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

基于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利益主体共生模式以及旅游精准扶贫路径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竹泉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景区过度商业化、利益分配不公平、弱势群体发展权利无保障等突出性问题。村落利益主体之间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应为最佳合作模式。据此提出竹泉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展应实现求同存异、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以及加强利益协调监管、加强社区管理自治、建立共生参与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优化路径,解决竹泉村乡村旅游扶贫困境。     

基于政府共信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构建政府共信下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政府与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共生关系,确定政府与居民、企业、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社区,政府与企业、居民、游客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关联度从强到弱依次是企业、游客、居民;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分别共有5个共生因素;政府与居民之间、政府与游客之间分别共有4个共生因素。政府-政府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责任共担,政府-居民间的共生关键因素则是热诚参与,政府-企业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公开透明,政府-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满意度。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分权化对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分权化制度框架下的旅游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投资等发展要素的差异是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中国旅游分权化的利益主体,探讨了旅游利益主体组成的旅游地权力网络的分权形式、不同旅游分权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了不同层面的不均衡表现及未来应关注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分权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利益分割引起不同旅游发展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权力网络的空间不对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和社区空间发展不均衡。未来研究应以各级政府、投资商和社区居民三方利益的均衡与权力重组为出发点,从区域旅游组织分权、社区参与制度保障及其技术支持、产业空间再结构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治角色4个方面展开,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博弈关系下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旅游活动利益相关者矛盾分析及共赢策略研究（英文）

随着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线路上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注重社区参与、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受益是文化线路的特点之一,因此,文化线路上旅游活动中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系统性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本文选取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社区居民这三个在滇南段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中起关键作用的群体为责任主体,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博弈模型,分析这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差异和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为这三方做出的旅游开发共赢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三方的最终决策选择依赖于博弈初始支付矩阵及关键参数的影响,政府在进行旅游决策时,应多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加强对当地传统的保护,对旅游企业不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应有所管理和监督,并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旅游企业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让社区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并将收到的旅游收益反哺居民,这样才能形成互赢机制。研究也表明,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主要源自于利益诉求的差异,但三方也存在利益共同点,可以从利益协调的角度,建立相关机制,遵循利益实现的原则,重视监督管理,加强社区的参与和决策,实现三方共赢。     

山岳旅游景区旅游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对伏牛山重渡沟景区田野调查的思考

伏牛山重渡沟景区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性,探讨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机制和发展路径,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策略,既有助于旅游扶贫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促进旅游扶贫实践的科学发展;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一手资料,采用企业经济分析的理论方法,揭示了重渡沟景区经济利益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图景.研究表明:伏牛山重渡沟景区旅游扶贫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景区公司+农户的互补型旅游企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旅游公司对农家宾馆的垄断管理和一体化的经营机制、旅游公司与社区合作博弈中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作用的发挥等;结论是农户深度参与景区旅游企业经营体系,保证社区居民旅游受益最大化,是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西安市多利益主体旅游供需协调感知差异

以入境游客、旅游企业、居民、政府4个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基于设计的22项关于旅游供需协调的测量条款数据,采用均值和方差分析法,对西安市旅游供需协调的感知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四大利益主体对旅游吸引物要素中的城市风光、旅游景区价值和类型以及民俗风情感知度普遍较高。(2)入境游客与旅游企业、居民间的感知差异较显著。(3)四大利益主体对旅游接待设施的感知差异较小。(4)旅游企业与居民在市内交通和景区内部交通感知差异显著。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兵地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共生发展研究

兵地旅游融合发展是实现兵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有效途径。为促进兵地旅游系统的要素合理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基于共生理论，运用可达性模型、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分析、泰森多边形等方法研究兵地旅游的资源共生演化、经济联系变化、网络结构特征，探究兵地旅游共生发展的模式、格局与机制。结果表明：（1）兵地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资源开发处于偏利共生关系。（2）兵地旅游资源非均衡共生特征明显，呈现“兵团依附地方、弱势依托强势”共生分布特征，形成“中央一心多点→外围多心多点”共生演化格局。（3）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圈层递减结构，依托旅游交通网络形成偏利共生纽带。（4）旅游经济联系具有距离衰减、南北差异、兵地差距、同城效应特征。（5）归纳兵地旅游“间歇寄生、间歇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的区域共生模式，文化共生、资源共生、产业共生主次递进和主客互动的要素共生维度，“一核三点八心两圈三带”的共生发展格局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合同美”的共生发展机制。     

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产业的认知差异分析

基于一般系统论和博弈论理论,对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分析了各利益主体对旅游产业认知差异,认为主要表现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4个方面.由于认知差异的存在,各利益主体行为对旅游产业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针对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旨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达到一种利益均衡、责权对称的状态.     

基于文化关联的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及机理研究——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

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提出了入境旅游与贸易互动机理与路径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入境旅游与贸易的微观互动机理与路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假设均在1%或5%的置信水平上得到了验证,即关系链接对知识关联有正向路径影响,商贸关联对知识关联和广告效应有正向路径影响,信息传播对广告效应有正向路径影响。商贸关联、广告效应以及知识关联对商贸行为有正向路径影响。② 主要存在商贸关联引发商贸行为的直接路径和两条间接路径关系：关系链接→知识关联→商贸行为和信息传播→广告效应→商贸行为。③ 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机理来看,文化关联拉近了心理感知距离,通过旅游构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商贸关系,增加了贸易便利性、削减交易成本、消除商务距离、培育合作商机、构建商业纽带,开启了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的提升,尤其是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贸易的增长提高了旅游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拉近了感知距离,消除了旅游成本,构建了中介关联,增加了更多旅游需求。     

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内多群体冲突日益凸显,对社区冲突空间特征的认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社区旅游空间规划与管理。研究选取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地,采用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按照“负面情感-原因追溯-冲突构成-空间分布”这一逻辑链条,对案例地社区冲突进行探测。通过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的混合方法,识别社区冲突类型及对应的冲突对象关系,并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旅游开发背景下社区冲突的类型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但存在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经济利益矛盾、公共权力失语、环境破坏、生产建设受阻的主导结构类型。② 居民主体视角下有居民-管理者、居民-外来经营者、居民-居民和居民-游客四种冲突对象关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占比及其冲突类型构成有所差异。③ 冲突对象关系的总体分布在空间上存在核心-边缘效应,旅游开发核心区四种不同冲突对象关系均有大量分布,边缘区以居民-管理者和居民-居民为主;不同冲突对象关系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居民-管理者表现为核心分散分布,居民-居民则为边缘分散分布,居民-外来经营者和居民-游客均为核心区集聚呈轴向分布。④ 冲突空间分布受到社区微观区位、统筹规划、市场化需求及不同主体实践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多群体在空间形成竞争关系,共同塑造社区空间。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多主体参与模式探析——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如何协调少数民族地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使之协同合作,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旅游扶贫现阶段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中国典型的贫困山区县,在参与当地旅游扶贫项目规划过程中,通过实地深度访谈与定性分析,剖析了当地扶贫现存的问题。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利用文献资料和调研资料构建了涉及政府、本地企业、外来企业、当地居民、公益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旅游者为核心的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理论框架,明确了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扶贫实践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对周庄古镇的调查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采用SPSS 18.0和AMOS 17.0数据统计软件对周庄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进行了统计和处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以及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感知差异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周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总体上存在由利益关联、价值效能和情感眷恋组成的三维结构.②在感知次序上,呈现“利益关联→价值效能→情感眷恋”递减分异规律,本质上反映了深层结构是一种经济表层→社会感知→心理感知从外而内的感知规律.居民并未因具有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权能而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全面认同,在社会认同感知和心理认同感知层面还未得到深入,反映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感知结构.③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因参与旅游内容或程度不同对三维结构同样存在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且每类群体间存在差异状态.研究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空间感知具有认知结构的全面性,居民社会空间感知结构的不平衡性对增进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凝聚力提出新的诉求,提高居民空间参与程度和感知需要从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的路径逐步改善.研究对周庄古镇旅游理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启发.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旅游地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亲旅游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社区满意、社区依恋、旅游获益、亲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旅游获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满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中,社会责任对社区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对其影响不显著;对社区满意影响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经济责任。（2）社区满意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效应传递到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社区满意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社区依恋显著正向影响亲旅游行为。（3）旅游获益对社区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