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基于省际水足迹和灰色水足迹等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带有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7-2011 年中国31 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基于经济—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利用绝对β趋同模型验证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趋势存在绝对β趋同,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达到1/2 趋同程度的时间分别约为52.6 和5.6 年;运用空间Durbin 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为0.278 和0.507,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 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教育经费、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用水比重因素正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外商直接投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人均用水量、降水总量因素负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4）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劳均GDP因素较大正向显著影响,而交通基础设施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因素变为不显著影响;（5）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对中国水资源真实利用情况出现偏差估计及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考虑环境因素到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更为合理。     

中国大陆体面劳动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异探讨

基于国际体面劳动的目标,从就业、权利、社会保障、社会对话4个维度构建了体面劳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测度2012年中国大陆省际尺度上体面劳动水平。借助SPSS系统聚类法将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体面劳动水平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5个类型区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体面劳动水平呈现出东北和东部地区水平高、西部地区水平低、中部地区水平居中的空间分异格局。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初步断定经济发展与体面劳动水平的空间分异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论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并从时间和区域维度做了拓展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能够直接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经济促进消费的间接作用表现为在供给侧提升产品多样性，在需求侧提高居民收入，在市场侧促进市场一体化；(3)数字经济不仅驱动了本地消费，还对经济水平相近省份的消费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4)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的作用随经济水平提高而增强，具有时间可持续性，同时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呈现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益贫式特征。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并为依托数字经济提振消费需求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客观权重赋值法,从自然禀赋、流动投入、产出能力、设施机制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实证测算了2000—2016年中国29省农业竞争力,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业竞争力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空间溢出强度呈倒“U”型变化趋势,流动投入、产出能力两项子竞争力呈上升趋势,资源禀赋相对稳定,设施机制波动上升;② 东部省份农业竞争力异军突起,中西部省份不断下降,两级分化趋势明显,局域空间集聚格局以高—高和低—低集聚方式为主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③ 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基础、R&D投入、种植结构、粮食品种选择对本省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存在直接效应,对其他省份存在间接溢出效应;④ 应充分发挥农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推动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谋划农业竞争力均衡发展。     

中国金融排斥的空间特征与空间效应

过构建金融排斥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金融排斥程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金融排斥程度的省际差异大,在空间上形成由东部向中西部逐渐递增的格局;2）中国金融排斥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东部的低－低集聚与西部的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且态势稳定;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能力、教育水平和人口密度与本地区金融排斥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与人口密度增加对降低金融排斥的空间差异有显著作用。     

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测算一体化指数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指数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整体上呈现出从省会城市向周边递减的格局。空间杜宾模型能够较好地对一体化进程的溢出效应进行定量估算,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算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对旅游经济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本地一体化进程每提高1%,将促进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增加0.575%。就本地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溢出效应而言,一体化进程各维度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均低于本地效应,基础设施一体化对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本地一体化,同时也要重视一体化的空间溢出效应,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效应

能源生态效率兼顾能源利用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效率的度量。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1997-2012年省际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规模、格局强度与格局纹理三个方面分析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中国省际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能源生态效率整体偏低,低效率省份约占40%,广东、海南、福建位于能源生态效率值的最前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主要的低能效地区。全国能源生态效率总体上呈U型演变格局,局部地区主要有增长型、波动型、突变型和平稳型等4种演变类型;2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在省际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全局与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与低高集聚区,其中又以京津冀地区的集聚类型演变最为显著;3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效应,某一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程度均强于相邻地区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在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空间效应的诸多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     

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的分析

精准识别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对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论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研究视角，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土地城市化对本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会弱化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的吸收能力差距越小，土地城市化对邻地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越小。(3)土地城市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在时间维度上，长期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短期；在空间维度上，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扩张，更新盘活城市中闲置或者低效利用的存量土地，进一步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作用，建立健全的生态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以改善土地城市化推进过程的生态环境质量。     

四省藏区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不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对比

基于2008—2019年四省藏区十二州市面板数据,同时构建“单区制”和“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并分析了旅游对农民收入空间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省际空间内旅游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旅游对农民收入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范围仅限于同省相邻州市之间,而不同省份州市即便相邻亦不存在该效应;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对不同省份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旅游对同省相邻州市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系数远大于不同省份相邻州市间对应系数。     

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确定性视角下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为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前该方法多用于线性回归模型在变量选择时出现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很少用于空间建模。本文以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为例,将BMA方法应用于空间OD模型,在考虑网络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选取迁出地和迁入地各7个解释变量及距离因素,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模型综合方法（MC³）进行模型抽样,以后验模型概率为权重计算相应变量的迁出地、迁入地和网络效应等,定量分析不确定性背景下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和空间机制。结果表明：① BMA模型估计结果更为稳健可靠。与单一模型相比,BMA中变量效应估计的90%可信区间明显缩小,不确定性程度显著降低,结果更为精确;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省际迁移至关重要。经模型空间抽样后,迁出地人口规模和GDP、迁入地教育水平和迁移存量等的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大于90%;③ 网络效应在省际迁移过程中不可忽视。所有变量的网络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0%以上,其中工资、城镇化率、教育和迁移存量等的网络效应（绝对值）大于各自的迁出地和迁入地效应;④ 若不考虑迁移建模中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区域经济社会变量对省际迁移的影响会被高估。     

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和相对价格法构建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综合指标并分析其变动趋势,随后利用锡尔指数和Moran指数分析其空间特征,最后基于ECM-GMM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其变动的显著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2~2007年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呈波动式平缓增长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稳步提高、逐步降低、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全国和地区间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区域差异呈增长趋势,其空间相关性则由负空间相关演变为显著正空间相关,上海、江苏和浙江成为中国目前省际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省份的显著集聚区;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比重、金融资本市场和国内市场规模是影响中国省际市场整合程度的显著性因素。     

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

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测度2001—2019年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放缓或下滑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往往也较低,且港口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2)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对本地和邻近城市经济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省域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津冀港口群和山东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辽宁港口群对城市经济增长则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4)在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城市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大,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较弱。     

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1996—2018年中国省际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在修正的引力模型准确测算粮食生产空间关联关系及构建空间关联矩阵的基础上,首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特征、个体特征及块模型3个方面具体考察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一步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的密切程度在波动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网络结构呈现较好的稳定性和可达性,溢出效应具有多重叠加特性;②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粮食主产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则处于边缘地位;③ 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经纪人和双向溢出4个板块,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传递特征;④ 自然禀赋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地理空间邻近性、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规模、机械服务规模、耕地资源的差异、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相近性对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2002～2010年中国30个省域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下,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旅游能源消耗不仅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还通过空间和经济传导机制对邻近区域的旅游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省域旅游能源消耗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中,相对地理位置的影响大于经济差距的影响.     

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深度贫困县的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该地区的深度贫困县——广西德保县的2014—2019年各乡镇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以空间贫困为理论导向,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和GWR模型探索了石漠化地区县域贫困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各乡镇当年的贫困发生率表现出较大的惯性;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农村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就业水平的提升、少数民族占比的下降、人口密度的降低均可明显地促进地区减贫。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不仅支持了空间动态自回归模型结果,而且表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人口密度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有益、不利和有益的外溢效应,长期影响更深远。GWR模型结果表明其影响效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关中平原城市群韧性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个地市的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其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剖析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各城市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韧性水平呈现出从省会开始向外围降低的态势。（2）城市群韧性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稳健,但地区间韧性联系呈现较强的层级性特征,也尚未完全实现互相联通的状态。（3）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的中心性较强,能够对周边或边缘城市产生较多资源溢出,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明显。（4）地理空间邻近、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财政支持、科技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差异均显著影响城市群韧性空间网络结构的变化。关中平原城市群可通过建设城际数字化管理与交流平台、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等途径提升城市韧性与城市间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