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

当前主流地理学史研究可归结为两种互补性范式。一种是科学地理学史：① 从近现代地理学形象出发,遵循“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选择性地建构切合当前地理学的历史;② 主张一元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导致了不同传统的对立;③ 其性质是建构性的、抽象性的,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分裂;④ 强纲领的叙事模式不仅造成了“古代思想的现代解读”,且挣扎于科学分化的大潮中。另一种是在批判科学地理学史基础上兴起的知识地理学史：① 从地理实践本身出发,遵循“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底层诠释历史;② 主张多元论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地理学传统之间的对立,为多样的地理学传统纳入叙事框架奠定了基础;③ 其历史的性质是实践论的或语境论的,旨在阐发不同地理学知识形态的意义;④ 表现为对称性原则的叙事纲领,大大扩展了地理学史研究的视野,为理解作为地理学与自然并社会统一的实践统一体提供了可能。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当前表现为一种批评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制造更多的二元论对立,相反,整体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     

转向企划—活动系统研究的时间地理学

全生态综合世界观和人地互动过程与复杂性的系统研究是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行为地理学关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构建的关键问题。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是新时间地理学的最新发展。论文围绕企划—活动系统及其变化、企划交织下的活动系统与社会互动、企划实现过程中活动的地方秩序构建等3个方面对时间地理学理论发展和研究前沿进行综述,系统梳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出行、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学、康复医疗与健康、资源能源利用等领域的跨学科应用。未来呼吁更多学者关注时间地理学,积极开展跨学科应用和时间地理学创新应用的国际比较研究,将时间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创新并发展中国城市研究的行为范式,丰富和完善中国城市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广州案例

流动性语境中,流动群体因其承载的源地文化基因与在地饮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陷入维系源地饮食与融入在地饮食的两难境地,从而引发了饮食调适与身份焦虑等问题。尽管学界探讨了流动群体在不同饮食文化影响下的调适策略,但大多将固守源地文化与接纳在地文化进行对立,忽视了个体能动的协商过程。论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以广州流动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跨地方饮食适应过程中采取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研究发现,在不同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下,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策略包括饮食同化、饮食融合、饮食隔离与饮食边缘化。在不同策略之下,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并使得原本单一的源地身份认同趋于复杂化。论文提出了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分析框架,讨论了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与身份协商之关系,为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与饮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在实践层面上有利于促进流动群体的饮食适应与社会融入。     

朝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探寻城市化与正义问题的本质——哈维著《社会正义与城市》述评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学科领域。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由于该书理论性强,涉及很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因而也很难解读。哈维试图从整体视角理解和剖析城市(化)问题,创新了“社会进程—空间形式”的理论。通过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论,得出理论的本质在于方法和哲学的综合,空间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正义的本质取决于社会进程的运行,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结论。该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地基,开辟了城市研究的批判路径,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密切关注不平衡的城市化,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城市总问题”,坚持和强化思想研究,通过对不同经典理论的症候阅读,围绕时代问题大胆进行理论革命。     

孪生空间及其应用——兼论地理研究空间的重构

数字孪生研究呈现由平稳发展到爆发态势,应用领域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亟需发展用于指导各个领域和不同结构与规模的数字孪生研究与应用的方法论体系。本文在总结分析各个领域数字孪生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孪生空间作为概括和统摄各尺度数字孪生体的框架,并给出了孪生空间的定义和一般特征。然后,以目前已有初步实践基础的孪生城市为例简要阐述了其应用。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载体抑或研究对象本身的空间,由自然地理空间、人文社会空间和地理信息空间三元空间构成,彼此整合度不高。为更有效地开展地理学综合研究,我们提出以孪生空间整合三元空间,重构地理研究空间。孪生空间具有与物理空间的双向实时互馈特征,能够打破地理三元空间内部的壁垒,进而实现模拟现实、预测变化和调控过程的地理综合研究任务。     

注重地理综合,强化生产实践——《地理学思维与实践》书评

新时代的中国地理学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用基础学科,不仅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而且要在服务国家需求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福建师范大学朱鹤健教授总结长期教学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地理学思维与实践》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2018).书中集成了地理学的研究范式,阐明其独特性,为建构和完善地理学现代科学体系做出了新贡献.全书对服务社会是地理学存在的生命根基、地理学研究范式的独特效应和地理学家要挺身在国民经济的主战场3个论题做了深刻阐释.敬佩作者对地理学精髓孜孜不倦地探求精神.2020年12月中国地理学会发出以地理科学为主体或基础的高校院系应该将"地理"或"地理科学"置于机构名称中的呼吁书,强调地理学回归学科、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这使我对本书增添了新感觉,认为本书还是一本地理学回归学科本色的召唤书,有其现实指导意义.由此我认为《地理学思维与实践》是地理学工作者增强学科自信的好教材,值得认真研读.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和边界景观①

随着社会的变化,相关研究的范式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对边界研究中概念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在边界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来的时空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本文力求对边界研究中的相关争论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促进对边界的过程化、去领域、分散性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和跨国流动时期保证政权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展现边界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仍具有自身内涵的学术地位。本文以边界景观的概念为核心组织元素,提倡在边界研究中采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互补的视角考虑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社会表现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The potential for the us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Open Specifications in creating Web‐based cross‐border health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s

Globalization is contributing to the blurring of borders making irrelevant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blems. Cross‐border and global health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s (CBHSIS) are required to address the new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There is a need to build and document alternatives for addressing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politic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creation and deployment of these systems. This paper documents the building of a prototype Web‐based multimedia GIS system for use in a public health context u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Open Specifications and its deployment across the US–Mexico border. These technologies offer advantages in addressing several of the challenges previously mentioned. We highlight the techn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political issues important in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across borders and cultures and in the creation of interoperable CBHSIS.     

边界效应概念再议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背景下,边界被赋予了“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边界效应理论备受关注。旅游的跨边界活动,在促进地区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界渗透、旅游流动、空间失衡、安全防范等系列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迫使边界效应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边界效应概念差异、共识、产生原因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归纳。结果显示,边界效应在旅游中是普遍且独特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边缘旅游地、旅游一体化、边境旅游社区等实践;虽然在旅游研究中,边界效应在评价、干预、利用方面存在新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适用性不强、解释性不足等问题,边界的阻碍力、吸引力、渗透力和扩散力的综合作用常常被忽略;边界效应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更应充分考虑边界与旅游的特殊互动关系;文章深度解析并构建了旅游中边界效应的研究框架,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主动干预、转换利用等手段实现对边界问题的管控。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以中英街地区为例

以深港边境中英街地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边境生活空间形成、居民自下而上的再边界化、以及居民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中英街地区的生活空间形成是在边界效应下,边境居民对边境两侧管理差异的不断适应、调试、乃至主动运用的空间构建过程。边境管理者、居民、游客和水客等多方力量在此过程中互动角力,而中英街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一互动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边境居民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体现了一国两制下居民的生活空间战略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对边界及边境地区生活空间形成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于亚洲的边界和边境地区空间形成的理解,也对当下的边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in the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of suburban Guangzhou

Gated communities and enclave urbanism in China have recently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pace is now even on the agenda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therefore sets out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exactly urban border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over time. This is done by applying concepts of border theory to what may be called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The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in two such borderlands between gated communities and suburban villages in southern Guangzhou. It is based on over 70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spatial behaviour at the respective borders. Both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processes are found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hree dimensions: cross-border mobility, cross-border social connectivity and symbolic border functions. The identified dynamic processes at the neighbourhood borders are embedded in the overall urba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of Guangzhou.     

“一国两制”下香港居民跨境消费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深港边界是全球跨境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通过深圳湾口岸前往蛇口消费的香港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定量和空间计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香港居民来往深圳的消费模式和行为影响因素,发现在蛇口的跨境港人多来自“新界西”的屯门、元朗、荃湾三地,呈现以公交出行为主、出行频率高、消费低、时间短、老龄化、女性多的特点,其跨境行为主要受到个人年龄及收入、出行距离、区位等因素影响;港人在深港边界的跨境活动开始出现与收入、年龄相关的空间分异现象,呼吁展开针对不同过境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厘清其行为特点和影响因素,这将有助于建构粤港“优质生活圈”、促进粤港两地间更便利的跨境活动和更深层次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