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绅士化社区：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研究

教育绅士化现象已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以长春市郊区出现的教育绅士化社区为例,对其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及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私立学校与房地产开发活动在郊区的结合催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绅士化现象,其实质是由教育资源引发的绅士化现象。② 教育绅士化社区采用“房地产+名校”的模式进行开发,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阶层四大主体。教育绅士化缘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开发商是物质景观改造的主体,学校则是吸引绅士阶层集聚的关键。③ 教育绅士化社区一方面引导了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的迁移,促进了郊区物质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的分层和极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同时对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星球绅士化理论前沿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

绅士化已经成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的前沿问题。探究绅士化的理论及其对中国城乡治理的启示,对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比较可见,星球绅士化突破了传统绅士化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差异凸显了中国绅士化研究的价值。结合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央地关系及其多尺度交互作用,可进行星球绅士化的理论创新。未来中国城乡治理应重视治理模式转型、区域战略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全球经验、区域差异、城乡融合是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点。对绅士化现象须采取批判性的价值论立场,关注城乡中低收入者权利,为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绅士化研究需要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对接,并提供本土化经验。     

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     

国外商业绅士化研究进展及其对本土研究的启示

商业是城市中最活跃,并且对城市发展和空间重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功能之一。近20年来,随着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实践,日益突出的商业绅士化现象愈发引起国外学术界关注。同时,多源数据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利用,促进了商业绅士化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背景、表现特征、推动主体与形成机制,以及商业绅士化导致阶层置换、加深种族隔离等社会空间效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通过对国外商业绅士化研究文献的梳理,以期展示城市商业高档化重构的机理以及绅士化演进的复杂性。基于当前我国城市转型和消费转型的特征与趋势,尝试提出对商业绅士化本土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启示。     

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2)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3)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历史街区更新驱动下的旅游绅士化研究 ——以佛山岭南天地为例

综合采用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社会阶层、物质环境和消费方式等层面研究佛山岭南天地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并分析原住民在绅士化过程中的情感特征。结果发现,物质环境改造加速了地方社会阶层的更替,原住民大多被游客、中产阶级和房产投资者所替代,空间利用方式呈现出高度商业化特征。旅游绅士化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的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却衍生出阶层更替、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等副产品,使传统的本地化生活空间转变为“资本空间”与“消费空间”。城市历史街区改造不同于一般城市更新,街区更新应以地方性为落脚点,尊重原住民的情感与历史记忆,不应简单通过商业化手段推进历史街区更新。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

学生化作为绅士化现象的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学生群体对于城市空间进行重构的现象。起因于学生群体的居住偏好,以及投资者与房屋所有者的寻租行为,面向学生群体的居住空间开始产生并聚集,形成独特的学生化社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基于对学生化现象相关研究的综述,本文对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邻近的下渡村学...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教育水平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基于29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我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教育水平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教育水平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教育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日益减弱;分地区来看,教育水平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呈现影响逐渐减弱的趋势,这一现象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我国教育改革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还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利用2000 和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近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格局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中国城镇化发展类型区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201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年均增加1.3 个百分点,32%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超过1.5 个百分点;② 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低快高慢”的收敛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城镇化率年均分别增加1.4、0.5、1.4 和1.3 个百分点;③ 60%的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集中在低城镇化率—高增长率、低城镇化率—中高增长率和低城镇化率—中增长率三种类型,且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④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基本未变,仍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的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周边的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⑤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状况、人口集聚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地理区位特征对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⑥ 中国城镇化格局可分为具有明显区类一致性和区外异质性的5 大类、20 个区域。新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应凸显地域功能、提升承载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强调节约集约。     

基于居民认知视角的小城镇群网化影响因素分析——以常州市为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群网化对区域间要素流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利用2011年7月对常州市小城镇镇区常住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对调查样本和居民认知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运用累积Logistic模型,分析了居民认知视角下小城镇群网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出行交通方式、居民月消费水平、保障房制度、产业发展和集贸市场的健全程度5个因素对小城镇群网化发展影响显著,并反映出市民对小城镇群网化发展具有强烈的主观诉求,但促进小城镇群网化发展的政策供给存在不足。最后提出了促进常州市小城镇群网化发展的具体建议。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基于1982-2008年省区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 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     

城镇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全球11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合理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研究基于2009—2016年全球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探究了整体样本及不同等级城镇化水平国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2009—2016年,研究样本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碳排放效率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欧洲西部及非洲,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国家基本位于北美、亚洲及大洋洲;(2)从整体来看,科技创新水平、人均GDP及信息化水平均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促进作用大小为人均GDP科技创新水平信息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工业占比及对外开放度均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大小为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工业占比;(3)分区域来看,不同等级城镇化水平国家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效应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重视科技创新生态价值、优化对外出口贸易结构等政策建议。     

基于教师日常行为视角的大学城“孤岛化”研究——以济南长清大学城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学城等新型城市空间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建立在城市边缘的大学城与城市中心的地理“隔离”也逐渐显现。本文用“孤岛化”来概括这种现象,并从教师行为视角出发,以济南长清大学城为例展开探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了教师的通勤、购物、医疗、休闲等日常行为特征,揭示了大学城“孤岛化”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学城生活服务设施的不完备,使多数教师选择在市中心区居住,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离引发了教师高频率、高耗时的通勤行为。教师的生活需求在大学城内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购物、就医、休闲等日常行为倾向在市中心区进行。因此,通过教师行为可以看出,存在长清大学城、长清区中心、济南中心区三个层次的空间,大学城孤岛化特征明显;并且,孤岛化是在物质、行为和心理三方面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