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绿地景观变化及其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英文）

城市绿地系统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北京市城市区域为例,基于城市绿地空间分布数据和遥感数据,分析了2000-2020年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以及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空间分布的变化,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北京城市绿地建设成效较为显著,绿地面积增加了77.41%,主要由耕地和建设用地转变而来。(2)2000-2020年北京城市绿地滞尘量、吸收SO₂量、吸收NO₂量、降温增湿量、固碳释氧量和暴雨缓排量总体上均呈持续增加的趋势。(3)城市绿地景观变化与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密切,斑块总面积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最高,除暴雨缓排外,斑块总面积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85。研究结果可以为优化北京绿地、更大程度发挥绿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提供理论指导,为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及空间流动研究进展（英文）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空间流动研究是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人类福祉的关键环节。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产生、流动、使用的全部过程,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状况,建立供给与需求之间双向反馈关系,对于科学管理生态系统和保障区域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大量相关文献,本文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归纳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的概念和评估方法,阐述了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两个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影响。系统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目前研究在文化服务的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流动动态研究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机制研究方面存在不足,提出明确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和转移过程、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不同时空尺度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未来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更好地用于实践的重要方法。     

金沙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效应评价（英文）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已经威胁到流域生态系统。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研究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维护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促进生态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综合评价（InVEST）模型和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模型,对2000–2020年金沙江流域生态系统提供的5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水量（WY）、生境质量（HQ）、土壤保有量（SR）、食物供应（FS）、碳储量（CS）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它们的时空变化特征,权衡协同关系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金沙江流域的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除生境质量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各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分布上基本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CS＿SR＿HQ和WY＿SR＿FS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关系,WY＿CS之间存在显著的权衡关系。（3）CS＿SR＿HQ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土地利用类型（LU）,WY＿SR＿FS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年降雨量（PRE）、LU和降雨侵蚀（R）,WY＿CS的驱动因素在研究期内较多变。     

淮海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演变与安全格局优化（英文）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受到全球关注。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核心组成的淮海经济区,其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发生着互馈演变。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GEE)提取多期土地利用数据,借助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以及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探讨了1998–2018年淮海经济区的ESV演变的时空分异特征,优化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ESP）。研究表明：ESV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特征。中值ESV区面积比重最大,高、低值ESV区的占比较小。ESV呈现等级下降与升高并存的时空分异特征。从发展时段看,ESV等级变化呈现向好趋势。生态安全格局优化中,优化识别重要生态源地26个,主要景观生态廊道22条、生态战略节点65个,中水平生态安全区占比最大。ESV和ESP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当地自然资源的变化和政府保护政策的改变与调整密切相关。研究结果可为跨省区的国土空间保护、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与挑战(英文)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述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与挑战,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生态系统服务在生物圈中无处不在,但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为了使得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能够在生态保育和人类福祉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和管理决策的要求对其作出清楚的界定,并且根据所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特征对其进行恰当的分类。(2)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祉的源泉,它们具有复杂性、空间尺度、公私物品特征和收益依赖性。认识生态系统服务的这些基本特征是测度、模拟、评价和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前提。(3)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供给与使用是联系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们事关生态保育和社会公平等重大问题;为了制定科学的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决策,需要对它们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的综合研究。(4)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包括效用价值和非效用价值在内的多重价值属性。在制定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各种价值会在一个共同、但并非总是公平的决策平台上相互交叉、补充与制衡。因此,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应当构建与使用多准则的综合价值评估体系。     

印度中部喜马拉雅地区生计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支付（英文）

本文探讨了印度中部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生计可持续性的评估和支付。本文数据收集自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和次要来源——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与高地（提供者）和低地（受益者）相互关联,并为广大人口提供生计支持。该区森林覆盖了约6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水资源也很丰富,恒河及其支流满足了全国约42%的用水需求,并且水力发电约为30000 MW。由于环境清洁无污染,环境可持续性指数较高。尽管耕地仅占18%,但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当高,这里生长着多种作物品种。然而,由于地形崎岖、偏远和不利的环境,高地人民无法以最佳方式利用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高地人民贫穷,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对有形和无形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价,并进行支付。对下游群众使用的无形资源进行征税,向上游群众发放绿色红利。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典型喀斯特城市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英文）

揭示喀斯特城市流域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对喀斯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贵州典型喀斯特城市流域—南明河流域为例,基于Arc GIS技术平台揭示了2000–2020年3个时期流域的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采用In VEST模型对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1）流域土地利用以林地、耕地和草地为主,土地利用变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的增长,增长了13.07%;(2)流域水源涵养功能显著提升,碳储存功能略微减弱,空间上两者的物质量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3）林地对流域水源涵养和碳储量的贡献率均超过57%,林地转为建设用地,耕地转为林地分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和增强的两种土地利用变化形式。本研究可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水土资源开发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撑与科学参考。     

连接多层次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框架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出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作为未来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然而,当前学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分类仍存在争论,概念的混乱导致研究中对服务理解的分歧。本文在综述国内外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定义和分类方案的基础上,利用从生态系统服务到人类福祉的服务级联框架,辨析生态系统服务形成过程中不同级联的联系和区别,探讨人类福祉的内涵及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提出使用终端生态系统服务来连接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以此建立连接服务与多层次人类福祉的服务分类框架。根据终端生态系统服务所产生收益与不同层次人类福祉的关联,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福祉构建、福祉维护和福祉提升3 大服务类别。这种服务分类框架可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以及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影响因素（英文）

探究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驱动因素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藏北高原作为我国重要的草地生态系统,其碳储量现状,空间格局以及驱动因素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基于藏北高原150个实测样点数据,通过克里金插值和统计方法,评估分析了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地上生物量碳密度、地下30 cm深度根系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及其空间分布,以及各碳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藏北高原地上生物量碳密度平均为0.038 kg C m^-2,地下生物量碳密度平均为0.284 kg C m^-2,土壤碳密度值最大,平均为7.445 kg C m^-2。藏北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约为4.08 Pg C,其中植被碳库0.58 Pg C(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土壤碳库2.58 Pg C (其余分布在裸地中),碳储量分布格局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植被碳库0.58 Pg C(包括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约占青藏高原植被碳库的28.29%;土壤碳库2.58 Pg C,约占青藏高原土壤碳库的26.60%。降水、温度和土壤质地均影响生态系统碳储量,其中降水...     

鄱阳湖流域史前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及其环境响应（英文）

The temporal-spatial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its feature between 10.0–2.8 ka BP(ka BP=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0 BP, where "0 BP" is defined as the year AD 1950)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GIS spatial analysis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ites of different periods under subsistence existenc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numerous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Neolithic Age(10.0–3.6 ka BP). The site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oyang Lake Basin, a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 with many river terrace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rapidly increased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3.6–2.8 ka BP) and spread widely on the floodplain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Ganjiang River and onto the west, south, and southeast beach areas of the Poyang Lake. Holocene records of climate change suggest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hat climate fluctuations had a great impact on human evolution in the study area. Before 3.6 ka BP, westward and northward expansion of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Poyang Lake watershed occurr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amelioration(becoming warmer and wetter). The ancient people lived in the hilly areas with high elevation. The simple mode of a fishing and gathering economy was mostly suited to this area in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The scope of human activities was expanded and cultural diversity developed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However, with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creasing survival pressure in a dry-cold climatic stage after 3.6 ka BP, this simple living mode had to be abandoned, and various forms of economy, the majority being agriculture, were developed on flood plains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numerous rivers around Poyang Lake. This promoted flourishing of the Bronze culture of South China.     

山地生态系统人文研究综述

回顾和评述了近二十多年来国外山地生态系统人文研究的相关领域。同时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层次、方法和观念方面的差异。     

草原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德案例研究比较(英文)

目前,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生态补偿机制(PES)是为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保护,采取补贴或支付费用的方式,改变使用者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安排。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全面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环境效益的滞后性,不可预见的监督、管理成本和社会经济目标(足额补偿标准、公平)的实现。本文的目标是通过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的对比(选取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德国勃兰登堡州为案例区域进行研究),为今后中德两国的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提供依据。研究着重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德两国生态补偿的实施框架,目标人群,实施效果评估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户作为最基层的执行单位和实施者,其参与的主动性不够,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实施的成效有待提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今后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中国应侧重于项目实施的监控和管理制度;而德国应在空间目标规划和具体管理措施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居民对环境退化的响应

青藏高原的环境退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农牧民如何认识和响应环境退化,还缺乏实证研究.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法,对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典型村（位于河谷区的丹扎木村、中山区的克尔马村和山原区的日科村）的农牧民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的居民对环境退化具有不同的响应过程.河谷区通过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缓解了人口压力,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和森林退化;中山区以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发展畜牧业来缓解人口压力,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环境退化：山原区的劳动力不能转移到二、三产业,只能通过增加牲畜数量来解决生计,牧民仅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应对草料不足的问题和雪灾等自然灾害.在大渡河上游,最脆弱的区域是中山区和山原区,而不是人口压力大的河谷区.②生计方式是影响居民响应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的关键因素.基于居民的生计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问题,将是一个新的方向.③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利于居民改善生计.降低教育收费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陕南秦巴山区植被生态功能的价值测评

根据秦巴山区20世纪末植被类型及覆盖度的分布,在GIS支持下测定秦巴山区植被生产和生态调节的物质量。利用生态经济学方法,测定各类植被生态功能的价值,建立秦巴山区植被生态数据库及植被生态账户。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测评中,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的覆盖度差异,并结合能量平衡、水量平衡和区域蒸散模式,测评结果表明：陕南秦巴山区植被生态系统有机质生产价值为199.6×108 元/a;植被保持土壤经济价值为22.64×108元/a;植被涵养水源的经济价值为22.66×108 元/a;植被固定CO2价值为352.24×108元/a;释放O₂价值为374.19×108 元/a;陕南秦巴山区植被有机物生产、保持土壤、涵养水源、固定CO₂和释放O₂ 5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共968.33×108 元/a。其中温带落叶阔叶林贡献率最高占29.35%,亚热带竹林、亚高山灌丛、草甸草原、山麓果树生态服务价值比重均在1%以下。     

20世纪末30 a里全球生态退化状况

 生态退化主要包括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的退化。陆地生态系统包括农田、森林和草地,水域生态系统包括近海、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后果主要体现为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直观地体现于土地退化、森林毁坏、物种濒危和绝灭以及淡水短缺。借助联合国相关网站上发布的报告,对20世纪末30 a里全球生态退化状况进行综述,旨在促进生态恢复。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进展

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仍然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青藏高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使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在区域碳收支平衡中占有主导地位,但研究方法等不同使得碳收支估算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植被初级生产力和生物量,由此补偿了气候变暖导致的土壤有机碳分解释量,使青藏高原草地植被仍然发挥着碳汇的功能。而人类放牧活动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较为复杂。因此,如何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定量评价未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源/汇格局的可能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2015年中国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核算研究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和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以及草地监测报告,对中国2015年森林、草地和湿地三大生态系统因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生态破坏损失进行核算。核算结果显示：① 2015年中国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3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3%。其中,森林生态破坏损失约为2 437.5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10.2%;草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3 112.1亿元,占比为13.1%;湿地生态破坏损失约为18 269.6亿元,占比76.7%。② 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区域空间差异大,青海、湖南、四川、黑龙江、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生态破坏损失都大于1 000亿元。③ 中国生态破坏损失主要来自气候调节和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2015年中国气候调节服务损失量为17 451.8亿元,占全部生态破坏损失的73.3%;水流动调节服务损失量为4 234.6亿元,占比为17.8%。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研究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理论基础,选取山东省1981年以来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探究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倒U形右侧"曲线特征,SO2与烟尘的EKC呈"N形"曲线特征;研究时段内,污染物排放量均已渡过峰值,其后随人均GDP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是2002年以来,下降趋势停止并产生波动。分析表明,山东省EKC特征与工业结构变化、环境保护投资、环境政策取向有显著关系。     

贵州典型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速率

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速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分析贵族典型喀斯特环境主要因子关系的基础上,确定用土地覆盖、植被状况和土壤属性反映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过程,应用和地面观测方法对研究区土地覆盖、植被覆盖、生物生产量、生物多样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等指标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研究区喀斯特环境退化与自然恢复规律及其相应的速率。     

焉耆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

运用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动态度、土地利用/覆被程度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模型,分析了新疆焉耆盆地1990-2011年LUCC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1）在1990-2011年,焉耆盆地水域、湿地、沙地、耕地和建设用地均呈增加趋势,而盐碱地、草地和林地面积呈减少趋势,总体上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程度为中下水平。（2）在1999-2011年,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其中水域和耕地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贡献率较大,草地和林地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有明显的负贡献。（3）在1990-2011年,研究区的各类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和废物处理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远远大于粮食生产和原材料供应功能的总价值。因而对区域的水土资源实行合理与有效的利用是实现焉耆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