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复杂性研究综述——基于近20年文献回顾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为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论文通过梳理、评述能源—经济、能源—环境以及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文献发现：① 能源—经济关系研究出现“空间转向”趋势,区位特征被用于解释能源—经济关系的空间异质性;② 能源—环境关系研究多关注能源污染及政策的空间效应,出现了能源景观研究等新研究话题;③ 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刚刚兴起,出现了因果关系实证、耦合协调度评价、多目标规划预测3种研究思路;④ 当前研究存在实证分析高度同质化、空间差异机制解释不足、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据此,论文尝试构建了空间视角下能源—经济—环境(3E)关系研究基础框架,并基于中国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即完善理论框架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研究以及开展碳减排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拟预测,从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湘粤赣边界禁止开发区居民生态旅游参与行为机制——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为例

生态旅游兼有环境保护和经济创收作用,是落实禁止开发区功能定位的重要途径。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居民旅游参与行为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居民的生态旅游认知、态度、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整合结构模型,以湘粤赣边界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的居民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并借助SPSS 15.0、AMOS 7.0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显示：① 修正模型解释了生态旅游参与行为90.7%的变异量,模型预测力较强;② 生态旅游认知可直接影响参与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0.374;③ 生态旅游认知分别以生态旅游态度和参与意向为中介对参与行为形成间接影响,并由此得出提高居民生态旅游参与度的方式。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分析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不同尺度空间的修复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但大部分研究仍缺乏对于中国经验案例的探讨。为进一步发挥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区域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中西方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话,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探讨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及其空间效应。基于多案例观察发现,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性、象征性和情境性3个维度。研究发现,这些跨境办学机构只能被视为一种教育飞地,对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物质影响仅仅是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周边社区的绅士化等方面,对于城市深层的发展格局和肌理重构缺乏实质性帮助。相较于对城市的物质性修复,这些跨境教育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作用显然更加明显,对城市品牌营建、城市发展愿景的扶持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都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从情境性来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除了在校园尺度上提供了独特的境外学习情景模式之外,在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和社区尺度上的社会文化联系等情境性交流方面都比较缺乏。研究提供了对非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所产生的(城市)空间效应的反思,对现有的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对话,对跨境办学及其政策也提供了非教育学层面的反思,对于面向教育的区域与城市发展决策也具有参考价值。     

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面对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落地对于中国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该类型技术在乡村地区一直面临推广难,采纳度低的问题。以往众多研究证明,社会网络是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和支撑。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构建了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2016—2020年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实践调研及10个县市3015份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总结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四个阶段：① 初始阶段：农户间简单离散的技术互动。② 单核阶段：精英农户的点式嵌入与拟亲缘网络扩散。③ 多核阶段：多个精英农户形成与业缘关系网络扩散。④ 高水平互动阶段：农业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功能性网络扩散。个体资源禀赋、技术有效性及感知度、技术传播方式和外部环境作为技术扩散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实践逻辑和底层机制,对同类技术推广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

当前主流地理学史研究可归结为两种互补性范式。一种是科学地理学史：① 从近现代地理学形象出发,遵循“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选择性地建构切合当前地理学的历史;② 主张一元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导致了不同传统的对立;③ 其性质是建构性的、抽象性的,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分裂;④ 强纲领的叙事模式不仅造成了“古代思想的现代解读”,且挣扎于科学分化的大潮中。另一种是在批判科学地理学史基础上兴起的知识地理学史：① 从地理实践本身出发,遵循“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底层诠释历史;② 主张多元论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地理学传统之间的对立,为多样的地理学传统纳入叙事框架奠定了基础;③ 其历史的性质是实践论的或语境论的,旨在阐发不同地理学知识形态的意义;④ 表现为对称性原则的叙事纲领,大大扩展了地理学史研究的视野,为理解作为地理学与自然并社会统一的实践统一体提供了可能。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当前表现为一种批评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制造更多的二元论对立,相反,整体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空间转型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基于深圳城—水关系动态演变的分析

城市空间是探讨城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效应的重要载体,但生态空间作为传统城市—自然二分对立认识论下被人类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却较少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体。论文以深圳为例,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展现了过去40余年深圳城—水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变迁。研究认为,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多元复杂的本体特征,它与城市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在深圳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国家、资本、自然展现出差异化的动态关系,塑造了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支撑城市可持续运作的生态保障、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新动力。深圳城—水关系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以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出现了同质化和退化,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未必在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中出现“空心化”;相反,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修复甚至扭转了单一市场逻辑下的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新型的国家—资本—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呈现了人类寻找公平、正义、可持续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而且为城市—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全球视野下崩岗侵蚀地貌及其研究进展

典型的崩岗具有“圆形露天剧场”般的沟头,发育在深厚的红色花岗岩风化壳上,通常包括集水坡面、崩壁、崩积体、沟道、洪积扇5个地貌组成部分;崩壁自上而下可分为表土层、风化红粘土层(红土层)、风化砂质红粘土层(砂土层)、风化粗碎屑层(碎屑层)。中国的崩岗与马达加斯加的lavaka属于同类地貌,两者具有地貌学上的可比性。崩岗群是劣地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与欧洲的badland有不同的侵蚀过程,也不同于意大利和巴西的两种沟谷侵蚀地貌calanchi和vocoroca。崩岗主要发育在华南和东南热带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中等偏缓的丘陵坡地上,由沟谷侵蚀发展而成,是沟谷侵蚀的高级阶段。崩岗沟道侵蚀产沙量占崩岗沟谷流域侵蚀产沙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沟道沟壁崩塌侵蚀产沙量与沟床下切侵蚀产沙量又各占崩岗沟道侵蚀产沙量的一半左右。野外人工模拟降雨试验是研究崩岗流域侵蚀、产流和产沙过程的有效手段。崩岗流域侵蚀产沙量可以通过崩岗沟谷和洪积扇地形测量加以估算。     

基于地图视角的北极海洋权益现状研究

明确各国北极海洋权益现状是我国未来北极活动的基础。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及图集资料,基于地图视角,对环北极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划界、外大陆架申请、海洋保护区建立等方面进行定量化、空间化的分析,以此反映北冰洋海洋权益基本情况。结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等相关法律政策,预测北极海洋权益未来发展趋势并探究其对我国未来北极活动的影响,为我国未来北极策略制定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沿岸国家对北冰洋活动的限制程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经向上,呈现出显著的纬度地带性,即限制程度随着纬度增高而逐渐减弱;在深度方向,对大陆架的控制范围大于对其上覆水域的控制范围。     

西方政治生态学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政治生态学以关注造成环境问题的政治因素为研究内核,成为不同学科共同探索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立足点,深化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空间性和政治性。论文首先通过对西方政治生态学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发现政治生态学根源于早期环境批判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人类主义理论,并与地理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其次,对近30年西方地理学与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现有的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生态经济与绿色发展、生态治理与环境保育、生态身份与微观政治及生态客体与能动性4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总结了相关研究对中国地理学进行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并进一步提出立足中国本土进行政治生态学研究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     

时空间行为视角下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进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社会空间分析、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比较研究等,形成了基于空间和基于人群的2种研究范式。但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仍然缺乏对空间与行为互动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论证,迫切需要从地理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时空间行为入手,厘清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论文梳理了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测度方法,重点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阐述了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构建时空间和行为互动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为消除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障碍、建构多尺度社会融合路径、建设更为包容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urban sustainability: past,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trajectories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called the “century of the city” and compounded concerns that current development pathways were not sustainable. Calls for scholarship on urban sustainability among geographers cites strengths in the human-environment and urban subfields that positioned the discipline to mak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critical research needs. This special issue reflects on the contributions that geographers have made to urban sustainability scholarship. We observe that that integration across human-environment and urban subfields reflects broader bifurcations between social theory and spatial science traditions in geography. Piggy-backing on the rise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the emergence of urbanization science compels geographers to reflect upon the ways in which we are positioned to mak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ose fields. We argue that those contributions should embrace systems thinking, empirically connect social constructs to biophysical patterns and processes, and use the city as a laboratory to generate new the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