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冰雪装备是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构建冰雪装备分类框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基于全国784家冰雪装备制造企业数据并匹配其专利创新数据,分析中国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时空特征;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关联视角,探究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冰雪装备制造业历经起步发展、波动增长、冬奥周期3个阶段,高技术复杂度冰雪装备生产能力有限;北京冬奥会周期内冰雪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冰雪场地装备制造企业增长尤为明显。(2)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呈现专业化集群式发展特征。其中,冰雪场地装备制造企业集聚分布在河北、辽宁、黑龙江等传统冰雪产业强省,个人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在广东省集聚明显,配套装备制造企业集聚分布在浙江省。(3)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专利授权所反映的技术密集程度不高,且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4)从产业动态演化视角来看,产业关联、区域关联、市场关联和政策关联是影响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产业相关多样化和冰雪市场规模是冰雪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相互作用、不断演化,共同塑造着冰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格局。     

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低碳高效能源体系与“双碳”目标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其时空布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1年企业数据和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刻画了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时空布局演化特征,并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探究了光伏装备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并呈现自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2)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的空间扩散主要表现为邻近扩散、等级扩散和通道扩散三类模式。(3)研究期间,制造业基础、碳排放总量、科技创新水平、政策补贴力度、核心企业空间邻近性是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各因素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4)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主要呈现三种布局模式：市场-成本导向型、政策-资源导向型和综合导向型。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增强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安全和整体韧性为目标的多元化布局模式日益显著。本研究有望为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基础与决...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近年来,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其空间格局呈现出新的特征。论文基于中国2013年规模以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2014—2019年成立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趋向在该产业基础较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4大城市群集聚,其中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产业集聚优势更加明显;② 在4大城市群内部,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从核心地区向外围地区扩散;③ 该产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弱的南昌市、红河州、郑州市、贵阳市等中西部地区,也集聚了一些新创通信设备制造龙头企业;④ 城市的知识复杂性和原有产业基础对所有类型新创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具有正向的影响,产业关联密度有助于增加内资和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机会,非相关多样化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进入,全球化和政府力量分别有助于外资企业、大规模企业进入。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研究

本文以沈阳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装备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用区位熵、罗仑兹曲线、集中化指数等方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状况,用投入产出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得出以下结论：①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1—2005年期间,2002年综合发展水平最低,2004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在构成装备制造业的各产业中,除电子机械制造业以外,都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聚集效应。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应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为支柱和增长点,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带动其他类别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振兴,并最终发展和完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③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虽然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优势,但没有形成各类型企业密切合作和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并不能真正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影响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企业配套网络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和创新要素的缺乏。④沈阳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远不能适应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要求,滞后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降低装备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服务和劳动力资源,有助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沈阳市应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水平。     

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以韶关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力和推动力。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技术创新。立足于传统优势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混合模式,技术创新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构成正面效应。技术创新对韶关制造业升级效应的定量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正促进韶关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升级,但在升级速率和方向效应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明显,其区位升级效应逐步得以强化;而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区位升级效应不明显,正走向边缘化。     

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力和推动力。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是缺 乏技术创新。立足于传统优势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混合模 式,技术创新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构成正面效应。技术创新对韶关制造业升级效应的定量研究 表明：技术创新正促进韶关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升级,但在升级速率 和方向效应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明显,其区位升级效应逐步得以强化;而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和 区位升级效应不明显,正走向边缘化。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中国城市日企的同业与同源效应——以京、沪、广、深为例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MANUFACTURING LOCATION IN A POLYCENTRIC URBAN AREA: A STUDY IN THE COMPOSITION AND ATTRACTIVENESS OF EMPLOYMENT SUBCENTERS

Attention has shifted to the role of subsidiary urban centers as the new “spatial nod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a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as dispersed away from its traditional central city loca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and evolving functions of these new “centers” is crucial to predicting (or influencing) future metropolitan spatial patter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principal employment centers within the Dallas-Fort Worth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al choices by firms in three-digit SIC Manufacturing. First the centers are empirically identified via a methodology that “maps” employment land-use polygons onto a zip code-level geography. The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firms choosing such centers are then investigated using multinomial logit. The general attractiveness to firms in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enters are next studied through a discrete choice framework. Finally, a “mixed”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is specified and implemented to identify special affinities between a type of firm and a kind of location. Results of the exercise enable judgment on the utility of the employment center concept and on industrial location behavior in a modem urban context.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广州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相似性

基于企业微观大数据,从空间相似性的视角,运用核密度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和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对广州市6个制造行业和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协同关系展开分析,在街镇尺度下从行业层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城市内部的协同集聚。研究发现：行业集聚中心的空间布局形态显示,广州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具有空间相似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相似性最高的区域集中在城市的近郊区与远郊区,在城市中心城区两大产业的空间相似性较低。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强,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低。产业发展历史、行业的服务功能特性、民营企业的布局弹性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相似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