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边缘区经济发展过程与机制分析——以海南西部为例

地理边缘区因其交接过渡的位置而使资源环境具有特殊性,使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落后性）．探讨边缘区经济发展规律有益于寻求该类区域的合理发展路径,改变落后状态．海南西部地区是典型地理边缘区,对其近现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剖析中发现,其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初级产品与重工业化特征,地理边缘区的属性与功能在这些经济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边缘对其发展机遇（环境）、发展条件、产业选择均有影响,其中行政边缘区属性影响最为显著．     

海南开发过程中的西部边缘化研究

边缘化是一个过程,有其自然地理基础和社会历史基础.海南西部地区是海南开发较早的区域,但唐代以后海南开发逐渐向东部和南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出现被边缘化现象.自然机制和社会机制是促使西部地区边缘化的双重机制.西部的干旱缺水、植物资源不够丰富、不适宜农业耕作和生活促使西部居民不断往海南其他地区迁移.促使西部地区边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来自两方面:(1)历史上来自于大陆的高级官员贬谪到海南西部的少,他们对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比较小;(2)自明朝到1980年代海南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内移民登岛后沿东海岸线南下.东部南部地区成为开发的重点地区.未来海南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是找出逆边缘化的有效途径.     

基于景观格局的广州市边缘区生态压力研究——以番禺区为例

基于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选取破碎化指数、斑块结合度指数、分形维数3个景观指数和土地利用脆弱性指数构建生态压力指数,以番禺为例从景观尺度研究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化梯度上的生态压力空间分异。结果表明:不同用地类型的景观指数在3个梯度区内依人为干扰的强烈程度出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生态压力呈现自北向南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景观生态压力强弱的分布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人为干扰是影响景观生态压力扩散的重要原因。     

海南岛西部沿海地区近70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

海南西部沿海地区具有干旱、风大、高温、多灾害的自然地理特点,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近70年来本区生态环境变化很大,20世纪30年代呈典型的热带稀树草原景观,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大面积的风沙化环境,生态环境恶化;此后,风沙化环境一直呈逆转趋势,1970年至2000年,人类重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生态环境比较稳定。在本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其前提条件,而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则是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经济建设和水利建设等人类活动对本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起了主要的作用。     

重点区战略与西部开发

从理论上分析重区战略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阐述实施重点开发区域战略是中国西部开发的现实选择。黄河上游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等地应成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在西部开发的重点地区。并探讨其有关对策。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地理区域系统与生态建设战略初步研究

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是根据代表自然界的生物和非生物要素地理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按照自然界的地域分异规律,划分或合并而形成不同等级的区域系统。其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自然要素的空间格局,及其与自然资源的匹配。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所体现的温度、水分等立地条件地域差异,是认识生态环境的宏观框架,可以也应该成为制定治理措施的基础,对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西部在生态上受到西北地区的沙漠化和盐碱化,黄土高原、西南地区的土壤侵蚀,青藏高原的草场退化,西南地区的滑坡、泥石流等的胁迫。管理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盲目的退耕还林,盲目强调植树造林等。因此,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在认识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解决管理上的问题,包括在指导思想上的误解,即“生态建设 =种树”,“退耕必定还林”;局面上避免开发的无序状态 ;工作措施上,则要防止“一刀切”的方式。本文综合西部地区的温带、水分、植被、土壤等因素,将西部地区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划分 8个温度带,2 5个自然区。通过综合西部地区的环境胁迫特点,植被恢复和保护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区域系统的关系,从西部地区的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合并构成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格局的 6个区域,并且提出各个区域生态建设的主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边缘区研究历程及展望

省际边缘区由于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区域经济格局中,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成为统筹发展的热点区域。在对1978年以来各个时期代表性的省际边缘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不同时期研究的价值取向,认为我国省际边缘区的研究历程经历了问题导向型、理论导向型和功能导向型3个研究阶段,并对研究内容和现状进行了述评。结合当前省际边缘区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大都市边缘区城镇用地格局动态变化——以南京市为例

利用四期TM数据和GIS技术,分析了近20年南京城市边缘区城镇用地格局动态变化:城镇用地格局变化拐点在1994年和2000年,空间上表现出增长“热极”与“热带”;城镇用地格局变化阶段性是经济社会驱动过程演化阶段的反映,其空间特征是区域社会经济物质载体演化的体现,开发区是城镇用地增长首要来源,新市区与大学城是其增长核心和新形式,交通路网对其产生空间导向;但城镇用地增长相对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引致自然景观破碎化、社区“空壳”现象、大学城“圈地运动”耕地浪费严重。     

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1)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2)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3)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4)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中国欠发达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选择与区域带动效应——以豫皖省际边缘区为例

中国省际边缘区由于边缘性区位条件、增长核心缺乏、发展政策缺位等因素综合影响,相对省域核心区而言一般较为落后。豫皖省际边缘区是中国较为典型的“弱弱型”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实力弱小、相互联系有限、空间经济结构松散,急需遴选核心城市,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以推进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快速发展。基于此种思考,从城市规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交通通讯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中心性评价模型,利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心性,利用场强模型和GIS技术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在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阜阳市中心性得分总分最高,在城市规模和交通通讯方面得分领先于其他城市,具有建设成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内部基础;阜阳市的腹地面积最大,直接腹地跨越了阜阳市市域、豫皖省界的范围,触及豫皖省际边缘区的所有城市,具有建设成为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外部环境。最后结合阜阳市内外发展条件,从跨界空间整合、内外交通组织、产业联动协同、经济社会示范4个方面,分析了其对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区域带动效应。     

从几道地理高考题中谈区域地理的考与教

今年的海南地理高考题,无论是试题题型上还是考查的内容上,和前几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笔者查阅了07、08、09、10年的海南地理高考题,发现一个共同特征一区域地理考查比重很大。接下来我们以今年海南高考中的几道题为例,谈谈地理高考中区域地理的考与教。     

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农业模式的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以民勤县绿洲边缘区为例

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民勤县绿洲边缘区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的生态扶贫模式难以在当地奏效.科研机构基于社区原有的生态农业模式,引入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等参与武方法,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提出了生态农业模式的参与式发展战略.新型综合扶贫模式不仅保证了生态农业模式的顺利实施、而且创造产值3.16×10<'8>元,是...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特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动态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在长期执行城乡"二元"体制下,大城市边缘区明显的边缘效应叠加上人居环境发展进程的"二元化",形成中国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突出的"二元"性特征.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地域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城市核心区及乡村人居环境不同的特点.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以天津东丽区为例

在大城市边缘区,土地资源对于支撑快速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东丽区耕地减少的速度加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逐渐扩大,其未来城市化的关键是促进农民的非农化.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迁村并点"的逐步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点用地趋向集约化.提出了保障东丽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与对策.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特征研究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备动态性、整体性、开放性、层次性、可控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在长期执行城乡"二元"体制下,大城市边缘区明显的边缘效应叠加上人居环境发展进程的"二元化",形成中国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突出的"二元"性特征.从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地域景观、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城市核心区及乡村人居环境不同的特点.     

边缘化地区特征、形成机制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黄淮四市为例

通过对边缘化理论和内涵的阐述,在中部崛起和中原城市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以河南省黄淮四市为例,分析边缘化地区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认为区域交通条件和行政区划分割造成发展"交易成本"过高,落后的经济基础成为边缘化的历史原因,并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区域政策的作用下,通过"路径依赖"机制不断强化,最终导致发展的边缘化。基于此,从发挥边缘效应、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区域中心城市和制度创新等角度提出发展对策。     

高速公路对边缘地区收入水平的作用研究——来自日本东京湾区的新证据

长期以来,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措施,但现有研究对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仍存在一定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高速公路对促进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也有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近年来还有部分学者提出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如“倒U型”等。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城市群的边缘地区,以日本东京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其高速公路建设收尾阶段的经济效应,采用考虑异质性的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2—2020年高速公路开通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速公路开通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的动态效应为负。(2)高速公路开通导致边缘地区人口持续流失,土地价格、制造业及批发业所受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3)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东京湾区当前扩散效应疲软而极化效应强劲,高速公路的开通未能有效提升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结合东京湾区近70年的高速公路建设历史以及相关研究,本文认为高速公路建设对边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作用存在“窗口期”,边缘地区应根据所处城市群实际情况以及自身条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基于ESDA-GIS的省际边缘区经济空间分异——以呼包鄂榆经济区为例

省际边缘区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本文基于县(区)尺度, 选取衡量经济水平的14 个指标, 运用因子分析和ESDA-GIS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呼包鄂榆经济区的经济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数量上呈非均衡发展格局, 趋于强者日趋极化, 弱者日趋边缘化;②空间分布上呈现东-西递增, 南-北递减的分异趋势;③全局Moran’s I指数得分为0.3215, 表明区县经济发展有“趋同俱乐部”特征;④扩散型、极化型、“塌陷”型和“传染”型4 类空间关联类型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中心-外围式等级特征, 但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济投入、经济效率、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4因子的空间集中程度差异显著。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必须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当前"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展大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其边缘区的发展条件、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发展战略也相应要调整。本文通过揭示新的背景下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都市边缘区空间管制效果的产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政策视角

在城市区域化下,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保）成为都市区生态保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及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依据。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以镇和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研究了1997年以来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演变过程,并构建指标体系,建立不同产权主体农保转用的数理模型,揭示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管制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农保被大量转用,并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为主;② 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的空间管制效果差异较大,可分为管制有效型、集体转用失效型、国有转用失效型三种类型;③ 国有转用主要位于镇区周边,是城镇化所需代价,集体转用主要分布于靠近城市中心而远离镇区的村庄;④ 区位及村庄对非农经济收入的追求是农地集体转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变迁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总之,基本农田制度对政府的管制有效,对集体则失效,说明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不仅需要划定刚性的物理边界,还需协调集体产权所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