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集疏格局与市民化路径

系统回顾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变动与集疏格局,包括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基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属性差异的省际流动人口模式以及基于城市规模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采用趋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预测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趋势,由此提出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径与建议如下：①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重塑着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应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市民化;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省内流动人口的就近市民化;③ 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GIS地图技术分析了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表明:全国省域层面金融发展差异显著小于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而金融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差异主要由四大板块间差异形成,而金融发展差异主要由东部10个省份间差异形成;金融发展格局显著不同于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地带性差异,区域金融发展没有表现出地带性差异,西部省份金融比率提升显著,中部6个省份经济增长提速明显,但金融发展显著滞后。这意味着在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只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空间组织、金融机构的信用区域分配等都会影响区域金融发展。     

2000~2010年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变动特征研究

利用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南京都市区2000~2010年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规律。研究发现,① 10 a间南京都市区各地域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近郊区成为人口增长最为剧烈的区域;人口重心逐渐向南移动,同时人口分布的核心区域有向内收敛的趋势。② 根据测定系数、F检验与图像分析的综合判断,对数正态模型能够较好拟合人口分布的单核心结构,两年份曲线的变化表明郊区化的主体仍然是近郊区,尚未发展到远郊化的程度。多核心模型的拟合表明南京都市区已初步形成多核心结构,且主中心对人口仍具有强大吸引力;而多核心与单核心模型同时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说明多核心结构尚未发育成熟。③ 南京都市区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越来越高,人口分布趋于复杂,表明都市区正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     

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移态势研究

采用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在全国总迁移人口中的地位变化的省际总体特征和个体特征,探讨了各省级单元农村人口迁移在总人口迁移中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时间变化的原因。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布格局,分别从省际、省内两个空间尺度,分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Regional Comparisons of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ge and Place Implications*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nonmetropolitan region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xperienced volatile population shifts ranging from rapid growth to persistent decline. Several author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se population trends. In the 1970s, the older baby boomers were entering labor and housing markets, while the younger boomers were enrolling in nonmetropolit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he 1980s, this large cohort was aging into a different stage in the life cour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population shift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within an age‐cohort framework. Using Public Use Microsample data from 1980 and 1990, the analysis explor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ing market, labor market, pla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igration flows of different age cohort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cohort‐specific in‐migration to two regions: New England and the Four Corners states of Utah, Colorado, Arizona, and New Mexico.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life‐course 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te 1970s, with older cohort shifts directed towards nonmetropolitan destinations and younger cohort shifts more influenced by labor and housing‐market variables. The results further demonstrate a large potential for future nonmetropolitan population growth, yet these growth experiences are likely to be regionally differentiated. Thes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nonmetropolitan regions.     

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分析

在人口收缩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结合出生率、老龄化率等间接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在地级尺度和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人口收缩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由于获取限制,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人口收缩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收缩程度呈现出明显加剧趋势;②人口收缩区在中部和西部偏东地区快速扩张,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北地区最为严重;③单一指标在识别人口绝对收缩方面效果较好,而且总人口指标往往比劳动力指标更早的反映一个区域的人口状况;④综合指标测度的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的判断一个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而识别出人口处于相对收缩状态的区域;⑤人口收缩在县市尺度上比在地级尺度上表现更为明显,但两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政府更加重视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短期预测分析

人口迁移是一个时空路径依赖过程,同时受迁移存量和周边迁移状况影响。当前人口迁移预测大多建立在时间序列模型之上,重点考虑迁移流在时间维度上的联系,忽视了其中的时空关联。该文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方法与普通泊松模型相结合,考虑迁移流中可能存在的时空滞后和同期两种结构,对1985-2015年不同时段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并利用拟合程度较优的模型预测2015-2025年省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特征向量时空滞后和同期滤波泊松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研究时段省际人口迁移过程,自1985年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不仅受迁出地和迁入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也与过去迁移存量及周边迁移流密切相关;2)区域人口规模和GDP对迁移流的“推—拉”作用符合预期,地区人口规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会促进人口外迁,反之则有利于吸引外来人口;3)与特征向量时空滞后滤波泊松模型相比,时空同期模型更便于捕捉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时空路径依赖特性,意味着当前人口迁移流的发展更易受到同时期周边迁移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4)预计2015-2025年我国省际迁移总量持续增加,呈现更集聚的空间模式,高迁入与高迁出区域在空间上相连,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高密度迁移地带”。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模型拓展到人口迁移这一空间相互作用领域,可为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我国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的计量分析

在对近2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讨论的基础上,以1978~2000年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了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1)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集聚起促进作用;(2)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变化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再次是第一产业,这说明在我国各省市区之间第一产业发展是比较均衡的,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是不均衡的。     

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

本文对我国1990、2000年间流动人口在东、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三个亚区的分布变化以及这一分布变化与上述各地区各相关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0年中流动人口东、中、西部分布变化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变化高度一致;而10年中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这三个亚区层面的分布变化则与经济发展要素变化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珠江三角洲及福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除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外,这可能与该区域地方社会人文等文化本底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制度及习俗有一定的相关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社会经济影响、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初级老龄化阶段且不断加深,区域差异缩小,东部地区低速增长,中西部地区老龄化与养老负担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密度属较低密度区,从东向西呈梯度降低。② 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空间布局是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经济水平等因素相互调节与空间分异的综合结果。③ 各机制系数空间异质性的综合作用促使老龄化大致由南北向分异转变为东西向分异的空间格局。省际人口迁移从根本上制约如今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研究

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及其区域效应是当今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及区域效应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区域发展进程的经济社会演化态势,并对中国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可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呈现了劳动力高强度集聚、长三角内迁移流动活跃、劳动力迁移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等劳动力迁移流动态势,与此同时,长三角劳动力迁移流动对长三角各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人才密度、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将造成影响。在未来,经济社会演变对长三角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将产生新的影响。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Nation's Main Street: New Coastal‐Proximity‐Based Portrayal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2000

Almost half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Jean Gottmann coined the term “Megalopolis” in reference to the almost continuously urbanized stretch of land spanning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outhern New Hampshire to northern Virginia. Because a disproportionat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resided in this Megalopolis, the northeastern core enjoyed 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supremacy, and he termed the Megalopolis “The Main Street of the Nation.” By the later 1960s and 1970s, however, population migration patterns began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the emergence of a second national core centered on the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along the Pacific Coast,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Los Angeles and Bay Area conurbations in California. Although of different character, this burgeoning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economic activity, and cultural influence ma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 Coast Megalopolis that could soon rival the original Megalopolis of the Northeastern Corridor. Today, the U.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largely a bicoastal one.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emergence of this bicoast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sing historical census data and GIS technology, we present a number of novel ways to graphically portray and examine this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phenomeno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unique in witnessing an increasing share of its inhabitants clustering in coastal zones. Current critical policy concerns about the worldwide vulnerability of coastal populations have focused the need for better coastal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better mapping methods for portraying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trends.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现实,理论与对策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这一方面成为推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文章将从外资和外贸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各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及其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外资为代表的全球化力量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强化了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形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成为缩小区域差异的必要措施。     

1990-2008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

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研究较多,但以小尺度单元、时间连续、同时关注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地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单元,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沃尔夫森指数、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方法和比重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空间差异与极化程度、经济水平和增速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区＂、各地经济地位的变化,并总结了主要驱动因素和演变模式。研究表明：①全国总体空间差异与极化在波动中明显增大,2003年以后继续增大。②沿海主要城市群、省会城市、特殊资源城市是＂经济热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增大。③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与全国总体经济增速具有耦合关系。④经济区位、区域政策、特殊自然资源、发展基础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形成与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0―2010年中国地区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第五（2000年）、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综合空间评价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341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人才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并系统分析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2000―2010年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趋势。2）中国人才优势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以北上广深为绝对高地,以其余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相对高地,其余地区为低地的空间结构。2000―2010年人才优势度的空间差异日益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同一省份内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基于耦合协调度系统评价,把所有地区划分为以下3种类型：高耦合度-高协调度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地区、低耦合度-中协调度地区。2000―2010年东部地区“高耦合度-高协调度”趋势加剧,中西部地区“高耦合度-低协调度”趋势加剧。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开发利用,东北地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优势日趋丧失,区域竞争力下降。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东北地区应把智力资源开发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对策之一。该区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是总量大,质量高,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院校聚集,科技进步基础处于全国前列。智力资源开发现存的突出问题是科技经费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企业未能成为研究与开发(R&D)的主体,科技体制改革落后,科技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存在巨大潜力,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采用层次分析法的评价结果表明,智力资源开发潜力分5个等级。基于智力资源的开发潜力,东北地区可在如下4个方面提升区域竞争力,即加快改造传统工业优势部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竞争力;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中国科研和高等教育基地之一;积极发展城市服务业,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应采取综合性对策,迫切需要在体制、投资、人才政策和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

利用上海市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4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上海市区,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0年的人口分布变动,模拟了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分布模型。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大量减少,郊区人口增加,人口郊区化显著,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于均衡;上海人口的郊迁扩散方式,主要与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受早已建成的内环线的影响;上海人口郊区化主要表现为近域推进, 1990~2000年的圈层人口密度变动曲线的相交点大约在5 km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主要在16 km之内;对人口分布模型的模拟则表明,上海人口分布虽然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不是最优模型,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的最优模型是Cubic函数。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Chin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regional economie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carved out selectively new locations of development across the nation. While politicians heatedly debate the acceptable level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most scholarly studies focus on broad aggregate trends of inequality among provinces and groups of provinces,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identifying and conceptualizing sources and major agents of spatial change. This paper aims at revealing detailed spatial ramifications of the reforms, and at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the state, local agents, and foreign investor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this effect, we conduct a disaggregated and empirical study of Jiangsu, a coastal province experiencing dramatic economic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We show that local agents which favor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ccelerated new growth in selected rural areas, in contrast to slower growth of older cit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ulting in a net decline of intercounty inequality. But the coalescence of state policy, local age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has widened the historical gap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Jiangsu, and is likely to accelerate intercounty inequality in the future.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e utility of the “developments from above, below and outsid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key forces of regional growth in socialist transitional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