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湿地生态消费水平与消费量占补平衡研究

西安地处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地区,西安居民是湿地生态的消费者,具有生态消费权。异地新建湿地对占用地的生态影响力低于占用湿地对当地的生态影响力,只有实现占用地生态平衡,才能保障占用地居民生态消费水平的平衡。占补湿地之间的距离与湿地指标量值对占用地生态水平和居民生态消费水平具有影响。生态消费总量占补平衡可以确保占用地与新建地居民的生态消费总量不下降,但降低了占用地的生态水平与占用地居民的生态消费水平。根据占用湿地的具体情况,严格执行不同标准的占补平衡,即生态占补平衡、生态消费总量占补平衡及生态消费水平占补平衡。在实施生态消费总量占补平衡的湿地所在地,为保护居民的生态消费权益,可以对占用地居民生态消费水平下降部分实施经济补偿。     

生态影响力占补平衡的湿地补偿比例

采用生态影响力平衡分析方法,估算占用地生态平衡补偿比例,探讨生态盈余。研究结果表明,湿地占补指标包括面积、生态量、生态功能和效益及其影响力;要实现占用地生态消费平衡,占用地生态影响力必须平衡;在消费与影响力平衡条件下,确定补偿比例;距离越远,新建湿地对占用地生态影响力衰减幅度越大,影响力系数越小,占用地生态消费水平越低;补偿比例与影响力系数互为倒数;生态影响力平衡的异地占补没有距离限制。     

自然湿地与人工湿地生态占补平衡研究

自然湿地与人工湿地的功能与效益并不完全相同。实现湿地生态占补平衡,必须考虑占补湿地的替代性与同质性。人工湿地与自然湿地的替代性是解决湿地生态占补平衡的关键问题之一。建立自然湿地与人工湿地占补平衡的约束机制,占用自然湿地时,可以新建人工湿地,还可以恢复自然湿地。通过确保自然湿地生态量、生态功能与生态效益的均衡,减少湿地的生态损失。尽可能在同一水文单位或同流域内实现湿地生态占补平衡。资金投入要兼顾现有自然湿地的生态恢复与新建人工湿地。     

多维占补平衡下的湿地生态盈余研究

湿地生态占补平衡分为简单模式、复杂模式与综合模式。简单模式即湿地面积占补平衡;复杂模式包括湿地生态量、功能与效益占补平衡;综合模式包括地域内、流域内、人工湿地与自然湿地的生态占补平衡。不同模式中的湿地生态量、功能与效益等各项湿地指标都必须实现占补平衡。山东省南四湖湿地占补平衡的案例表明,在各项湿地指标都实现占补平衡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生态盈余。     

湿票制度:红线保护下的基建占用湿地管理

基建占用减少了湿地面积。为保护湿地红线,借鉴地票思想,建立湿票制度,解决基建占用湿地的合法性和占补平衡问题。规定先补后占、占补平衡,湿票总量不能超过最高限量。一是给基建占用湿地提供合法平台,纳入有序管理;二是湿票资金激励新建湿地,增加湿地供给;三是适度调高湿地生态补偿费,提高湿票价格,控制基建占用湿地总需求。湿票制度杜绝基建非法无序占用湿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实现占补平衡,稳定湿地生态。可在完善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试点并推广湿票制度。     

保护红线的基建占用湿地管理创新

建立占补平衡、先补后占的湿票制度,解决基建占用湿地问题。湿地红线涉及面积、生态量与结构的占补平衡。结构占补平衡包括流域、位置、功能、效益的一致性。湿票制度由湿地管理部门主导,使罚款发挥最大效益。湿票的净生态价值很大,是所减少的生态量损失的价值,与罚款的生态价值的差值。罚款的较低生态价值凸显了湿票的价值。试点有区别的占少补多战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重视补偿湿地的生态培育。生态收益高于制度成本,使湿地管理部门有动力建立湿票制度。将非法占用或非法减少的湿地的基建主体纳入占补平衡制度;用5 a时间,将合法减少的湿地的基建主体纳入占补平衡。强化湿地领域的专家在占、补湿地功能、效益匹配中的地位。     

西安湿地生态全方位平衡模式构建建议与对策

近年西安新建了数量可观的湿地,但对2016年前因湿地减少产生的生态赤字仍需进行弥补。在实施“八水绕长安”3年规划等湿地建设规划的基础上,西安要实现湿地生态全方位的占补平衡,必须在湿地面积、生态量、生态功能、生态效益、占补时间、占补区域、占补流域、生态影响力、生态消费水平与生态消费总量10个维度实现平衡。结合西安湿地建设的实际情况,从10个维度提出了西安湿地生态全方位平衡模式的对策建议。     

内蒙古自治区湿地生态状况评价

湿地生态状况评价可为湿地保护、管理及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德尔菲法对内蒙古自治区第2次湿地资源调查的159个重点湿地进行湿地生态状况评价。结果表明：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好”的湿地有39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24.53%,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28.98%;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中”的湿地有51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32.07%,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30.88%;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差”的湿地有69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43.40%,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40.14%。全区重点调查湿地的生态状况总体评价结果为中等,部分地区的湿地存在一定威胁,湿地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占补湿地的系统性放大系数比较与匹配

不同流域占用或新建湿地的系统性生态放大系数并不一定相同,同一流域不同地域的占用或新建湿地的系统性生态放大系数也不一定相同。要使新建湿地的生态量系统性放大系数与占用湿地匹配,需要寻找与占用湿地生态量(功能或效益)系统性放大系数匹配的新建湿地的流域与地域,如果不能成功匹配,需再寻找与确定的新建湿地生态量系统性放大系数匹配的占用湿地流域与地域;如果仍然不能成功匹配,最后寻找与可能的新建湿地生态量系统性放大系数匹配的占用湿地流域与地域。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effects北大核心CSCD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2)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湿地生态恢复

<正>湿地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保育、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后两者统称生态恢复。湿地生态恢复指对退化或丧失生态功能的湿地通过生态技术或生态工程进行修复或重建,使其发挥原有的或预设的生态服务功能。     

香港居民对湿地公园生态教化功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入访谈法,调查香港居民对香港湿地公园现生态教化功能的评价状况;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对应分析方法,分析香港居民对湿地公园的生态教化功能的满意度及其对生态教化项目开发的评价。结果表明,香港居民对生态教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验性强的区域满意度较高;刺激教育、参与体验、形式多样、环境氛围和设备搭配是影响香港居民对湿地公园的生态教化功能满意度的主要因子。最后,提出了提高居民生态教化功能满意度的建议,希望能够不断丰富和完善湿地公园的生态教化功能系统,同时也为中国大陆地区在开发设计湿地公园生态教化项目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采用“点轴体系”及“中心地理论”来描述和表征区域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以此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通过土壤侵蚀与非点源污染途径,区域非湿地部分(森林、水田、旱地等)通过物质联系(泥沙、氮磷、水等的输出与输入)方式也会对湿地健康造成影响,反映湿地区域人类活动间接风险来源。基于对人类活动影响湿地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的区分以及相应部分风险指标的选择,论文最终完成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工作。结果表明：DMSP/OLS(Defense Meteorological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夜间灯光及多等级道路数据可以用于区域点轴体系描述,从而表征出湿地区域人类活动直接风险来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和极高风险源强度等级与区域高等级中心地和高等级道路拟合程度较好;由于较高的生态资产及脆弱性水平,湿地有最高的生态风险水平;三江平原低、中、高和很高风险等级所占比例分别为64.00%、24.28%、10.38%、1.34%,大部分为低和中等风险水平,但有关风险防范任务仍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在相应的高等级风险分布区域;南部地区有较高的风险水平,因此需要着重加以保护。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看,一般认为水田、旱地为生产功能区,森林、湿地为生态功能区。过分关注水田、旱地的生产服务功能会造成下游湿地过量的物质输入从而加剧其风险水平;相反,注重森林保育能够减少泥沙、氮磷等大量输出风险,增加流域产流,从而可为下游湿地健康维持作出贡献。因此,水田、旱地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权衡关系,森林与湿地间是一种生态服务协同关系,因此,风险管理方面,应强调区域”点轴体系“与湿地间的空间邻接关系,注重湿地重点生态风险来源（地点与方位）的防范以及湿地与非湿地类型间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权衡及协同管理问题。可为从区域整体水平上削减湿地健康风险水平提供指导和帮助。     

松花江流域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为研究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本研究以松花江流域湿地为例,通过分析松花江流域湿地的生态现状,结合生态补偿的案例,探讨松花江流域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退耕还湿补偿、开发重建补偿、封闭及立法补偿、湿地银行补偿、湿地替代费补偿、湿地被许可人自行补偿等。在补偿的过程中,注意解决补偿的主客体、补偿的融资和支付、退耕居民的安置和补偿的收费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湿地恢复后期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相关建议,为松花江流域湿地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浙江省重要湿地生态状况评价

以浙江省80个重要湿地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景观、生物多样性及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构建湿地生态状况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德尔菲法,对13个评价指标进行分级和赋值,计算每处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的综合得分,定量表征湿地的生态状况。结果表明:浙江省生态状况评级为“好”的湿地有20个,评级为“中”的湿地有36个,评级为“差”的湿地有24个,分别占浙江省重要湿地总数的25%、45%和30%。浙江省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良好,但部分湿地存在水质污染、富营养化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     

江苏省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融合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工具,反映了区域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对2000—2017年江苏省13座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江苏省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年均值较低,为0.455,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动特征,先后经历快速下降期、缓慢波动期及有序增长期（;2）从空间上看,城市之间生态福利绩效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错配,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市生态福利绩效远低于经济欠发达的苏中、苏北地市（;3）动态面板回归揭示城镇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呈现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消费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弱且不显著。     

湿地生态廊道设计的理论、模式及实践——以三江平原浓江河湿地生态廊道为例

湿地生态廊道是位于湿地区域之间的具有一定宽度的条带状通道,它能使湿地中基因流动,具有重要的栖息地、传输、滤过和阻抑以及物质源、汇等功能.通过研究湿地生态廊道的结构与功能特征,提出了湿地生态廊道设计的原则、标准和具体模式.同时,以三江平原浓江河湿地生态廊道为案例,通过对该廊道区域的野外考察和调研,利用"3S"手段对廊道景观进行了设计,将廊道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对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及保护内容和强度进行了明确的划分.针对廊道地区的土地权属不同,提出了基于地方政府及农垦系统的湿地资源共管模式.将湿地生态廊道建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丰富了湿地生态廊道研究的理论,又为其他地区及其他生态系统建立生态廊道提供模式示范,同时也促进了湿地的合理保护与管理.     

洪泽湖生态补偿多元化探索

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目前洪泽湖的湿地保护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但由于政府的财政支持缺口巨大,拓展洪泽湖湿地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是保障洪泽湖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本研究聚焦洪泽湖生态补偿需求,提出协调多方保护主体以构建洪泽湖生态保护联盟,强化流域一体化治理,推动基于生态“洪泽湖”品牌的渔业产业升级,构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反哺洪泽湖湿地的保护策略,推进洪泽湖湿地碳汇潜力与湿地银行建设,自下而上推动洪泽湖生态补偿多元化。洪泽湖生态补偿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依赖于顶层制度的建设与本土化策略的双向互动,共同实现洪泽湖湿地的生态价值的商品化与市场化。     

中国生产控制型产业减排的居民福利和区域影响

基于SAM均衡建模方法,建立面向居民福利研究的中国动态多区域社会公平CGE政策模拟模型,对比分析自然情景、生产控制型减排政策情景和最优增长情景下的区域和居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减排政策存在明显的增长率区域分异,这将破坏在自然增长下存在的区域收敛力,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拉大。面向减排的投资控制政策短期对于居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居民收入保护。由于城镇退休居民和农村劳动居民已经具备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三农政策”保护收入增长,其总体福利受减排政策的冲击较小,因此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的城镇劳动居民应该是收入保护的优先考虑群体。模拟显示减排政策更有利于代际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考虑到减排带来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这种差距缩小效应。     

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气候变化常伴随着区域气温及降雨条件等发生变化,对湿地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水质与水循环、湿地能量平衡与湿地生态功能等产生较大的影响。湿地水文条件是决定湿地生态过程的关键因子,气候变化引起的地表积水水位变化直接影响湿地植物优势种群结构的演替及氧化-还原环境条件的变化,导致湿地生态过程的变化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和时空分布特征等的变化。气候对湿地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还包括营养物质和矿物质的循环及食物链的动态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