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动力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发展形势下,开展中亚国家城镇化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亚五国独立以来1991—2017年间的城镇化时空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内—外双向力”视角分析了综合城镇化的动力因素。研究认为：① 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显著,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停滞发展阶段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快速增长阶段;② 中亚城镇化的国家间差异明显,城镇化各子系统的演化特征各异,需要在中亚区域背景下区别看待和清晰认知各国的城镇化进程;③ 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对外铁路交通设施对中亚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尤为重要,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两个外向力对城镇化的影响较为显著;④ 人口和经济规模越小的国家,其城镇化过程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干扰越明显,越需要开展良好的国际合作,以推进城镇化的顺利、健康发展。本研究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亚国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对外合作提供研究参考。     

海南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度评价及利用模式研究

基于对城镇与农村居民点功能的认知,分别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数法对海南省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评价,据此划分地域类型,并提出集约利用模式。海南省各市县城镇用地集约水平呈现南北分异格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投入水平等经济因子是强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水平表现为西高东低格局,历史发展基础是差异形成的根本原因;中部市县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区位条件较差,其城乡建设用地集约水平普遍较低。提出了土地市场导向、城乡增减挂钩、"控增逼存"、产业-用地协调增长4种集约利用模式,各市县应依据主导因素,选择不同模式来促进其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研究结果可为分类引导海南省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河南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干预度的实证分析

为明确政府行为对河南省城镇化干预力度的强弱,寻找政府干预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干预城镇化的变化趋势,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共选取11项指标,使用sPss软件对河南省1978-1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南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干预度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2006年问在市场因素逐渐发育并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城镇化率与政府干预度成负相关.根据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变迁可划分为3个阶段:(1)1978-1986年城镇化政策由压制转为推动;(2)1987-1996年城镇化政策在探索中改革;(3)1997-2006年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城镇化.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

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存在联动发展耦合机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会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城镇化也会为旅游品质和效益提升提供资源和服务保障。为分析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综合城镇化率和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计算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和旅游发展综合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程度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化水平,除川西山区城镇化率滞后于旅游发展,其他市州旅游发展均滞后于城镇化。区域地理区位、地形及其相关的城镇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是影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建议根据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空间差异,在不同类型地区实施差异化的旅游与城镇化互促发展策略。在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旅游功能,通过城市核心区都市旅游提档升级促进城市品质提升和空间人性化,通过城市郊区游憩带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在山区应充分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把握国家政策机遇,通过发展旅游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水平提升。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通过对国内有关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的研究文献在发表年代、成果名称及出处、指标主要构成、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来源等内容的对比分析,梳理出国内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定量和定性2个方面重新构建城镇化健康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5个方面共计60个指标;定性指标体系涵盖城乡发展协调程度和城镇居民满意度2个方面共计32个指标。在测评方法上,学者们常用的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分析方法均适用于该指标体系。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实际测评时,要求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同时使用,且测评结果应基本相同。研究成果旨在为科学、全面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提供一套可参考的指标体系。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对新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据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选取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合GIS自然断裂点分类法,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高于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一线方位上,呈倒“U”型分布,而西北、东南方位则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洼地”;从城镇化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北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均高于南疆同类城镇化水平,而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南疆则高于北疆。新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集聚的特征,随机分布明显。把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五类,这五种类型分别是：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等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和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最后对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全球视角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比较研究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低碳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利用1990―2020年世界19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4个维度测度各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理论对比分析中国及不同收入群体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各国（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提升最为明显,中国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则呈现出起步低、速度快的发展趋势。(2)世界各国（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综合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主导的,而低收入国家（地区）城镇化的主导类型则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渐从以城镇人口带动的“量”转变为协调发展的“质”,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3)高收入、高城镇化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综合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中低收入、中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国家（地区）存在“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均碳排放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上升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