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绿色GDP核算方法及实证分析 --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

传统GDP未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准确地表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用传统GDP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明显不足。绿色GDP是指国家或地区在扣除自然资源及环境污染损耗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它能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收入水平的状况。文章依据狭义绿色GDP涵义,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结合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现状,构建资源环境账户虚数指标体系,探讨了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并估算了该市2002年的绿色GDP。结果表明：2002年大同市的自然资源损耗为63.86亿元,占GDP的29.29%;环境污染损耗22.18亿元,占GDP的10.18%;绿色GDP为131.33亿元,仅占当年GDP的60.24%,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亟待解决。建议科学、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类资源,树立市场经济的资源价值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保护治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问题研究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为自然资源存量价值与耗竭价值核算、环境污染损失价值核算及环境质量恢复与改善价值核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价值补偿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源存量和耗竭价值核算可采用支付意愿和供求定价模型法;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和固定资产损失价值核算可采用市场法;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价值核算可采用人力资本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包括自然资源核算指标和环境保护核算指标;系统讨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涵、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指标体系以促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深入研究。     

新疆绿色GDP的核算与分析

根据新疆现有的统计和环境监测数据,针对新疆重要的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疆的绿色GDP(GGDP)核算模式,并对1996-2004年期间新疆的GGDP进行了核算与分析,结果是：GGDP各年度分别在558．38～1636．74亿元之间,GGDP/GDP(%)各年度分别在61．22%～84．05%亿元之间；在1996年和2000年,新疆的耕地、林地、草地面积的很大变化,致使GGDP/ GDP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分别是61．22%和84．05%,其他年度影响不大；能源矿成本/GDP(%)处于17．73%～26．13%之间,新疆GGDP核算的其他指标占GDP比重较小；新疆的经济是资源主导型经济,新疆国民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较大的消耗。     

上海的GDP一般增长核算与绿色GDP核算

本文引用Barro的增长核算模型和Asheim的绿色GDP核算模型,对上海的经济增长开展了核算研究。研究发现:1)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资本投入、人力资源的有效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但是税收政策干扰了这种增长。2)上海市绿色NNP值低于GDP值,GDP值是绿色NNP值的2⁴倍,在20世纪60、70、80年代一直都维持在3倍以上。目前,上海市的GDP与绿色NNP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2倍左右,说明人们对环境污染和资源耗损问题的关注,已体现到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中。3)在目前阶段,绿色GDP不适合单独作为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但是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及对资源的损耗和对GDP指标不足的重要补充。     

2015年中国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核算研究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和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以及草地监测报告,对中国2015年森林、草地和湿地三大生态系统因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生态破坏损失进行核算。核算结果显示：① 2015年中国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3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3%。其中,森林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 437.5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10.2%;草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3 112.1亿元,占比为13.1%;湿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18 269.6亿元,占比76.7%。② 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区域空间差异大,青海、湖南、四川、黑龙江、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生态破坏损失都大于1 000亿元。③ 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来自气候调节和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2015年中国气候调节服务损失量为17 451.8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73.3%;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量为4 234.6亿元,占比为17.8%。     

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11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利用、产业绿色化、经济发展质量、环境保护、绿色人居5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研究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值区始终分布在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研究期内,高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增加,中高、低水平城市数量减少,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更加明显。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环境保护支出占GDP比重、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基于能值分析的福建省绿色GDP核算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福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储存和流动的不同种类的能量转化为统一标准--能值,得到能值消耗总量与GDP的比值即能值/货币比率。再将资源耗减与环境损失部分通过能值/货币比率转换为货币价值,并在传统GDP中扣除,即得到绿色GDP。最后运用部分能值评价指标对福建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 年到2006年福建省GDP增长迅速,但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福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对外贸易中以输出能值为主。但是环境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内部资源开发不足,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经济风险日渐增大,经济活动的竞争力趋于减弱。福建省经济增长中仍有一部分是不可持续增长,这与福建省的工业化程度有关。     

金华市的水资源核算与绿色利用新思路

计算表明,仅水资源一项自然资源折旧就可使金华市的GDP平均下降5.2%.指出金华市近几年GDP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也是水环境负债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指出目前金华市的缺水不是水源型缺水,而是水质型缺水.配合金华市政府建设绿色金华的新构想,提出了金华市水资源绿色利用的新思路:采用绿色GDP;实施绿色政绩;发展绿色工业;推广绿色农业;强化绿色治理;实行绿色水价.     

中国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估：SEEA方法及其应用

基于一体化核算体系（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简写为ＳＥＥＡ）分析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间中国农村的资源净产值、环境净产值和真实储蓄。表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巨大。资源净产值每年损失幅度为２１￣１４２６亿元,平均占农村总产值的１．７２％;环境净产值每年损失幅度为６０４￣１０５９亿元,平均占农村总产值的２．３３％;真实储蓄在－１２     

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时空差异性分析

结合SEEA理论与方法,核算了中国西部城市——西安市1997-2009 年的主要资源环境成本,基于市、县2 级尺度探究其时空差异性,并计算了资源环境成本占GDP比例情况.结果表明：① 按1990 年可比价,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由177197.9 万元增大到396031.8 万元,年均增长率10.29%,高于同期GDP (7.25%) 增长率.② 资源耗减成本大于环境退化成本,但前者比重有所降低,由84.84%降为69.45%.③ 各区县占总成本比例差异明显.2009 年,占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比重大于15%的是雁塔区,居于10%~15%的是未央区、莲湖区、户县;居于5%~10%的是新城区、碑林区、长安区、灞桥区、临潼区;其他区县小于5%.④ 据资环密度可将西安市分为3 个圈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属于I 圈,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属于II 圈,其他各区属于III 圈;资环密度I 圈集聚、II 圈和III 圈渐次降低;资源环境成本总量I 圈最小,II 圈和III 圈比重相当;按组分分析,能源耗减成本总量在I 圈较低,II 圈和III 圈较高,耕地耗减成本主要产生于II 圈和III 圈,污染成本I 圈< II 圈< III 圈,生态成本集中于III 圈.⑤ 资源环境成本占GDP比例1997 年为7.58%,2005 年达到11.27%,之后降低,2009 年降为9.05%,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空间上I 圈< II 圈< III 圈.     

江苏省典型样带区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以江苏省204国道沿线15县(市)组成的典型样带为研究区域,根据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其增长率、农业产值占地区GDP比重、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优势度等多项发展指标,应用统计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样带区农业发展的差异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近30年来样带内各县市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差距拉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格局;(2)农业产值占地区GDP比重普遍下降,尤以苏南三市下降幅度最大,样带内各县市间农业比重的差距明显增大;(3)样带内各县市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种植业比重有所下降,渔业比重有所提高,并且各县市间种植业比重的差距和渔业比重的差距均有明显增大;(4)改革开放以来,样带区农业优势度北高南低的格局得到逐渐强化,苏南三市不具优势,苏北地区优势度最高。     

江苏省生态足迹时间维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基于PLS方法对STIRPAT模型的修正

在分析江苏省生态足迹时间维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探讨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1)1990-2007年,江苏省生态足迹以年均5.36%的速度从7 227.75万hm2升至13 817.76万hm2,而生态承载力以年均0.30%的速度从2 850.98万hm2降至2 703.58万hm2,生态足迹对区域生态赤字变化的贡献率达97.81%,成为江苏省生态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2)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及其二项式是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总人口及城市化率指标却被排除在外,然而VIF值计算结果显示模型中各驱动因素间多重共线性明显;3)采用PLS方法修正STIRPAT模型,消除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显示总人口、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及其二次项、城市化率及其二次项都是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且按VIP重要性排序为城市化率>人均GDP二次项>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人均GDP>城市化率二次项>总人口>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二次项。两种方法中人均GDP二次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不存在环境EKC曲线的假说。该文进一步明确STIRPAT模型在分析环境压力的驱动因素中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验证了基于PLS修正的STIRPAT模型的准确性与可行性。     

基于熵权TOPSIS的云南省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从经济增长、资源承载利用、减排环保、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5个方面构建了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结合TOPSIS方法测算了云南省2011~2015年各区域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万人专利申请数、万人专利授权数,万人独立研究和开发机构人员数和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5个指标所占权重较大,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昆明市绿色发展水平一直居首位,西双版纳州、德宏州、迪庆州、玉溪市、怒江州的绿色发展水平居前列。红河州、临沧市、文山州、普洱市和保山市相对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云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效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各界一直关注的议题,有效衡量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有利于向绿色高质量阶段的转型。基于能值分析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0—2019年陕西省绿色GDP和生态效率,从经济和环境维度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绿色GDP和GDP总量持续增加,绿色GDP增长速度远不及GDP,绿色GDP指数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1.88%,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GDP和绿色GDP总量差距拉开,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2）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和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展,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可持续发展潜力减小。（3）能值可持续指标（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ESI）和改进ESI值不断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3.848和2.225,综合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低效,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亟需发展绿色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     

GPI理论研究及美国应用案例对我国的启示

采用GDP核算体系衡量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真实发展指数GPI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子帐户，包含了一些被GDP所忽略的成本和价值，构建了可量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来衡量区域经济健康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介绍了GPI的产生和组成帐户．对GPI核算框架与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评介了美国不同区域尺度上的GPI核算应用案例，总结了GPI核算的优点与实施难点，并对在我国开展GPI核算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城市低碳绿色发展的格局及其差异分析--以地级以上城市GDP值前110强为例

根据低碳绿色城市的发展目标、关键问题和重点领域,从经济低碳化、社会低碳化、资源低碳化、设施低碳化、环境友好化、环境绿色化6个方面构建了低碳绿色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对我国GDP值前110强地级以上城市的低碳绿色发展格局及其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低碳绿色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城市之间存在差异;低碳绿色指数在空间格局上是东高中低、西部居中,沿海高于内地;不同区域、规模、财富、职能的低碳绿色指数及各分指数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人口规模、贫富水平分别与低碳绿色指数间均是弱相关关系;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第二产业比重、服务业比重、能源强度分别与低碳绿色指数间依次是无、弱负、极弱负向、弱、中等负向的相关关系;低碳绿色发展各个方面不够平衡,一些欠缺有待弥补。     

1987—2016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时空特征及贡献率分析

基于EM-DAT数据库1987—2016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气候相关类）灾害灾情数据及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GDP等社会资料数据,对直接经济损失、损失占比（直接经济损失/GDP）等在不同尺度上计算分析,并量化了频次、GDP、频次与GDP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全球直接经济损失随时间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损失占比先上升后下降,世界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加强,但应对巨灾能力仍然较弱;② 收入水平越高区域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越严重,但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经济损失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区域;③ 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地区有欧洲、东亚、南亚、东南亚及北美洲中南部地区,而损失占比较高地区主要有东亚、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④ 初期灾次对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损失占比变化起主导作用但影响力逐渐减弱,GDP和频次与GDP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作用逐渐增强,不同收入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价值评价方法核算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社会保障功能及其综合价值,分析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规律,解析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综合功能价值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工业发展功能增速最快且始终占主导地位;生态保育功能相对集中于苏北和苏南,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集中于苏北,工业发展功能则集中于苏南;综合功能重心位于地理中心南偏东方向,呈钟摆式移动态势,各类地域功能重心位置和移动过程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导向及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综合功能及各类功能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基于能源约束的江苏省工业结构优化及空间重组

建设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是产业转型的前沿领域。利用构建的工业能源熵与区域能源熵概念模型,将江苏工业划分为优先发展、适度发展与限制发展3类行业,并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结构变化及布局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江苏省优先发展行业工业能源熵和区域能源熵呈增大态势,显示出由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演变趋势;适度发展行业始终以资本密集型行业作为主导,而限制发展行业中资源资本密集型行业占主导地位,但所占比重呈下降之势;在空间布局上,优先发展行业分布呈现由南而北递减趋势,适度发展行业呈核心边缘型分布格局,限制发展行业呈点状分布。据此,将全省划分为鼓励集聚区域、适宜集聚区域、适度集聚区域,并提出了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和空间布局优化的调控措施。     

江苏省城市服务功能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城市服务功能在提升城市空间价值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对创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和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均有重要作用.该文在定量分析2002-2019年江苏省各县市城市服务功能的基础上,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变异系数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地区城市服务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江苏省各县市的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和资金流通功能均快速提升,但3种功能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苏南相关功能指数最强,苏北增速最快;当前江苏省城市服务功能结构正由过去的"四沿"向"五沿"方向加速转变,但各轴线间存在城市服务功能断层问题;城市行政等级、地均GDP、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和每万人互联网接入用户数是江苏省城市服务功能演变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城市自身综合发展水平是内生动力,城市行政等级是外生动力,以地均GDP等为代表的联动因子是动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