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尝试

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选择多元话语分析方法,以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为案例地,对古镇文化身份的脆弱性进行社会建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改变、开发商的本质、传媒与专家系统的推力、游客凝视及对文化的态度、外来人群及其影响下原住居民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共同建构了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形成过程。最后提出改造物质与生活环境、营建文化共同体、提倡理性交往等古镇文化身份脆弱性的治理对策,以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机制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分析贫困脆弱性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均值为0.046,贫困脆弱性等级呈现“纺锤形”分布。②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及不同维度间差异明显。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受健康冲击或教育压力大且适应力薄弱,贫困脆弱性较高。多元型和纯务工型农户具有低风险与低敏感性,适应力较高,贫困脆弱性较低。③ 农户的暴露风险、适应力具有地域分异性,中山区农户自然风险较高且高贫困脆弱性的农户比例大;河谷川塬区农户的适应力较高。④ 建档立卡贫困识别与贫困脆弱性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⑤ 农户贫困脆弱性受家庭层面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职业类型、社会连接度、政策依赖性、非农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以及村域层面的地形起伏度、道路可达性、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教育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广州案例

流动性语境中,流动群体因其承载的源地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陷入维系源地饮食与融入在地饮食的两难境地,从而引发了饮食调适与身份焦虑等问题。尽管学界探讨了流动群体在不同饮食文化影响下的调适策略,但大多将固守源地文化与接纳在地文化进行对立,忽视了个体能动的协商过程。论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以广州流动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跨地方饮食适应过程中采取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研究发现,在不同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策略包括饮食同化、饮食融合、饮食隔离与饮食边缘化。在不同策略之下,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并使得原本单一的源地身份认同趋于复杂化。论文提出了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分析框架,讨论了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与身份协商之关系,为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与饮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在实践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流动群体的饮食适应与社会融入。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GIS/RS的南方丘陵区农村水资源系统脆弱性评价——以衡阳盆地为例

采用GIS/RS的方法,以衡阳盆地为研究对象,构建由年降水量,少雨期干旱指数,坡度指数,土壤蓄水能力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土地利用指数,水源可获得性指数和人类活动指数8个具体指标组成的基于GIS/RS方法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衡阳盆地农村水资源脆弱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衡阳盆地农村水资源系统脆弱度的空间分布总体表现为“南北低、中间高”的分布态势,北部的衡阳县、西部的祁东县和中部的衡南县是全区水资源脆弱性最高区域,而南部的常宁、耒阳和东北的衡东县是全区水资源脆弱性低值区。基于GIS/RS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所得结果具有较好的相似性,但是,相对于传统的评价方法,GIS方法的评价结果更为细致和精确。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

当前主流地理学史研究可归结为两种互补性范式。一种是科学地理学史：① 从近现代地理学形象出发,遵循“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选择性地建构切合当前地理学的历史;② 主张一元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导致了不同传统的对立;③ 其性质是建构性的、抽象性的,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分裂;④ 强纲领的叙事模式不仅造成了“古代思想的现代解读”,且挣扎于科学分化的大潮中。另一种是在批判科学地理学史基础上兴起的知识地理学史：① 从地理实践本身出发,遵循“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底层诠释历史;② 主张多元论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地理学传统之间的对立,为多样的地理学传统纳入叙事框架奠定了基础;③ 其历史的性质是实践论的或语境论的,旨在阐发不同地理学知识形态的意义;④ 表现为对称性原则的叙事纲领,大大扩展了地理学史研究的视野,为理解作为地理学与自然并社会统一的实践统一体提供了可能。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当前表现为一种批评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制造更多的二元论对立,相反,整体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     

周庄古镇创造性破坏与地方身份转化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 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古镇乡村旅游开发探索

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镇的旅游开发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当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行为时,应对作为历史遗产文化承载体的古镇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对其进行旅游开发,使其发挥潜能,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新动力。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古镇成群分布,且富有鲜明地域特色,应抓住湖南创建特色旅游名镇的契机,对周边古镇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有序开发,重点开发古镇乡村生态休闲产品,探索古镇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商业化大潮中丽江古城的文化特质分析

丽江旅游开发30年呈现表象的商业化与内在的文化自觉两条线索.基于访谈样本,认为丽江古城独特的地方智慧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这使其呈现世界休闲古都的文化意象.最后进行两点学术讨论：（1）丽江古城遗产保护,应该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的重镇,其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摒弃纳西族文化、马帮文化、人-水-城-大环境四合一的中庸文化等特质,高品质的深度旅游和文化传承才是符合世界遗产旅游的潮流和可持续的.     

成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英文）

地名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极具旅游价值。本文以成都主城区为例,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调研等方法,发现老成都全城有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这些大街小巷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祠庙堂所类、衙署兵营类、姓氏家族类、市场作坊类、桥梁水系类、地貌风物类、经传辞语类、祈祥祝愿类、名人遗址类、方位字序类以及新旧民主革命词汇类等。成都地名文化具有极大的旅游价值：可以激发游客旅游兴趣、能够标识旅游特色、增强旅游体验、服务旅游经济。同时发现在地名文化遗产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部分老地名正在消失;部分地名虽还在,但其实体形制已消失;美好的老地名被随意更改;新地名剧增但缺乏品味;很多地方有重名的现象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对成都地名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应采取的对策：建立成都旅游地名系统;将地名用于古景的复原与开发;将地名与美食旅游资源结合;将地名与优质的旅游商品相结合;开发与成都地名有关的文创产品;加强成都地名文化的理论研讨;开展成都地名文化传播活动。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古村落旅游地游线固化的路径依赖——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实证分析

以西递、宏村为例,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高度集中的旅游线路的形成和固化过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游线固化实质是一个路径依赖的结果,其中大众游客的市场结构、消费文化因素、权力因素、古建保护因素、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形成的正反馈机制是不断加强游线固化效果、形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目前的线路已经陷入锁定状态(Locked-in),短时间内改变则会由于巨大的机会成本而变得困难重重。黟县及西递、宏村村镇政府必须坚持加大对东部民居保护及旅游设施发展投资,设计多样化的专题旅游线路,多样化发展游客市场,并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遗产保护、旅游建设以及社区居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