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湿地保护对策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制改革对湿地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湿地保护过程中存在湿地保护法规缺失、保护不到位、监管缺失、信息不公开、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不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湿地保护法规、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督、促进全面信息公开、重视环境保护等湿地保护对策,探索我国湿地保护的新格局。     

构建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湿地保护管理制度

全国湿地面积减少、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衰退的趋势仍在继续,其中管理制度不健全是直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建立和健全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湿地保护管理制度,是做好新形势下湿地保护工作的关键。分析了我国湿地保护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化湿地管理制度的具体举措,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湿地产权确权、湿地分级管理和分级行使所有权、湿地生态红线等7项制度的具体设计,探索建立控制湿地面积减少、增强湿地生态功能、支撑湿地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广州市湿地植被碳汇功能研究

采用样地调查、模型构建和成果参照等方法,以广州市湿地植被为研究对象,选取样地实测湿地植物地上生物量,并分析湿地植物有机碳含量;选用2013年广州市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数据,得到波段反射率和植被指数(NDVI、RVI、DVI和MSAVI)数据,利用ENVI 5.0、SPSS 22和Arc View 3.3等软件,通过差异性检验、相关分析、一元线性回归、曲线回归和模型拟合度检验等步骤,建立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模型,并估算植被地上生物量;选取湿地植物根冠比,估算湿地植被地下生物量,进而估算植被总生物量和碳储量。结果表明,2013年广州市湿地植被总面积为23 557.08 hm2,覆盖率为3.17%;湿地植被平均有机碳质量分数为44.97%;以RVI为自变量的三次曲线模型能较好地拟合湿地植被地上生物量;2013年广州市湿地植被总生物量为786 392.93 t,总碳储量为353 640.9 t碳,碳密度为15.01 t/hm2碳,碳汇量为1 296 683.31 t二氧化碳,碳汇价值为21 071.1×104元。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设计

国家湿地公园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湿地公园的宣教要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承接新使命和新要求。捞鱼河国家湿地公园宣教内容以"讲故事、扬文化、传科学"的原则,从宣教主题、宣教设施和宣教活动入手,挖掘最具生态文明内涵的主题,依托形式多元的宣教活动和场所,形成"点、线、面"立体开放型的生态文明宣教体系,展示"人与湿地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核心理念。     

湿地生态风险管理

结合生态学相关知识,将生态风险管理具体应用到湿地的生态风险管理中。从湿地生态风险管理过程的规划、管理目标、生态风险评估、风险处理等方面对湿地生态风险管理进行了探讨。在湿地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进一步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湿地风险综合分析,使湿地生态风险管理更有效。对于湿地生态风险管理,应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或者方法,提出了4种湿地风险管理措施。     

南泥湾湿地生态变迁研究

南泥湾是我国陕北的一片重要湿地,曾为中国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抗战时期垦殖而至今未被科学认知。根据史料记载以及人物传记,基于南泥湾湿地的科学认定,分析了南泥湾湿地的生态变迁,明确提出恢复南泥湾湿地,为陕北的好江南建设提供一定的科学支撑,为南泥湾湿地的恢复与部分重建提供前期基础。理想完美的南泥湾生态系统应当是湿地、森林、农田、草地的综合体,应当是陕北黄土高原的一块绿洲。     

法律制度视角下的湿地生态补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构建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势在必行。文中从法律、法规等制度层面,对湿地生态补偿的对象、范围和标准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湿地生态补偿对象包括湿地的所有权主体、用益物权所有人和管理权主体;(2)补偿范围包括土地和地上附属物损失、因权力受限而产生的损失和因湿地保护而造成的损失;(3)补偿标准的确定尚缺乏法律法规和价值核算体系,考虑财政的支付能力,还应探索现金补偿、实物补偿和优惠政策补偿等多种补偿形式。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的宁夏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省区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建设进展备受关注。以宁夏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划中不同功能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典型区域作为研究单元,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对生态文明建设限定的主要指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宁夏典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结果显示：2012—2015年宁夏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部分区域的城市扩张控制效果不佳,能源消耗强度没有持续下降;全区整体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但工业废水处理率这一定量指标暗示了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环境改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加强湿地公园建设管理构建生态文明教育平台

<正>滨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境内,2007年1月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试点建设,成为山东省首家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滕州市委、市政府把加强湿地公园建设管理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作为保护和     

湿地生态恢复

<正>湿地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保育、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后两者统称生态恢复。湿地生态恢复指对退化或丧失生态功能的湿地通过生态技术或生态工程进行修复或重建,使其发挥原有的或预设的生态服务功能。     

甘肃石羊河湿地景观生态特征及生态建设策略

分析了甘肃石羊河湿地景观生态的基本特征和变化情况,以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点,以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提出甘肃石羊河湿地景现生态建设措施,采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形式,构建多样化动植物栖息生境,维持石羊河湿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从而改善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广州城市可持续发展及企业行为研究

广州城市总体上朝可持续方向发展,但多呈现弱可持续发展状态。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牺牲了部分环境,具体表现在生活用水浪费、工业用水重复率低、工业粉尘排放量大、物质利用率低。企业是城市经济的实体单元,其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已转向利润最大化,但环境意识较薄弱。广州企业的环保行为表现出被动的特点,且环保投入比例过低,环保机构作用弱,多进行末端处理,需进一步改善。     

广州城市游憩商业区(RBD)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游憩商业区作为城市中一种新的功能区已逐渐成为城市新的空间要素，为旅游者，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承担着提供旅游，休闲，娱乐、购物等功能，并作为城市游憩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初具规模的广州城市RBD－天河城地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城市RBD分别对城市商业，城市游憩，城市交通以及城市地域空间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特征变化及可持续性管理对策

近年来，由于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工业与城市化的崛起，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湿地类型和面积的改变，湿地水状况及水质的变化，湿地产品的不可持续利用等，通过对湿地生态变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黄河三角洲湿地可持续性管理的方案，并从生态、社会、经济指标出发，探讨了湿地可持续性管理对策。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与土地复合利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根据近年来广州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土地复合利用的影响，并对当前轨道交通发展与土地复合利用间存在的问题作了研究。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加快了城市发展轴的成型，强化了城市中心区功能，也加快了旧城更新和土地置换的步伐，促使土地类型均质化，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创造了机遇，并对地铁沿线土地的升值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广州轨道交通的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对轨道交通的布线、管理及其沿线土地的合理开发还需作进一步的综合与详细的规划设计。     

中国湿地生态恢复评价标准制定探讨

在概述国内外湿地生态恢复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湿地生态恢复标准的制定方法。在评价标准的制定上,试图综合考虑湿地恢复的生态结构和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种群、景观恢复及资源稀缺性价值和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和关系,并尽可能选取一般性的评估指标来满足多数湿地的评价需要。在特定条件下的湿地恢复评价需要增加某些特殊性的评估指标,通过赋予不同限制性因子权重,在综合以上多方面评价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划分评价等级最终给出评价结果。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研究重点。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以郑州与泉州市为例

采用经济实力分析、基尼系数和区位商的方法,对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的"狼群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域经济体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各县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产业、部门各具优势,并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狼群效应"不仅能够避免极化理论的缺陷,而且能够增强区域的整体实力和竟争力.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这种区域发展策略,有利于减小地区差距,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农民的就近就地非农转化,而且能够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的发展模式为当前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