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Firm entry mode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Malaysian investments in Vietna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that have expanded into Vietnam. Based on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that have invested in Vietnam, the paper unpacks the entry modes that these firms have undertaken. It argues that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prefer joint ventures in their Vietnamese businesses to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and personal direct investments.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such investments are often embedded in social and intraethnic ties, which connect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with Vietnam's ethnic Chinese businessmen. To this end, these firms tend to rely on informal ties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 of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Nevertheless, the Malaysian Chinese firms are not averse to collaborating with nonethnic Chinese firms that enjoy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etnamese state. This observation is especially marked in the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and finance sectors.     

Chines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amination of policy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expected experimental way of promot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y invent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ocal host countries. Policy mobility, a classic theory with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addre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policies, has implications for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policies are not easily moved direct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stead, policies are embedded due to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in policy mobility.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seven China-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analyzes their key participants. It then discusses policy mobility by looking into the roles of revenue, land, and talent in developing these industrial park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se park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of host countries, huge pressure from enterprise investment capital, the lack of overseas service platforms, and underdevelope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put forward.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东南亚汽车生产格局的演变及其动因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的汽车生产迅速恢复并快速增加,其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布局上东南亚汽车生产具有如下特点：①生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且集中趋势不断增强;②轿车与商用车平分秋色,但各国有所不同;③生产网络由日本跨国公司主导。形成上述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南亚各国汽车市场的增长,内部一体化加强,以及当地的政策保护和鼓励等。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时空演进及其网络关系

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研究数据为基础,运用地学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东南亚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及其参与组织的社会网络关联解析,得出以下结论：1）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波动增长,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由2000－2013年的两极集聚中心转变为2014－2018年的三级集聚中心。2）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众多,恐怖组织类型复杂,各恐怖组织及独狼型恐怖主义之间通过情报、资源及人员交流等方式进行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地区恐怖组织网络;以伊斯兰祈祷团（JI）为代表的东南亚恐怖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利用域外组织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横跨多国、分工明确的4M活动网络,并利用此活动网络进行资金筹集、人员培训、策划活动等。3）东南亚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地区内部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有区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干预。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基于百度指数的东南亚国家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

基于2010―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东南亚10个国家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弹性系数、泰尔指数和相对网络关注度测度方法,从“信源”“信宿”和“信道”3个角度对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普遍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高于内陆地区,长三角地区关注度增长迅速,珠三角地区关注度最高。2）泰尔指数整体下降明显,东、中、西和东北经济分区区内部关注度差异的缩小与区域间关注度差异的拉大并存。3）区域内部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是造成区域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4）马来西亚逐渐取代越南,与新加坡、泰国组成东南亚地区被中国关注最多国家中的前三甲,出境旅游、经济贸易往来以及金融投资与合作是拉近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5）对东南亚国家相对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向东南沿海集中,东南亚被关注国家均分布在南海周边,南海战略地位突显。上海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逐渐弱于广东,表现出广东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突出的地位以及城市之间跨流域的区域贸易分工。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述评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冷战时期展开地缘战略博弈的两大阵营势力的淡化与退出,缓和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大东盟”的内部联合,并强化了自身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而世界大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对航道安全的关注,也凸显了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三是中国的崛起效应。这些变化引起了新一轮的大国战略考量,并在美国的推力下,其它几个大国借着新时期南海问题、缅甸民主化等地缘环境的变化,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实现了平衡和遏制中国的深层次战略目标,从而也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大国互动关系的复杂化和大国战略博弈的炽热化。     

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与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保险市场历来被国际保险业公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加入WTO以来,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进入快速扩张期,区位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本文回顾了外资寿险公司在华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区位分布特点,并对其区位选择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区域人均城镇收入水平正相关,而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FDI呈负相关。未来外资寿险公司将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发展。     

中国纺织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纺织工业已经成为对就业和出口创汇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之一。近10年来,受全球贸易环境震荡和自身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国内生产的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大量企业开始向海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如何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创造新的发展优势,事关中国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本文基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访谈数据,在回顾中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海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产业活动类型选择,而后剖析了该行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了差异化对外投资策略。     

网络视角下的国有和民营制造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进程中,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构建起愈发紧密的联系网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和差异成为国内外经济地理研究的前沿领域。有别于传统的对区位资源论的分析,本文尝试将映射在区域尺度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运用于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并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丰富中资企业对欧盟投资的区位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有国有企业网络资源不仅影响后续国有企业的投资选址,也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但现有民营企业网络资源仅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从时间维度看,2008—2012年国有企业网络资源和民营企业网络资源分别对后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选址产生影响,2013年以后,国有企业网络资源深刻影响后续民营企业的投资选址。这一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对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Scales of exception: Experiments with knowledge and sheer life in tropical Southeast Asia

New political spaces, I suggest, are generated by varied strategies that govern populations in and through multiple scales of exception. I identify biopolitical assemblages as a space of inquiry into the situated play of exceptions that territorializes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Scales of exception are produced when a neoliberal logic of economic growth articulates biopolitical problems of population security. Neoliberal and biopolitical decisions not only focus on accumulating values in space, but also anticipate the value of currently devalued spaces. By invoking exceptions, states alternately favour neoliberal or biopolitical values, thus investing spac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The interplay of biopolitical and neoliberal logics and the resulting configuration of scales of exception are well illustrated in Southeast Asia in an age of pandemics. In Singapore, a technomedical hub assembles networks for capturing knowledge capital and property rights, configuring an ecology of expertise. This is a site of scientific prowess in a region increasingly viewed as a space of 'third world' exception to global health norms. In Indonesia, health crises have prompted a logic of ethical sensibility to basic human survival whereby political leaders invoke bio-sovereignty, configuring a national scale of ethical exception that challenges the global power of biocapital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ver the supply of vaccines. In contrast to approaches that foreground spac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 attend to diverse logics that differently valorize scales of exception, thus giving visibility to situated mechanisms that animate and mutate political cart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