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区依恋研究

文章对西方国家的“社区依恋”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首先将社区依恋和地方依恋2个概念进行了对比,之后分为线性发展模型、系统模型和多因素模型等3个发展阶段介绍了社区依恋的研究阶段,并总结了社区依恋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研究方法主要有以深度访谈、话语分析和图形法等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和以问卷调查、测量量表和统计分析为主的量性研究方法,亦有将两者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影响因素则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因素和物质环境因素。最后指出,中国的社区依恋研究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理论与方法,综合质性与量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丰富多样的社区类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为中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

地方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空间,地方理论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社区是一个地方,社区意识与社区感等概念有着与地方理论概念相似性特征.本研究试图从以人文主义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地方理论研究取向出发,探讨地方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典型案例区,来探讨和分析其在社区应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这对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与社区公民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调查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地情感关系对社区治理效能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6个移民村的抽样调查,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建模分析,对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满意度对地方依恋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作用;(2)相较于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对社区公民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预测力,地方依恋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利他主义行为与公民美德行为,而地方满意度仅能直接驱动文明礼貌行为;(3)地方满意度可以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间接驱动三类社区公民行为发生。基层管理者应将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作为基础性工作,同时更注重居民社区依恋情感的培育。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Ⅲ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几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等方面;在方法上,定量研究明显多于定性研究;其理论体系、影响机理及应用领域仍有待深入探讨。国外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比国内起步早,主题更为丰富,且在时间与空间尺度均有涉及;今后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理论体系构建、影响机理剖析及深入挖掘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探讨,同时还应考虑旅游地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兼顾时空尺度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具有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各类对象,以体现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的时代性、历史性及动态性。     

九华山游客地方依恋与游后行为研究

地方因与人的紧密结合而使得空间充满了价值和意义。地方依恋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产生的情感联结,是近几年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宗教旅游地九华山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旅游者对九华山的地方依恋处于中等程度,认同与依赖程度一般。地方依恋影响因素复杂,旅游者的背景、游览次数、对九华山的熟悉度等都会影响地方依恋,依恋程度越高,重游及推荐意愿越强。     

地方依恋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地理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地方依恋是家国情怀形成的基础,准确测量学生的地方依恋水平,对通过增强地方依恋促进家国情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结合理论推演,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系,据此初步编制地方依恋量表,参考专家咨询建议,根据先后两次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量表进行修订与检验,最终得到由16个项目组成的地方依恋量表。质量检验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信度与效度,达到测量学要求,可用来测量个体包括中学生的地方依恋水平。     

基于场所依赖的旅游地景观设计

旅游地景观设计中,遵从自然、因地制宜、源于文化、考虑市场、适度设计、注重社区、人性设计等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事实上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后,并没有很好地提高游客的回头率和忠诚度。因此,应将场所依赖理论作为一种新理念引入旅游地景观设计,从指导思想、前期调查、景观设计到整体评估全程运用该理论,以提高游客的重游率和忠诚度。     

Building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e 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ty networks help build place-based community by offering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organization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e ability to post information online, and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community affairs. Community networks are inspired by a dynamic vision of community that incorporates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s valuable because it helps to illuminate a place's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ld and may therefore enable scale-jumping forms of activism. This article analyzes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in four U.S. community networks to explore how networks combine a politics of mobility, a politics of access, and a politics of place to construct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e degree to which each network emphasizes mobility, access, and place varies. This variation has implications for both community activism and issues of diversity in community. Networks that fail to link mobility, access, and place may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 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to forms of political power.     

边境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其优化路径——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以我国边境民族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构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集对分析模型,分析延边州2000—2013年旅游经济脆弱性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 2000年以来,延边州旅游经济敏感性呈"急剧上升—快速下降—反弹回升—平稳下降"变化趋势,2003年敏感性程度达到顶峰;2旅游经济应对能力变化趋势较为平稳,大致呈"先降后升"演化态势,;3旅游经济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震荡起伏特征突出,走势与旅游经济敏感性高度一致。从发展民族经济、实现跨境旅游合作、完善旅游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降低延边州旅游经济脆弱性、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其他边境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研究

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过程包括实现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构建、社区与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旅游规划、社区与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旅游影响评价等3个过程。文章对这3个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实现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及如何构建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Quitovac Oasis: A Sense of Home Pla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Quitovac, a Sonoran Desert oasis that is an ancestral home of the Tohono O’odham people, was first interpreted in the literatur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an indigenous community succumbing to the economic pressures of industrial society. However, a humanistic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result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leads to a radical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community actions. Community‐initiated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changes can be understood as creative and resilient adaptations, and perhaps a resolution, to a complex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 to the community's identity. Notwithstanding the economic failure of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efforts, the overall effects are interpreted as strengthening the residents’ sense of their home place and ensuring the continuation of religious rites associated with this sacred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