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网络模式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网络范式的兴起赋予城市创新模式新的内涵,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流动和创新联系的关注。基于网络视角,以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分析工具,从本地和跨界多维空间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城市创新网络地位,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城市创新模式进行划分。研究表明：①研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知名的理工科院校具有较高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优先链接主体;②长三角城市群重视外部知识获取,跨界网络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途径,地理距离对创新合作空间载体选择的制约减弱;③创新网络位置影响知识获取和城市创新,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四类创新模式,密集的“本地—跨界”创新网络有助于城市创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浮现中的城市群创新网络:京津冀城市间专利合作与城市群演进

创新网络是城市群建设的主要支撑。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不断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开始浮现,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奠定了基础。以京津冀13个城市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库的专利合作申请数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2001—2005年、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3个阶段的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对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以及网络密度等指标,以考察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及其演进过程。研究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已经逐步形成;(2)北京处于创新网络核心地位;(3)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不高,仍在发育中。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中国对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参与程度,基于结构方程理论,选取了地理位置、政策主张、法律公约、国际地位4个指标,构建了影响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定量分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和法律公约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反向影响,政策主张以及国际地位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主张的影响程度最大(10.4)。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构建区域间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提升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的可行性选择。本文从环境规制的政策文件、实施过程、治理效果3个维度,构建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评价体系,探究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2003—2019年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此为基础,对长三角区域各城市划分区域协同治理小组,并分别测算其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水平,进而探究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的大气污染规制耦合度整体上表现为连片集聚发展特征,呈现出上海市最高、浙江省和江苏省次之、安徽省再次之的格局,且区域差异性不断缩小;② 长三角区域整体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度较低,但在波动中呈缓慢上升趋势,划分区域治理组后各小组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度保持在较高水平;③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地区间对外开放差异、公共交通差异和绿化建设差异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而经济增长差异和技术创新差异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高铁时代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网络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研究

宁沪杭高铁的开通缩短了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通过缩减交通时间拉近城市间空间距离,高速铁路的贯通对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城市间联系会因交通时间缩短而增强,以交通距离代替空间距离来研究城市群之间分形特征更具有科学性.从城市间高速时间距离和高铰时间距离对比角度,计算高铁开通前后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空间聚集维数和空间关联维数,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网络空间结构分形特征变化.结果表明:高铁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交通网络空间向心性集聚分布更显著,空间关联性更强.不同级别交通网络相互叠加改变城市群交通网络分形特征.高铁开通优化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交通网络空间结构.     

协作式环境管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应用——以跨界河治理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路径与机制——基于“同质多形”视角

合作共建园区的转型发展作为重要区域治理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援引“同质多形”理论视角并构建研究框架,尝试从尺度、网络、领域等多个维度揭示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的内在动力及其新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多维特征处于动态演化中,资本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构成最为关键的演化动力。园区经历了以企业转移为目标的早期形成阶段、2010年后的波折发展阶段以及2016年后以多元伙伴议程为导向的创新转型阶段,园区的转型发展由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推动。(2)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治理方式从政府间协同转向多元主体网络行动,使园区的尺度、网络、领域特征从早期迁出地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方式向多元化发展。(3)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的建设从突出专业化经济优势转向囊括创新、生产、居住等要素的综合性整体系统转变,是当前区域治理日趋复杂的缩影,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市场的不同行动主体都参与其中。总之,本文揭示了合作共建园区治理的新趋势,并强调同质多形框架在认识与推动当前合作共建园区新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在整个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深入把握这一地区发展的空间变化态势、更好地指导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际,在测算和分析1994～2004年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位置及其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近些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99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超过20 km,重心所在位置由苏州和嘉兴的交界处移至苏州市中心附近。而从其变化的趋势来看,未来的城市群重心仍将偏向西北方向,落到苏州和无锡的交界地带。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内部各城市受到其自然和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驱动了各城市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地位的转变,并最终致使城市群重心向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西北方向移动。     

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的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分析

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联系及各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关联,多以企业总分机构关系型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尚较少涉及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认知。本文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中的311家金融与专业性服务企业数据,分析中国19个城市群及41个主要城市间城市网络联系,借助企业在属地城市群层面的跨尺度空间表达,依据关系地理将城市群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运用网络分析与互锁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城市群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城市网络联系。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城市群整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分布特征一致。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等13个城市群为非核心层级空间组织,是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依赖于金融及专业性服务要素高效优化配置,城市群对外联系范围决定了该城市群对各类服务要素流的控制与配置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地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主导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投资、保险、会计和律师事务形成的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城市群以绝对优势主导证券企业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共同主导着广告代理、管理咨询企业间的城市网络联系。本文尝试以城市群关系邻近性认知企业行动与城市群间的跨尺度空间联系互馈机理,认为城市群间水平联系对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具有重要作用,为国家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居民福祉视角下城市生态治理效率的溢出效应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检验

基于居民福祉视角构建城市生态治理效率评价体系,采用SFA模型测度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4—2019年的生态治理效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其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治理效率整体不断趋好,空间格局表现出"沿海-沿江-内陆"的阶梯式递减特征。(2)生态治理效率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3)区域生态治理效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福利门槛"假设存在;产业结构和城市绿化的直接及间接效应对生态治理效率均有阻碍作用,而外商投资却发挥着积极作用,表明"污染天堂假说"不一定成立。因此,基于居民福祉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应考虑城际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城际之间联动合作。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联系与整合

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面临诸多区域性问题,如基础设施对接、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基于城市流强度和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定量判断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层级和联系程度。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宁波等特大城市为副中心的多中心支撑的网络化布局。据此,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和杭甬城市群三大次级城市群组成,整合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技术转移视角下中国三大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

基于城际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从技术转移体系一体化的视角阐释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总体层面和技术供给链层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皆未实现,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依赖于区内技术转移网络,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次之,但朝着一体化相反方向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愈发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网络;②在技术销售链层面,仅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区域一体化,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化技术转移体系正加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技术销售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外部,而京津冀城市群则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内部;③三大城市群的技术流动越来越多地跨越边界,区域内技术转移网络越来越无法满足城市群的技术发展需求。     

我国城市群总体发展趋势与方向初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形成壮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今的网络社会和信息化时代,城市群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重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市与城市组团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群形成发育与时俱进,不断壮大,集聚能力越来越强,总体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区域已成为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产业高度集聚区、经济增长区和财富积聚以及科技文化的创新地区,特别是在城市群区内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加快城镇化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主体形态,将建设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合作的先行实验区。     

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关于其范围界定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突出地理学自然—人文要素融合研究优势,在改进传统万有引力模型、交通可达性、金融联系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语言—文化地理和国家战略等定性方法,集成构建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综合方法,据此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内遴选出26个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组成范围。尝试为城市群范围界定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也希望能够为相关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基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的城市群边界定量识别

科学识别城市群边界是城市群精明紧凑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与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论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采用NPP/VIIRS(Suomi National Polar-orbiting Partnership /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夜间灯光影像与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基于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分形网络演化算法,对3个城市群的实际物理边界和集聚空间范围进行精准识别与空间特征解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POI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NPP/VIIRS分形网络演化算法识别出城市群边界均小于国家城市群规划的行政边界,识别范围约占规划范围的20.90%~24.40%,识别结果显示3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发育最好,识别的城市群面积是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2倍左右;② 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提取的城市群边界面积非常接近,其中POI数据提取的城市群面积偏大,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市群整体边界轮廓而非内部细节;NPP/VIIRS影像提取的城市群更细碎,能更好地识别城市群聚集中心与关键核心区域,2种方法可以相互比较和验证;③ POI与灯光数据识别的城市群边界叠置分析发现,3大城市群中除了关键核心地带(集聚区)以外,外围还有众多孤立的点状区域(中小城镇),外围的点状区域与城市群集聚中心区空间割裂,一定程度上很难快速有效地接受来自城市群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涓滴效应)。     

基于城市群尺度的高铁列车与长途汽车网络结构比较

基于城市群尺度,以高铁列车和长途汽车作为2种交通方式代表,结合网络分析方法对比2种方式的联系格局和结构属性等。研究发现：① 高铁列车在城市群之间的运输频次普遍较高,长途汽车的频次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内部的运输线路;② 各城市群的长途汽车网络已拥有一定规模,网络的成环率、结合度和连接率普遍高于高铁列车网络;③ 2种交通方式在不同城市群的发展差异较大,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的2种网络都较为成熟发达,京津冀和成渝等城市群的长途汽车网络连通性明显优于高铁,北部湾等城市群的2种网络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④ 高铁列车网络具有轴线结构特征,长途汽车则呈“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在具体城市群中两种网络结构又具有一定差异性。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特征与省际边界效应——基于人口流动视角

构建城市网络化与消除行政边界所导致的阻隔效应是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问题。网络视角下,行政边界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空间效应是揭示区域演化机制的科学问题。基于人口流动要素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定量识别城市网络中的省际边界效应问题。研究指出：① 网络密度、平均中心性和平均控制力三项指标一致表明基于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呈现出强联结状态;② 经济规模、政治资源、产业结构、历史基础、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是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省际边界、跨界频数、时间距离是人口流动网络流向的关键引导因素;③ 基于二次指派程序（QAP）的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和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共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中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且人口流动网络中边界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省际边界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中发挥了融合（沪苏边界上海-苏州段）、过滤（沪浙边界上海-嘉兴段等）、接触（浙皖边界湖州-宣城段等）、阻隔（苏皖边界常州-宣城段等）四种不同的空间效应。论文对于深入理解城市群一体化驱动机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层级功能结构——基于高铁客运数据的分析

高铁作为城市群内部物质与信息交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扩展和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而城市群则是被高铁系统压缩了空间的众多城市空间。本文通过采集长三角城市群380个高速铁路客运数据建构20×20的矩阵,建立了基于高铁客流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联系的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外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间城市网络联系密度高于其他廊道城市间联系;②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加强,主要表现为上海与镇江、嘉兴,南京与丹阳、湖州,苏州与常州、昆山等城市间联系紧凑;③在城市群“空间流”分层方面：第一层级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沪—苏—锡—常”及其沿线;第二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宁”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三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杭—甬”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四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上海—金华—义乌及其沿线路线构成。     

群内和跨群双视角下成渝城市群合作创新网络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合作专利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群内和跨群双视角出发,对成渝城市群内以及跨城市群专利合作网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合作专利总量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合作创新“中部塌陷区”较为明显。(2)群内已经形成以成都、重庆为核心,以绵阳、宜宾为次核心的非均衡合作创新网络,创新联系主要集中在成都和重庆,双核独大现象突出,次级城市数量较少;网络小世界性质较为明显,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但网络密度较小,发育仍不完善。(3)跨群专利合作路径主要分为东北、东南和东部3个方向,现已形成以成渝城市群为顶点,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为主要合作对象的放射状合作创新网络;网络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显著,但网络密度不断减小,跨群专利合作网络整体特性明显弱于群内专利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