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基于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数据,研究了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随着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不断拓展,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已非常明显;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生产功能则对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城市具有更强的偏好。条件逻辑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和制度约束是影响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演变

跨国公司倾向于布局在交易成本和转形(生产)成本较小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减小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政策的梳理,分析了区域政策变迁与跨国公司布局的时空演变,发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空间布局一直呈扩散趋势,具有和区域政策变迁同步的3 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跨国公司布局与区域政策关联较弱,集中在区域中心上海;② 集聚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的沪宁沿线城市集聚;③ 网络化阶段,跨国公司在生产成本低、政策强度高、早期集聚的区域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并向长三角的边缘区扩散.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布局机制存在差异,降低交易成本的区域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区域的集聚效应、科技水平历来受到重视,而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力成本、交通等传统要素成本对跨国公司布局的影响逐渐减弱.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扩张的时空演化与双重嵌入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China′s urban network based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CEO空间经历对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以我国民营企业500强为研究样本,基于2005、2011、2018年企业总部数据和CEO空间经历数据,运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揭示中国民营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特征,并解释了CEO的空间经历与企业总部区位布局之间的地理空间关联。研究发现：(1)我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等沿海3大城市群,呈现高度密集分布特征。(2)我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部主要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即集中在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3)从CEO空间经历与民营企业500强总部布局的地理空间关联来看,CEO的出生地、就学地与企业总部所在地在城市、省域及区域空间尺度上相同的比重较高,关联性显著。其中,CEO最后学历就学地相同数占比均达到30%以上;但不同行业关联性差异明显,制造业CEO最后学历就学地和企业总部位于同一座城市的比重小于其他产业,关联性相对较弱。     

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跨国公司在开发区的投资模式及区域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与区位选择

本文在讨论价值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和区位模式的理论框架。根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划分为三类：资源导向型、降低成本导向型、市场驱使型。然后，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按跨国公司业务国际化的特点将跨国公司管理结构划分为七种类型：国际分工型、世界区域化型、国家子公司、世界范围生产型、世界范围功能型、母质型和母质复合型、混合型。     

从跨国广告业看全球化和全球城市——以中国广告业为例

本文从广告业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伴随全球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的扩张而来的区域市场和空间结构的重塑。研究的主要发现为 :(1)在跨国公司的支配下 ,中国广告业在生产组织上逐渐向专业代理演化 ,在行业规范上也逐渐向 4A的主流靠拢 ;(2 )中国广告业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的集中 ,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性服务业市场” ;(3)由于市场规模大 ,中国广告业有可能向“前端” (产品定位和沟通策略 )发展 ;(4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 ,进入区域市场需要不同的媒体计划 ,也使得广告的全球标准化产品产出更多的地方版本。在理论争论方面 ,本文认为全球城市是都市区域全球化制度和空间的中介。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2)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3)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4)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品牌的地区分布及其影响

品牌是企业产品的标记,其内涵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长期形成的一种价值契约,品牌价值反映了企业的某一产品的市场地位、竞争力及其发展的优势,品牌的价值和市场成绩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将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利用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推出的2004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中的相关品牌价值的数据,并结合各省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运用经济地理的空间分析方法,以省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分析了我国500强品牌的数量和品牌价值的地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和今后的演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基于微观竞争主体竞争能力的区域竞争力的演变趋势,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化。     

Explo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Headquarte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urkey's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Syste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op 500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urkey. It contributes to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 geography by examining regional clusters of headquarters activity in Turkey. As a country, Turkey's corporations have not been extensively analyzed or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especially given the fact that headquarters activities in general are important but under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of geography. This study therefore extends the corporate literature further in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a priority that has been noted as important in the headquarters literature of geography. It argues that not only do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orporations remain important in urban systems but also that they are linked to the dynamics of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es with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various Turkish cities have distinctive internal structures comprising agglomeration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lthough some of these industries are better performing in big cities, the majority of the cities in the top 500 large enterprises list underperform on 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