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居民生态旅游参与行为机制——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为例

生态旅游兼有环境保护和经济创收作用,是落实禁止开发区功能定位的重要途径。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旅游参与行为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居民的生态旅游认知、态度、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整合结构模型,以湘粤赣边界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的居民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并借助SPSS 15.0、AMOS 7.0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显示:1修正模型解释了生态旅游参与行为90.7%的变异量,模型预测力较强;2生态旅游认知可直接影响参与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0.374;3生态旅游认知分别以生态旅游态度和参与意向为中介对参与行为形成间接影响,并由此得出提高居民生态旅游参与度的方式。     

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机制——以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山为例

通过构建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基于协调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目的,采用层次分析(AHP) 法定量分析了目前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综合协调性及利益相关者各自评价指标的协调性水平。结果显示:① 丹霞山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呈不协调的发展状况;② 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旅游企业和地方政府自身评价指标发展水平不均衡;③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横向或斜向沟通与协调,特别是宏观和中观层的利益主体与微观操作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性较差。为此,从主体关系协调和空间关系协调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各利益相关者主体关系协调的全通道式沟通网络机制和空间关系协调发展机制。丹霞山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和实现机制有利于为其他禁止开发区域生态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依据,并有利于进一步扩展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价值。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居民跨界行为的边界研究：以珠澳边界意义重构为例

研究探讨了边界的物理形态及其空间意义,并讨论由跨界行为催生的地方感与地方意象及其对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以珠澳边界（拱北口岸）为案例地,本文主要采用追踪和访谈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跨越珠澳边界的行为（尤其是由珠海往澳门方向的跨界行为）以个人消费为主,主要包括购物、娱乐和餐饮等,而与之联结的消费地点也大同小异,但也存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阶层因素对于跨界活动目的的影响,且流动性往往与特定的地方联结,使原有的固定行政边界及其所规定的空间管制逐渐被打破。出于满足生活的需求、社会互动的情感联系,抑或是出于追求地方价值的体验和情感表达,跨界主体成为塑造边界两边地理想象的重要因素,地理想象与现实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了想象的边界并间接地作用于珠澳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     

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对居民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美和园社区为例

已有关于空气污染与幸福感的文献主要使用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据探讨基于居住地的静态污染暴露与居民长期幸福感的关系,缺乏考虑时空行为视角下的实时动态空气污染暴露对日常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根据2017年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健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活动属性的主客观空气污染暴露及活动满意度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实时空气污染暴露的社会分异,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挖掘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日常活动特征、以及不同活动地点实时测度和主观感知的空气污染水平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由于日常活动所处的微观环境不同,承受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异;客观空气污染对活动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主观空气污染评价,而主观空气污染评价则能显著降低活动满意度,因此客观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主观污染评价进而对活动满意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此外,空气污染会调节社会经济属性对活动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轨道站点周边建成环境对残疾人出行行为的影响研究——以武汉市189个轨道站点为例

残疾人流动性是衡量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特殊的身体和社会经济状况,残疾人出行行为具有更为独特的特征,也更易受建成环境影响。论文基于武汉市轨道交通智能刷卡数据,整合多源空间大数据,探索武汉市残疾人轨道交通出行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进一步探究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残疾人客流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地铁出行的残疾人中有29.7%具有通勤出行的特征,出行频率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且均呈现早晚错峰出行的趋势;② 15~30 min即大约5~10 km的中短距离出行最多,活动范围集中于三环线以内的主城区,且以同区出行活动最为频繁,跨江出行较少;③ 在大部分的研究范围内,公交站点密度、路网密度、大型公园密度和站点开通时间对站点残疾人客流量均具有正向影响;④ 换乘站的日均残疾人客流量明显高于非换乘站;⑤ 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土地利用混合度、站点无障碍设施对站点残疾人客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可为“残疾人友好型”的轨道交通站点建成环境优化和新站点土地利用布局提供数据支撑,增强城市公共服务人本化。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协调研究

旅游兴边贸,边贸促旅游,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相互作用,促进边境产业新动能发展,最终形成跨境旅游一体化的格局。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探讨并分析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大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两个产业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模型和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口岸地区东兴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耦合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09年的0.017增加到2018年的1.004;边境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从2009年的0.01增加到2018年的1.007。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度在2009—2017年处于磨合阶段,2018年进入稳定阶段,耦合协调度实现了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向中等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转变,最终进入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研究结果强调了边贸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并指出边境地区应积极利用国家边境开放政策,一方面通过旅游企业组织开发边贸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边贸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边境口岸游客的增长。     

基于SEM的重大事件国内游客感知价值及行为意向关系研究——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

基于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调研数据分析,构建世界级博览会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行为意向、重游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关系验证.研究表明:(1)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感知价值包括服务价值、美感价值、效用价值、愉悦价值、感知价格、便利价值六个测量维度.(2)效用价值、服务价值、愉悦价值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美感价值、感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以云南勐腊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机制——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文章运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并协同共生(symbiosis)理论的分析方法,对跨界民族文化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了界定,并就其共生关系、共生模式进行了模型建构;结合泸沽湖景区典型案例,构建了该类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博弈框架。研究表明:"S-S"理论的协同应用,对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业已显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的剖析与诊断具有较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可为整合冲突与建立协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对滇、川两省告别"一湖两治",共同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西递村案例研究

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追溯西递村旅游发展历程发现,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是旅游小企业产生的内外因素,旅游治理模式的变迁对内外因素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遗产保护组织)的介入程度,将西递旅游治理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村民自发参与的社区模式,政府、社区和第三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络模式,以及政府指挥和控制能力强化的层级模式。在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能力不断强化,政府的利益诉求引发了旅游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旅游小企业经营特征和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社区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和模仿创新能力受到影响,旅游小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研究显示,治理模式的优化是实现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气候变化感知对城市居民冰雪旅游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冰雪旅游是推动冰雪经济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已成为文旅产业中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雪旅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文章以北京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冰雪旅游情境中城市居民的气候变化感知、感知价值、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等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气候变化感知分为气候变化表征和气候变化风险两个维度,且两者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感知价值。同时,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2)冰雪旅游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3)冰雪旅游意向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责任行为。(4)旅游经历在气候变化感知对冰雪旅游意向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厘清冰雪旅游情境下气候变化感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复杂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部门把握“后冬奥”黄金机遇,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港口后勤区域形成演化机理——以上海港为例

立足当前国内港口后勤区域的发展现实,着重从格局与过程耦合的角度,把各种类港口后勤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形成演化机理进行理论探讨,揭示出全球供应链发展与港口功能演化、外部规模经济与企业合作推动、港口自身规模经济与边缘挑战、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与资源禀赋以及城市发展需求与发展政策导向是推动港口后勤区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并归纳演...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 旅游发展驱动下,商品农业兴起,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④ 在空间层面,耕地逐渐“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后,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以陈庄为例

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84次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