人类活动干扰会对朱鹮的觅食造成不利影响。     

家庭禀赋、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

以甘肃省606份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沙化土地治理持较为满意态度,其中参与治理的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参与治理的对照组农民,这一结论通过对比回归得到印证.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受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大,家庭禀赋与对照组农民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检验.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实验组农民更关注周边植被覆盖度变化,对照组农民更关注绿洲保护功能.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差异.沙化土地保护政策不应仅局限于沙化土地逆转,更应注重基于农民满意度的家庭福利改善.     

家庭禀赋、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

以甘肃省606份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沙化土地治理持较为满意态度,其中参与治理的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参与治理的对照组农民,这一结论通过对比回归得到印证.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受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大,家庭禀赋与对照组农民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检验.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实验组农民更关注周边植被覆盖度变化,对照组农民更关注绿洲保护功能.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差异.沙化土地保护政策不应仅局限于沙化土地逆转,更应注重基于农民满意度的家庭福利改善.     

游客对肢体残障人士出游的态度差异——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的混合研究

基于出游障碍理论框架,于2019—2020年问卷调查308名游客和开放式访谈13位肢残人士,运用混合研究方法,识别游客对肢残人士出游的态度,并分析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肢残人士出游态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游客认同社会公众态度是阻碍肢残人士出游的最重要因素,大部分游客对接触肢残游客不存在顾虑,但介意一同出游。（2）游客对肢残人士出游的具体态度包括出游意义认同、出游环境改善、其他人群的友好态度、交流愿望与自信以及拒绝心理。（3）年龄对游客态度影响最大,表现为负向影响交流愿望与自信、正向影响拒绝心理;游客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分别对交流愿望与自信、拒绝心理、出游环境改善的态度有显著影响。访谈资料有效解释了大部分定量分析结果,但在受教育程度对游客态度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果与定量分析相反。     

农户参与旅游决策行为结构模型及应用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及定性研究确定构成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决策行为的可能影响因子,即涉及农户对社区旅游地开发基础认知、旅游地归属感、旅游开发影响感知、农户参与能力、农户参与态度、农户参与决策、旅游地开发偏好、参与旅游行为等8个结构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了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农户参与决策行为结构概念模型,提出了6个假设。并与实践结合,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借助于结构方程专用软件 (Lisrel),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加以拟合,确定了各要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验证了6个假设,提出的6个假设基本正确。结果表明：① 农户的旅游开发基础认知对其旅游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但不十分显著 (0.35);② 农户的地方认同感是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0.89),其次是农户旅游影响感知 (0.75);③ 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直接影响其旅游参与决策行为 (0.85);④ 农户参与能力对其参与旅游决策也有正向影响,但由于农户的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户参与能力,两者之间不十分显著 (0.35);⑤ 农户的旅游参与旅游决策行为进一步影响了农户的旅游地开发偏好和参与旅游行为 (分别为0.91、0.48)。最后指出了提高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措施,决策行为模型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家庭禀赋、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基于甘肃省14县市农户调查数据

以甘肃省606份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沙化土地治理持较为满意态度,其中参与治理的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参与治理的对照组农民,这一结论通过对比回归得到印证。实验组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受政府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大,家庭禀赋与对照组农民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检验。环境感知与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实验组农民更关注周边植被覆盖度变化,对照组农民更关注绿洲保护功能。家庭禀赋、环境感知对农民沙化土地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差异。沙化土地保护政策不应仅局限于沙化土地逆转,更应注重基于农民满意度的家庭福利改善。     

传统农区生态修复中的经济补偿探讨——以日本佐渡岛为例

当前,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在发达国家较为盛行,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在推行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于长时间在日本佐渡岛上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在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朱鹮生息环境修复的背景下,以农户为主体的区域居民的意识和行为,揭示了区域环境整治和农户农业经营之间的矛盾。通过深入比较传统农业经营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经营在经济效益上的差异,阐明了农户反对朱鹮野化放飞和生态修复的必然性。从而提出为了尽快扭转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群体间生态效益及相关经济效益分配不公平的局面,利用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法律手段,寻求切合区域实际、各具特色的生态补偿方式的重要性。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支付意愿分析

上海崇明东滩是作为鸟类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近年来在崇明东滩实施的对入侵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治理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显著改善了过境水鸟的栖息环境。对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开展支付意愿调查,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明确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鸟类栖息地保护方案的制订提供指导与建议。采用条件价值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支付卡式问卷调查方式,通过网络平台和线下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 319份;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对居民支付态度、支付意愿金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201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对上海市不同学历人口的支付意愿金额期望进行加和统计,以此估算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的支付意愿。经调查发现,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的整体支付意愿金额为23.51×108元,正支付意愿率为79.7%。居民支付态度与其受教育程度、对保护区熟知程度、去当地旅游次数、自身收入水平和是否在上海市长期居住显著正相关;上海市居民支付意愿金额与其受教育程度、对保护区熟知程度、去当地旅游次数、对鸟类保护的重要性认可程度、自身收入水平和是否有本地户口显著正相关。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认可度较高,其对崇明东滩湿地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所选择的支付意愿金额总和超出政府对该项目的投资,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保护的宣传力度,并推动该鸟类栖息地生态效益的不断提升。     

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依据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1个村屯310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旅游的意愿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户主年龄、对旅游的认知程度、拥有投资资金的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收入、农户参与的可行性、旅游资源情况和当地政府态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针对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子,提出了考虑农户的经济利益、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科学规划等促进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措施。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机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从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等方面的因素出发,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24个省份的农户农地流转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模型,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入和农地转出两个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是通过农户自身特征、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等方面的传导,对收入、就业和生存对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农业依赖程度和区位条件对农户土地流出有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商业保险、地貌类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有正向影响;影响农户土地流入的因素只有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地貌类型、农业依赖程度对之产生正向影响。     

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态度模型——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

耕地非农转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并对城乡不同农户产生差异性影响。立足农户层面,针对耕地非农转换过程的特征,建立多元情景,分析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差异性,构建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态度模型。并以西宁市市区为例,完成22个村81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建立了耕地征用程度、土地开发方向、空间区位和城市位置4个分析框架,形成13种情景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态度模型。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内容呈现多元化特征,影响农户征用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较为复杂多样,经济来源增加成为耕地非农转化农户生活满意度和征用态度模型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提高对耕地价值的全面系统认知,可为丰富和完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借鉴。     

世界自然遗产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以四川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为例

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四川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遗产边缘带范围内400家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以了解受遗产保护影响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情况,并探讨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利用SPSS19.0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满意度群体特征;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遗产保护的影响,经济收入、工作和劳动条件、交通条件和教育条件与居民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其中相关性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收入,最小的是交通条件。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