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支持力度盘点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有率先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成果,发达国家做出了到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和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综合相关数据信息盘点了上述承诺的实施进展,结果显示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力度不足,核算规则不清晰,部分国家缺乏减排进展,气候资金的概念和范围尚有争议,现有气候资金规模与承诺仍有较大差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资金机制作用仍待加强,并且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规模的气候资金支持。发达国家2020年承诺兑现不力不利于巩固多边进程各方互信,且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之嫌。为此,建议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依托谈判联盟,进一步敦促发达国家履行2020年承诺并提高力度。     

基于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的资金需求评估

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是《巴黎协定》后发展中国家气候资金需求信息的重要载体。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需求日益增长,而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存在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等问题,已成为当前气候资金议题的主要矛盾。因此,本文依据最新的151份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深入分析发展中国家自主提出的未来气候资金需求,并评估了各国自主贡献资金需求的合理性。研究发现,15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4个国家提出具体的国家自主贡献资金需求,其国家自主贡献时间框架内的资金需求总值达4.4万亿美元;分析48个同时提出减缓与适应资金需求以及21个同时提出国内与国外资金需求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得到,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类别中用于减缓与适应的资金需求比例约为6?4,国外资金需求与国内资金需求比值约为7?3;基于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估算的发展中国家累积减排量到2030年约119 Gt CO₂-eq,自主贡献减排成本平均值为50美元/ t CO₂-eq;发展中国家2015—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资金需求预期为1万亿~4万亿美元,年均700亿~2600亿美元,其中国际资金需求为0.7万亿~2.8万亿美元,年均500亿~1900亿美元。     

绿色气候基金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展望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巴黎协定》资金机制最大运营实体,绿色气候基金(GCF)不仅是发达国家兑现1000亿美元长期资金承诺的重要平台,亦是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文中系统总结了GCF在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在当前多边合作面临挑战的复杂背景下,GCF亦面临美国退群、缺乏有效决策机制、项目质量及秘书处能力有待提高等系列问题。文章认为,一个持续有效运营的GCF是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重要保障,各方应尽快凝聚政治共识,推动GCF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应通过引入投票权决策机制、完善政策缺口、创新业务模式等措施提升基金治理和运营效率;其次,通过尽快完成正式增资进程、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剩余资金管理等方式确保充足及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最后,还应通过强化与现有气候基金的协调互补、加大与多边发展银行的合作等途径与各方资金形成合力,推动资金流向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领域。文章还提出,中国应在有效发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作用的基础上,引导GCF投票权改革以消除政治因素对GCF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积极争取获得下届董事席位,推进与GCF全方位合作、参与GCF正式增资进程等举措,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全球碳排放空间约束条件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欧日碳排放空间和减排成本的影响

应用全球多部门、多区域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采用情景分析方法,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由于其碳排放路径的变化对国际气候谈判中的3个重要谈判方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和2℃目标情景下碳排放空间和减排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球碳排放固定且分配方式固定的条件下,美国不同程度的退约将为自身获得较大的碳排放空间,同时挤压其他地区,包括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NDC和2℃目标的碳排放空间,将推高中国、欧盟和日本实现NDC和2℃目标的碳价。2030年,2℃目标下中国碳价的升幅将达4.4~14.6美元/t,欧盟为9.7~35.4美元/t,日本为16.0~53.5美元/t。同时将增加中国、欧盟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损失。2030年,2℃目标下中国GDP损失的升幅将达220.0亿~711.0亿美元（相当于16.4~53.1美元/人）,欧盟为93.5亿~321.4亿美元（相当于20.7~71.1美元/人）,日本为41.3亿~134.5亿美元（相当于34.3~111.7美元/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谈判回顾

增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进程中,能力建设部分一直进展缓慢。自缔约方第7次会(COP7)上确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框架后,能力建设的机制建设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首次授权通过执行附属机构(SBI)建立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PCCB)。该委员会将全面协调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支持,同时监管2016-2020年的能力建设工作计划,全面系统地促进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活动。另外,《巴黎协定》还同意建立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CBIT)用以增强2020年前后的机制和技术能力。随后,全球环境基金(GEF)为该倡议成立了CBIT信托基金。至此,公约下能力建设议题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际机制。未来议题的谈判将走向务实与细节。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迈向一个新阶段,中国在能力建设议题的谈判上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适应委员会职能谈判焦点解析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下建立适应委员会是当前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对《公约》下现有机构的职能分析和已开展的适应行动的回顾,提出适应委员会需赋予适应规划、政策制定、资金需求评估、项目实施、协调区域中心等关键职能。针对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坚持以下三点：将适应委员会建立在《公约》之下,提高适应委员会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适应委员会中占多数席位;适应委员会与资金和技术机制直接联系,落实开展具体适应活动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前景展望——“巴厘路线图”解读

 详细介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具体内容。"巴厘路线图"规划了未来两年将要谈判的重要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减排温室气体义务;发展中国家未来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等。这些议题谈判的成败,将对未来保护气候的国际努力、对未来全球的气候环境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对谈判前景做了分析     

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前景展望——“巴厘路线图”解读

详细介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具体内容。"巴厘路线图"规划了未来两年将要谈判的重要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减排温室气体义务;发展中国家未来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等。这些议题谈判的成败,将对未来保护气候的国际努力、对未来全球的气候环境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对谈判前景做了分析     

《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适应信息通报谈判的最新进展和展望

适应信息通报作为《巴黎协定》下联结国家个体适应行动、全球适应目标以及全球集体适应努力的纽带,是目前《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下唯一的适应议题,会对未来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总结了APA适应信息通报的谈判进程和最新进展,梳理了不同缔约方和谈判集团对适应信息通报目的、内容、报告渠道、指南和灵活性的立场和观点,展望了适应信息通报未来的谈判走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开展适应行动及提供信息报告的能力较强,在适应信息通报谈判中立场相对灵活,但未来在有关适应的资金支持谈判等方面仍面临着压力,建议推动和深化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以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适应行动,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巴厘行动计划》以来适应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及未来需求分析

回顾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来形成的与适应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国际决议及谈判进展,分析了这些决议对推动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可能作用和面临的障碍,综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2015气候协议”的利益诉求和建议。作者认为：《巴厘行动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建立了适应委员会、国家适应计划进程和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等;资金、技术研发、推广和使用、政策法规、机构设置与能力、信息等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限制因素;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仍是“2015气候协议”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非洲集团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全球适应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的补偿的提议,作者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开发评估方法和工具,探讨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归因;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Financing climate adaptation with a credit mechanism: initial considerations

Climate mitigation credits have mobilized considerable resources for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similar funding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has yet to emerge. The Copenhagen Accord targets up to US$50 billion per year in adaptation funding, but commitments to date have been trivial compared to what is neede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tudies and suggestions, it remains unclear where the money will come from and how it will be disbursed. Beyond this, many development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main hurdle in climate adaptation i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is presented here regarding th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adap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sing market mechanisms. It is assumed tha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re at least partly fungible in terms of long-term global societal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at quantifying climate vulnerability reductions is possible at least sometimes. The scheme's benefits include significant, equitable and flexible capital flows, and improved and more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that incentivize sustained project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clude overcoming political resistance to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based obligations and scepticism of market instruments, and, critically, quantifying climate impact costs and verifying investments for vulnerability reduction credits.     

公平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碳减排贡献分担研究综述

各国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各国进一步强化其自主贡献力度亟需公平的碳减排贡献分担作为目标参考。本文系统梳理了碳减排分配涉及的公平原则及其4个主要维度,即排放责任、经济能力、人均主义和国家主义,评述了依据不同维度或维度组合制定的分配方案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将该领域错综复杂的分歧矛盾分为3个层次,即公平原则维度的选择、分配机制的设计以及具体参数设置。研究发现,目前旨在指导各国提高自主贡献力度的公平分配研究在全面性、一致性和客观性方面仍有缺陷,特别是基于多元文献分析以及综合分配模型的综合分配研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的关切。为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碳减排贡献分担综合研究的需求和方向,即需要系统阐述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公平分配方案并构建一个全面、平衡、客观的综合碳减排贡献分担模型,以提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在公平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The “combined incentives”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simulations

Despite accounting for 17–25% of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deforestation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The UN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is considering its inclusion in future agreements and asked its scientific board to study methodological and scientific issues related to positive incentive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Here we present an empirically derived mechanism that offers a mix of incentiv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conserve and possibly enhance their ecosystem's carbon stocks. We also use recent data to model its effects on the 20 most fores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ults show that at low CO₂ prices (～US$ 8/t CO₂) a successful mechanism could reduce more than 90% of global deforestation at an annual cost of US$ 30 billion.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20—2060年人口经济发展情景预测

本文应用IPCC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情景预测,研究可持续路径(SSP1)、中间路径(SSP2)、区域竞争路径(SSP3)、不均衡路径(SSP4)和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SSP5)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势,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经济发展情景数据库,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风险、适应和减缓路径方案设计。研究表明：(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2.3%,GDP总量占全球的31.2%。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经济总量大,但人口密集,人均GDP较低;“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的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人口密度小,经济相对发达。(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人口和经济整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对人口经济变化有重大影响。不同的SSPs路径下,2060年人口将比2016年水平增加3.3亿(SSP5)~18.3亿(SSP3),经济总量达到2016年水平的3.0（SSP3)~6.4倍(SSP5)。人口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持续减少,经济比重则有所增加。(3)21世纪中期(2051—206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人口密度约95人/km²,GDP约164万美元/km²。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间人口经济分布有一定差异,SSP3路径下大部分国家人口增长迅速,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GDP多低于2万美元;SSP5路径下人口相对较少,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国家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其他3种路径下人口经济发展介于SSP3和SSP5之间。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减缓、资金和治理差距分析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有关美国退协原因、后续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自主构建的美国政策评估模型,综合定性定量分析,系统评估了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可能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资金和治理"三大赤字",并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建议。研究表明,考虑美国退协对后续政策的影响,美国2030年的排放将有可能达57.9（56.0~59.8）亿t CO₂-eq,仅相当于在2005年的水平上下降12.1%（9.1%~15.0%）,相对自主贡献目标情景将上升16.4（12.5~20.1）亿t CO₂-eq,额外增加8.8%~13.4%的全球减排赤字。美国拒绝继续履行资金支持义务还将使得本不充裕的气候资金机制更加雪上加霜,绿色气候基金（GCF）的筹资缺口将增加20亿美元,而长期气候资金（LTF）的缺口每年将增加50亿美元左右。这就要求欧盟和日本对GCF的捐助至少上升40%,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长期资金支持至少上浮25.2%才能填补上述资金赤字。美国是全球气候博弈的重要一方,且美国退协的影响已蔓延至全球治理的主要议事平台,期望中欧、基础四国+等模式短期内迅速填补美国退出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治理赤字是不现实的,政治推动乏力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始终存在。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全面评估"接盘"美国领导力的成本、效益和可行性,并秉持"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谋定而后动。同时,中国应聚焦国内工作,凝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共识,做好长期战略谋划,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从合作中寻找出路应对"三大赤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