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研究——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

基于空间句法、核密度估计和皮尔森相关分析等方法,以北京城市中心区为例,结合空间句法轴线模型与百度POI(Points of Interest)数据,探讨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规律。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中心区的交通网络总体呈现"东优西劣、北优南劣、西南最劣"的空间格局,高层级网络则呈现"中心环状集聚—外围多极分布"的分布模式。2与高穿行度交通网络相比,高整合度交通网络的区位指向性更强,在不同尺度均更易诱发服务业的集聚。3总体而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交通网络指向性明显,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指向程度依据研究尺度的不同具有显著差异,并据此将25类主要服务业划分为街区指向型、街道指向型、双重指向型和无指向型四类。本文对探索服务业集聚发展规律、提高服务业和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性具有参考意义,并可为北京城市中心区服务业存量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基于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的高铁生产性服务业集散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散效应深受城市特征的影响。根据城市产业发展特征将城市分为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高铁对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及细分行业的集散效应具有显著时滞性和异质性,城市产业结构对其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①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研究表明,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分散、三产主导型城市产业空间集聚;在动态上,高铁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具有先促进集聚后促进分散的特性,对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效应始终表现为促进集聚。② 对于运输服务业、租赁与商服业而言,无论是静态效应还是动态效应,城市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均较小,在静态上高铁促进二产主导型城市和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在空间分散布局;在动态上高铁效应总体表现为“不显著-促进分散”的二阶段性。③ 对于金融服务业和研发设计业而言,高铁的静态效应在作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集聚,其动态效应受到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阶段性差异。④ 对于信息服务业而言,高铁对其空间集散的静态效应表现为对二产主导型城市的产业影响不显著,促进三产主导型城市的信息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且其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相一致。     

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研究——以河南省14个村为例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以黄山市为例

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借助GIS等手段,对黄山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黄山市1978-2012年城市产业发展的动态数据资料,就黄山市产业演进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和组织形式的演化与更替,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物质与功能要素,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旅游城市的功能,从而引起城市用地结构的变迁;旅游产业的升级改变了生产资源在城市产业间的流动,引发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化;旅游产业组织方式的优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产业空间的融合和集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模型和相应的逻辑函数。     

Evolution of the commercial blocks in ancient Beijing city from the street network perspective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functions and street networks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in the field of urban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et networks, by adopting space syntax,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eep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evolution rules of commercial blocks attached to street net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Beijing city over the past 800 years. By combining these with changes in the street network, we further explained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layout and level adjustment in commercial block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eet network on commercial block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1) The urban centripetal-centrifugal siphon effect: the layout form,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traffic mode changes in the street network had corresponding guidance for the layout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of commercial blocks, while the centripetal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network could guid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commercial blocks, although centrifugal development caused commercial blocks to display outward evacuation. (2) Stage transformation from mutation node to smooth development: the layout of commercial blocks came to depend on the ability to cross the commuting flow center, which originally relied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nodes as local centers. Changes in traffic modes mainly affect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first-level commercial blocks, which easily led to overall layout mutation. Traffic levels have an obvious positive hierarchical relation with the second- and third-level commercial blocks. (3) The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locks to the needs of a modern city: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 emerging times and unevenness of the original commercial foundation, commercial blocks have formed various developmental model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ization, and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     

基于二分网络的北京公交线路布局的空间依赖性

公交网络运行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常常致使其成为城市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传统公交网络空间研究皆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交通运输方式,忽视了城市道路网形态与结构的内生作用。本文基于二分网络的思想,通过构建公交线路—城市道路的空间依赖矩阵,引入系列空间依赖度测度指标从局域、全局两个尺度探讨了北京市的公交线路的空间依赖度及依赖的核心空间,并通过社团识别对北京市公交线路的依赖空间进行了划分。结果发现：① 局域依赖度方面,北京市公交线路布局高度依赖度少数城市主干道和城—郊区快速干道,其空间依赖格局形成了以市中心为核心,以城—郊区快速干道为通道的中心—外围的廊道扩散格局;② 全局依赖度方面,北京市公交线路空间布局结构失衡,比较脆弱,受城市道路路面路况影响较大,同时以四环为模糊边界的市中心区域成为北京市公交线路依赖的核心空间;③ 依赖空间划分上,北京市公交线路布局与城市地域空间呈现良好的对应性,朝阳、海淀、三环内（东城和西城）是公交线路布局规模最密的3个区域。     

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

利用北京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以"街区单元"为基本空间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分析了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的特征、模式及内在机制。发现:北京都市区可以划分为7种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类型区;中心城多类型混合同质性较差,近郊区内沿同质性较强,近郊区外缘和远郊区的广大地域为传统国有生产者服务业散布区;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影响了地域结构的形成。论文最后,通过将研究结论与西方主流观点的比较,总结了转型期快速形成的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的独特性。     

大城市地区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例

运用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的基本观点,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对象,在对平原、丘陵、山区4个不同类型村庄多年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影响下北京郊区农村的组织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耕地质量、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研究揭示,1979以来北京农村政治改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其他的农村地区不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使北京农村生态环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恶化-改善的波动性过程;根据长期研究,政体改革、政策变化在总体上起到了抑制生态恶化、改善农村环境的作用。     

从中心地到城市网络——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流动的能值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建成区扩张迅速,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上升。本文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例,利用能值评估方法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各生态系统及其与城市系统之间的服务流动和依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生态系统类型上看,2012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对涵养区生态系统服务贡献最大,占到生态系统服务总能值的79.7%,其次为农田和水域生态系统,分别占总能值的19.7%和0.6%;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上看,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物生产和水源涵养是其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分别占总能值产出的40.4%和35.8%。粮食供给是农田系统的主要能值输出,占农田生态系统能值的70%。水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中,能值比例较高的依次为水源供给、洪水调蓄和水产品供给,分别占水域生态系统能值的35.1%、28.6%和28.2%;从能值转移矩阵分析可以看出,对城市来说,森林生物量、森林土壤水、水域地下水和农田生物量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组分;系统能值动态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到2012年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重要程度增加,农田生态系统重要程度有所减少,城市系统的角色由主动变为被动。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对森林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育应给予足够关注。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