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变化

利用2000年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并与1995年土地利用矢量图进行GIS空间叠置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分析,判定石家庄市1995~2000年耕地变动的方向与类型,揭示了该区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变化特征,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动的经济、人口、政策等主要因素,并重点研讨了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变动的关系,阐明了石家庄市在目前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用地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值得注意的两个特殊点是：石家庄市耕地占用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占地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52.3%,其次是农业内部调整占38%) ,与全国农业内部调整为耕地减少的首要原因 (占耕地减少总量的60%左右,建设占地30%左右) 不同;在石家庄市非农建设占地中,独立工矿用地占了较大部分 (40%)。     

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分析影响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因素，尤其是工业化对城市化各个方面的作用，以及城镇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意义。     

工业化进程中闽台耕地变化及转用效率比较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区域对比分析被国际地理学联合会LUCC工作组列为2000—2004年期间的三大研究目标之一,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利用闽台相关统计资料分析显示,台湾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福建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在工业化进程中福建耕地表现出持续下降的变化特点,而台湾耕地是先增后减,总体下降的趋势,但台湾水田变化为持续下降。闽台人均耕地变化速率相当,但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数量差距甚大。从发展过程看,闽台耕地转用的利用效率均得到了迅速提高,但闽台就工业化发展的同一阶段比较,福建耕地转用的利用效率明显低于台湾。最后文章分析了闽台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政策与土地管理法规对耕地变化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耦合关系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分析了快速城市化区域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运用脱钩理论深入研究了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情况。结果表明：（1）随着人均GDP的直线增长,九龙坡区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耕地面积减少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步性,而GDP增长率滞后于耕地面积减少率。（3）九龙坡区耕地面积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类似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受耕地面积的自身波动变化影响,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不是十分典型。（4）脱钩分析表明九龙坡区以绝对脱钩占主导地位,脱钩指数在波动变化中呈减小趋势。     

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机制

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处在转型时期，对土地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展，而开发边际土地的余地已经有限，未来耕地食物安全的形势将更趋势严峻，因而保护耕地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实际上由于缺乏保护机制，耕地仍在继续向效益更高的其它土地用途转移，因此，保护耕地的根本大计在于建立机制，保护耕地的经济机制是提高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实现至关重要，在政策管理机制方面，要强化政府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规范土地管理行为，明确独立于市场的政府土地管理目标，并以法律形式固定的规划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城市发展要加强内涵集约度。     

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分析影响珠江三角州城市化的因素，尤其是工业化对城市化各个方面的作用，以及城镇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意义     

河南省耕地短缺与城市化建设

河南省耕地严重短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持续下降,针对这一现象,文章提出既要保护耕地,又要鼓励城镇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以郑州首位型城市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突破口,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实现耕地保护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闽台建设用地变化与工业化耦合的对比

Comparative study of LUCC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provinces could be a good case for study because of their geographical proximities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similarities. Fujian and Taiwan had gone through and currently are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Taiwan is in the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and Fujian is in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By using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changes of built-land in Fujian and Taiwan were analyzed in detai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two provinces seemed to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built-land changes, i.e.,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and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forming a pattern with the economic layout of two sides acting in cooperation with eath other. If comparing different industrialized areas in Fujian with industrialized stages in Taiwan, it is clear that these two provinces seemed to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synthesized index of built-land change (Lc), i.e., which is from stabilization or comparative stabiliza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o high ex- pansion at the intermediat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n followed by low consumption at later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the Lc of the initial and the later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Fujian. The results from comparison on relevant indexes have show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ing rate of Fujian is act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built-land in Taiwan, but its using efficiency of regional built-land is also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aiwan in the intermediate and later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Fujian.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of the built-land changes in both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in Causal Models of Path Analysis, and it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built-land changes of the two provinc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ountermeasur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built-land in Fujian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 is to strengthen its intension and tap the latent power.     

基于GIS的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研究

本文选取在内蒙古土地开发史上土地利用变化较快的时段,利用内蒙古８０年代初土地资源数据和中科院“八五”院重大应用项目《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成果数据,分析了近１０年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规律,探讨了耕对变化的原因,预测了内蒙古未来耕地的发展变化趋势。     

江苏省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经济学分析

江苏省建设占用耕地现象越来越严重,耕地保护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该文利用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及非线性动力学方法,初步探讨了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内在机制。边际产出的差距是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直接动力,目前存在的一些制度和政策降低了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交易成本,外资的涌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消除了资本的限制。根据其转化的内在机制提出如下建议：1)把耕地减少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来认识;2)改变当前的征地方式;3)把耕地保护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4)提高农业的产出。     

基于虚拟土理念的中国耕地资源价值核算初探

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深化对耕地资源价值的认识,有助于实现耕地资源空间布局优化和耕地市场化流转.该文在明确虚拟土内涵与类型划分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属性出发,运用收益还原法、替代法等方法,以省级为单位,分别测算了中国产能虚拟土、资源虚拟土和生态虚拟土价值,通过SPSS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分析,从虚拟土角度分析我国耕地资源价值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产能虚拟土得分最高的广东省是得分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的8.94倍;资源虚拟土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黑龙江省的96.10倍;生态虚拟土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贵州省的9.25倍.在空间分布上,产能虚拟土与纬度气候带分布基本一致,资源虚拟土分布受经济影响较大,而生态虚拟土分布则受气候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北京大兴区耕地质量评价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相关理论,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压力-状态-效应-响应”的耕地质量变化框架模型,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耕地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大兴区为研究样区, 通过农户调查和土壤化验分析, 获得大兴区1982 年、2000 和2006 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依据构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对三个时期的压力、状态、效应和响应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982 年到2006 年, 耕地压力指数由63.19 增加到73.57, 又减少到67.85, 而方差从13.92 增加到41.12, 到 2006 年高达58.59, 同时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变异性增加; 耕地状态指数从56.52 增加到76.46, 最后达到81.20, 状态指数方差从58.39 增加到111.42, 2006 年达到209.45, 空间变异性增 加; 耕地效应指数从42.39 增大到64.34, 2006 年与2000 年基本持平, 而耕地效应指数方差 和空间变异性增加。1982 年家庭联产责任制刚刚开始, 农户耕地投入差异不明显; 1982-2000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 农户耕地利用差异性增加, 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也显著提高, 是耕地效应指数整体增加和空间变异性增大的原因; 2000-2006 年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转型, 土地投入差异进一步扩大, 导致耕地质量提高幅度降低, 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为了促进耕地质量整体提高, 需要进行土地产权机制创新, 以促进土地投入水平的整体均衡增加。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耕地质量分布格局

耕地质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以广东省广宁县为例,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基于全局、局部和方向3个视角,对耕地质量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局来看,广宁县耕地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县级尺度空间自相关程度强于镇级尺度;局部区域,县域耕地质量存在聚集性分布规律,高质量耕地集中分布在排沙镇北部、江屯镇中部和螺岗镇南部,低质量耕地集中分布在赤坑镇中南部、古水镇东北部以及北市镇东北部;县域耕地质量在各方向上的结构性特征表现不一,在距离1 650 m范围内基本趋于一致,但随距离增加其结构性特征在各方向上呈现不同走势。     

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优化研究

农地保护与城市发展被认为是一对矛盾。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应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以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而现行决策的片面性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农地的盲目流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土地资源的后续利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文章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通过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和外部性的分析及评价,优化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我国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机理研究

为了探索我国土地城镇化规律,基于2000—2012年省级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法研究了我国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机理。研究表明,全国和各个省份的城镇建成区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增长,但省际差异较大,空间格局上呈现出显著的峰值效应;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且省际差异明显;相对于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而言,省级城市建成区规模空间格局与GDP的空间格局更为相似;经济增长、土地财政、用地指标、土地资源禀赋及现行土地征收制度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生产函数视角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角度出发,构建了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要素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并使用中国1990~2011年社会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实证结果表明：就业、资本及人均技术进步三者对中国城镇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解释中国城镇化增长的98.83%,说明所构建城镇化动力机制模型具有其合理性。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就业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就业产出弹性增加,中国城镇化发展也相应提速。研究表明：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同样重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就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方能促进中国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利用拟合回归模型方法,对湖北省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并不断由中度协调转向优质协调。2002年之后,湖北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步入稳步提升阶段,2008年起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并于2010年首次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这一发展趋势主要以政策改革为驱动力。通过模型预测得知,湖北省2015—2020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差距将逐渐拉大,土地城镇化水平将明显超过人口城镇化,但二者的增长速率逐渐降低并趋于平稳,而其协调程度与变化趋势以及土地城镇化后续效应尤其值得密切关注。     

基于等级折算的补充耕地后备资源选择研究

耕地后备资源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补充耕地项目的选址和补充耕地的质量,是补充耕地数量质量按等级折算工作的重要环节。以农用地分等成果中的利用等为基础,根据占用耕地的利用等别确定补充耕地的目标等别,参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相关设计标准及土壤普查资料设定后备资源开发为耕地后各因素的状态,采用农用地分等中利用等的评价方法评定后备资源开发为耕地后的预期等别,以补充耕地目标等别与后备资源预期等别的对比关系为依据,提出了基于补充耕地数量质量按等级折算的补充耕地项目后备资源选择方法。     

河南省耕地保护态势与社会责任问题探讨

运用综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探讨了耕地保护的责任机制问题.认为政府在耕地保护中应承担主导责任,农民应承担参与责任、企业应承担节地责任.提出了构建新的耕地保护评价指标体系,改进现有管理办法;建立耕地保护的激励机制,提高耕地保护意识和主动性;积极推进全民参与的力度;重视中低产田改造和耕地生态环境防治问题等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的措施和建议.耕地保护需要构建"大家管、大家用、大家负责"的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