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对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国际快时尚品牌H&M的案例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过度消费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消费者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环境意识渐增,而品牌则以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来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以国际快时尚品牌H&M为研究案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回收有效问卷265份,采用SPSS 19.0和Lisrel 8.72软件进行分析,探讨跨地方经营背景下,国际快时尚品牌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如何影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意向。研究发现：① 消费者全球文化身份对品牌全球化形象感知的总影响、品牌全球化感知对国际快时尚品牌消费行为意向的总影响最大,表明全球化与现代性仍然是中国消费者品牌购买行为意向的最重要影响因素。② 消费者环境友好自我身份与品牌环保形象感知对国际快时尚品牌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弱,即自认为具有环境友好自我身份的消费者仍然在支持快时尚品牌,验证了在生产与消费空间分离背景下,国际快时尚品牌塑造品牌环保形象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品牌经营策略。同时检验中国消费者的身份建构与国际快时尚品牌形象对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在国际快时尚品牌跨地方经营过程中供需双方的互动关系及背后的文化地理逻辑,也更加深刻地剖析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品牌经营环保局限。     

面向本地市场的目的地旅游发展研究——以香港为例

通过对香港居民本地旅游消费行为的调查与访谈发现,家庭群体是本地旅游市场的消费主力,因此,本地居民虽然在单次旅游消费上表现为中低水平,但旅游活动的频率次数、人数规模都相当可观,同样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消费群体的主力构成。同时,居民本地旅游活动表现出自助活动为主、意愿偏好明显等消费行为特征,由此对旅游产品开发、公共交通设施、市场宣传营销以及旅游发展的社会公平都提出了不同于外地游客的要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必须在上述方面进行针对性地组织安排,才能实现对本地旅游消费市场的开拓发展,从而促成目的地旅游发展经济性和公平性的共同实现。     

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探讨（英文）

国家森林公园是当地居民和世界各地游客的重要生态旅游目的地。随着保护区域的增加,问题也随之而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忽视保护的需求,仅仅满足游客的需求,过度开发正在使旅游资源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价值评价,特别是非使用价值。刘公岛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位于中国山东省的滨海森林公园。旅游活动已经对公园的舒适性和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增加了管理和维护的成本。本研究旨在通过条件价值法（CVM）对生态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提高人们对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本研究采用因素分析法提取生态旅游态度因子,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生态旅游市场细分,然后设计了实证评价模型,接着通过条件价值法的双界二元选择模型,对生态旅游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估计,并探讨态度不同的群体之间非使用价值的差异。结果表明：（1）具有环保背景的游客倾向于为非使用价值支付更高的价格,而高收入游客愿意为利他价值支付更高的价格;（2）旅游者的WTP最高的是遗赠价值,其次是存在价值或利他价值,最后是选择价值;（3）多元关注群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关注资源群,最后是关注环境群。该分析将为生态旅游的规划和管...     

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形成机制——以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生态旅游目的地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认知角度出发,实证分析旅游者环境知识、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四个解释变量在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借助于SPSS 22.0、AMO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知识在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环境友好行为的总效应最大,标准化总影响系数达到了0.576;(2)环境知识是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的重要前因变量,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479、0.484、0.436;(3)环境态度是环境友好行为重要的直接预测指标,在环境友好行为的三个直接影响变量中,环境态度对环境友好行为(0.370)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价值(0.258),感知消费效力(0.158)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结果为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激发及培育提供理论支撑。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整个研究进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研究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形成原因,以及中产阶级聚居区等;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化与内城居住选择以及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再界定、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的再讨论、创新阶层、中产社区与社会空间公平、消费行为、政治作用与环保意识等方面。本文结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概况,参照西方相关研究,建议今后应重点关注社会转型下中产阶级形成机制、阶层特征、中产阶级聚居区以及中产阶层化等方面。     

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旅游发展初期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探索与机制解析

以海口北港岛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文本编码归纳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形成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政策引导、游客进入、人力资本、地方情感、生计满意、经济资本和家庭压力是影响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主要因素;2）游客进入和地方情感是推动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单影响因素均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7个影响因素共产生4条组合路径,按其内在逻辑可将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划分为个体认知导向、家庭责任驱使和外部环境推动;3）旅游发展初期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形成机制中,个体认知导向逻辑有最高解释力度,家庭责任驱使逻辑次之,外部环境推动逻辑最低。常驻与非常驻村民在主观层面对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上的差异造成不同村民群体在意愿上的强弱分异,成为当地生计转型受阻的主要原因。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的关注视角——以扎龙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旅游以其生态和环保特性成为湿地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开发方式。在分析湿地生态旅游研究概况和中国湿地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湿地生态旅游的关注视角:关注湿地价值构成;关注湿地生态旅游受益群体;关注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规模;关注湿地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对扎龙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实证研究。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及其机制

居民消费行为的空间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是地理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已有研究对行为中时间选择、时空关系及内在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揭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内在相互作用机制,基于2016年广州城市居民消费行为调查数据,分析消费者到大型商业中心内消费的时空特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居民在商业中心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在影响路径方面,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通过影响消费偏好导致消费时空行为的差异,商业空间属性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也可以通过影响消费偏好而间接对其施加影响,消费偏好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又是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商业空间属性影响消费时空行为的中间变量。在显著性因素方面,年龄、家庭结构、在广州居住时间、就业状况、家庭月收入等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各个商业空间属性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仅有出行交通方式、出行花费时间2个消费偏好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者消费时空间行为。本文结论可以加深对商业中心内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商业网点规划调整、商业中心转型升级提供建议。     

城市日常摄影活动中的地方意义重塑——以广州青年群体为例

随着数字摄影设备的普及,摄影逐渐成为人们体验地方、记录生活、拓展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文章以广州青年群体为例,结合民族志、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探讨数字摄影、社交平台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在分析城市日常摄影活动过程、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地方意义的重塑。结果表明：城市日常摄影活动的过程和内容与社交平台紧密相关,媒体平台的社交属性、视觉化和地理标签化将地方意义解构、再建构。地方原属性被弱化,视觉属性和媒体意义越发明显,成为人像的背景、自我呈现的场所和社交媒体上的地理标签。以视觉形式呈现的地方体现人们社交媒体化的审美方式、社会性和移动过程,地方因此实现虚拟和现实意义共存。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于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品牌知名度,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度,购买意愿等6个概念的理论模型,以广州哈根达斯为例,探讨文化地理因素如何作用于哈根达斯在中国的跨地方品牌重塑.研究发现:① 哈根达斯借助品牌重塑已在中国广泛确立其高档冰激凌品牌定位,实现了品牌升级,价格成为品牌升级的表征;② 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均显著正向影响品牌知名度及感知质量,进一步对品牌忠诚度及购买意愿产生积极影响;③ 哈根达斯的品牌知名度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感知质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④ 不同于购买频率低的消费者,购买频率高的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不再受原产地形象和在地消费文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推进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理论的发展,也是对品牌重塑理论的补充,将促进饮食地理领域的国际对话.     

基于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生态补偿是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激励机制。基于对生态补偿等资源环境领域公共品和外部性的传统认识,相比国外,国内目前相关实践和研究尚处于政府主导的公共性转移支付阶段。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生态消费理念的兴起和社会支付意愿的增强,生态旅游等市场化消费方式日趋增多,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生态服务市场价值实现的交易成本也逐渐降低。因此,生态补偿应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类型属性,以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逐步推进市场化制度体系建设。对案例的搜集分析、土地管理等相关制度的深入及社区参与的跟踪,有助于该领域机制研究的深化。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差异化研究进展及本土化路径

解说是生态旅游实现其环境教育责任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其研究和行业发展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文从解说方程式中资源、受众和媒介3个关键要素入手,依据地域分异规律、生态学原理、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理论,梳理中西方解说系统差异的根源所在。结果发现：西方受“人地分立”价值取向的影响,保持着生态旅游的“纯自然性”,西方的海洋外向型思维延续了注重空间拓展、关注自然客体奥秘的传统,媒介设计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强调长期公益性;中国人受“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的影响,接受生态旅游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结合,大陆内向型思维形成了求稳好静的性格,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较弱,媒介的物造形式胜过内容要求,短期功利性突出。最后,本文提出中国生态旅游解说本土化路径,包括确定可行的解说目标、挖掘双重价值的资源、定位受众特征与类型、标准化规范引导媒介设计等。     

基于城市意象的旅游节庆品牌认知研究

旅游节庆品牌认知是衡量游客认识和理解节庆品牌内涵及价值的标准,城市旅游节庆的主题也体现了城市意象的相关元素。在分析台北市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和城市功能等属性后,明确了台北具有"生态、创意、旅游"三大城市意象。以台北101跨年晚会为例,研究旅游节庆品牌认知对游客支持意愿的影响,分析旅游节庆对推广城市意象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品牌信任、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游客支持意愿的六大驱动因素;节庆品牌认知对支持意愿的影响存在年龄、学历和居住地三方面的群体差异性;基于城市意象特征塑造旅游节庆品牌有利于推广城市意象,并延长节庆品牌的生命周期。     

游客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英文）

为了研究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游客对呼伦湖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08份。通过引入10个变量以进行数据录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在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及游客保护区意识因素,通过两个报价得到第一报价方程和第二报价方程。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游客对呼伦湖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4 710 389元,大多数的被调查者(79.9%)愿意为了保护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捐款,21.1%的被调查者反对支付,被调查者反对支付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保护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应该是政府的职责;2、两个报价方程中,收入和被调查者的保护区意识对支付意愿具有极其显著影响(p0.01),对保护区管理部门信任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5);3、为了进一步提高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增加游客的信任感,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资金机制,如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资金台账制度等方法,改变目前"一地多牌"的管理体制,同时对游客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基于扎根理论框架的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

兼业型农户即将务农和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是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一种普遍社会形态,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潜在群体。为探索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中国中部的兼业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搜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农村吸引力和城市吸引力、社会网络关系分别作为内驱因素、外驱因素和调节因素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产生主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可为政府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和提供政策依据和实现路径。     

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借助企业成长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探求遗产地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立、发展、退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企业家精神和市场需求双重因素作用下,社区居民利用民居开展经营,实现了身份转化和场所转变,创立了旅游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受遗产保护限制和市场竞争压力,旅游小企业主群体分化,成长意愿不足的小企业主通过租售退出市场,推动新的小企业创立;具有成长意愿的旅游小企业通过模仿创新、代际传承、连锁扩张、抱团经营和品牌加盟等路径实现企业成长。研究发现,一体化、多元化、跟随、抱团等企业成长战略,以及家族企业的内部传承等共同构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同时,遗产保护、市场消费升级等旅游发展因素驱动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循环更新。     

社交媒体数据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社交媒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新兴但尚未充分利用的大数据源。然而,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应急管理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而国外的研究亦较为分散,相关应用受限。论文对国内外利用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灾害管理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归纳出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应急管理中应用的潜力、优势和问题。结果发现：① 社交媒体数据含有丰富的灾害信息,能够依靠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支持灾害预警、实时监测、损失和救助需求评估、协助快速应急响应以及预测可能的灾害风险等灾害管理工作;② 社交媒体数据的优势在于能保证灾害信息的实时性和连续性,进而提供致灾强度图、损失预测和舆情分析等结果服务于灾害应急管理;③ 地理位置信息有限、专业语料库缺乏、信息噪声处理的复杂性等原因使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结果精度受限。如何发挥社交媒体数据社会感知的优势,以弥补传统观测调查手段的不足,更加科学应对灾害应急,仍需要在社交媒体数据处理及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北京市大学生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及需求偏好研究（英文）

大学生作为手机消费的重要群体,其回收支付意愿对解决废旧手机回收率低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北京市大学生的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进行考察,并通过构建MixedLogit模型对大学生的支付意愿和需求偏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受访者的选择受信息安全、回收价格、回收模式以及支付方式的正向影响,支付金额的负向影响;（2）受访者对信息安全这一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30.04元/部）,对回收价格（5.94元/部）和支付方式（4.41元/部）的支付意愿次之,对回收模式的支付意愿最低（2.87元/部）;（3）受访者的性别、家庭年收入、持有手机数量等个人经济社会特征会对其参与废旧手机回收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受访者对废旧手机回收的环保认知越深刻、对废旧手机回收行为越认可、对废旧手机回收的参与度越高,对于废旧手机回收越有显著的改进需求和更高的支付意愿。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