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兰州段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环境保护作为新常态时代下我国推进生态流域文明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推进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选取我国黄河流域唯一被干流贯通的省会城市兰州市为研究对象,根据2010—2019年黄河流域兰州段统计资料,构建了黄河流域兰州段生态环境及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构建耦合度模型,全面解析和综合评估了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水平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兰州段生态环境水平并不高,呈“恶化-好转-恶化-好转”的态势,而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降-升-降-升-降-升”的波动态势。总体来看,兰州市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协调性有待加强,应充分考虑黄河流域整体性特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同步推进产业的专业化整合与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在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上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布局,最终实现人居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评价研究

在系统梳理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为准则层构建河南省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2005—2020年河南省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2020年河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快速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0.08增至2020年的0.94。18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呈以郑州为中心的辐射状分布。郑州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第一梯度,洛阳、三门峡、济源为第二梯度,其他城市处于第三梯度,在时间序列上波动不明显。城市协调维度的发展指数(0.07～0.15)最大,创新维度的发展指数(0～0.04)最小。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准则层上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大部分城市为结构性欠协调状态。经济产出与结构、投资与政策对全省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黄河流域要素效能发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在环境约束下要素效能充分发挥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素效能由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有机构成,前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必然前提,后者是要素效能发挥的内在要求。基于环境规制影响要素质量与要素效率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2008—2019年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通过人口集聚实现要素质量升级,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要素效率提高,并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促进要素效能发挥。（2）环境规制与要素质量升级、要素效率提高、要素效能发挥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3）环境规制对要素效能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要素效能发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城市规模较小的地区,环境规制先抑制后促进要素效能发挥,二者呈“U”型关系;在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从微观要素层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对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特征

基于200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角度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区域协调发展测度模型、空间分析模型以及剪刀差模型,探讨了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化特征较为明显,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变动趋势各有特点;（2）2000—2019年,各子系统之间的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为：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教育发展>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全局Moran’s I值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3）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增长速率的剪刀差值变动比较稳定,呈现出相对平缓的趋势,大致在0.15水平范围内波动;（4）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黄河流域人地耦合与可持续人居环境

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自古以来人类和黄河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保护压力也日益增加,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为化解人地矛盾,需探究城镇聚落和河流的动态耦合机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环境考古、生态学、水文水资源、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领域视角,聚焦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异和演化规律,以及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困境与机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并从系统性和交叉性、地方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进

识别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时空演进规律,有助于区域产业布局、环境规制与政策制定,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异质化发展,结合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区域发展规律,构建多周期两阶段DEA模型（Multi-period two-stage DEA model）,通过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创新效率,实现黄河流域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同时借助ArcGIS10.6软件对黄河流域省域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动态演进并分析其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空间维度呈现上游较差、中游一般、下游最优的发展不均衡现状;时间维度呈现“W”型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整体一般;存在省份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黄河段城市却较差的发展不一致现象。针对黄河流域省市的各种发展情境,从省市协同治理、政府引导、产业结构、科技研发、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的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综合评价

基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内涵,结合革命老区地方实践和地域特色,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编译出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科学构建了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传承、保护与利用红色文化和资源为任务,推动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为路径;2）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城乡协调-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内外开放-红色文化”7个维度40项指标所构成;3）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且省域边界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4）创新驱动是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重要来源,而生态文明对于现阶段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尚未体现足够的驱动力。研究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基于深圳发展模式转变下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深圳发展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根据全市发展特点和发展目标,以生态城市建设促进"深圳质量"为出发点,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功能、环境负荷4个方面构建出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应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其指标体系构建包括4个二级子系统,24个三级指标。通过计算得出深圳市生态城市发展水平为良好,并根据对各子系统的比较,其中社会发展质量最高,经济发展效率最低,而单位河流水体受纳污水量指标、生态控制线内建设用地占生态控制线用地面积比重及单位GDP水耗等指标成为制约深圳市生态建设的主要因素。     

中亚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亚五国是支撑“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本文建立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中亚五国独立后资源环境承载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系统耦合协调特性,结果表明：1）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哈、塔、吉三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哈国和土国较高。1990—2017年,五国双系统变化总趋势呈现反向变化趋势。2）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8,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至中级协调型之间。空间差异呈现哈国水平最高,塔国最低状态;时间演变上,五国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耦合度较高,协调度较低。3）五国的资源承载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均未达到良好匹配。塔国和吉国属于经济明显滞后水平,哈国和乌国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土国变化较大,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且滞后程度不断加深。4）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减小,在资源环境状态任然缓慢恶化的情况下,资源环境承载总体水平有所提升。总体来说,五国之间双系统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空间差异。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生态保护视角下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非均衡性及演进趋势分析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客观评价流域发展质量是有效提高发展质量的前提。因此,基于5大发展理念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评价法测算2010—2021年黄河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60个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探究区域非均衡性发展及差异来源,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样本期间内,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呈现“N”型变化态势,并具有上升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省会、沿海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流域总体差异呈缩小的趋势,区域内、区域之间的差距及变化趋势各不相同。（3）组间差距是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的空间来源,支撑环境差异是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差异主要的结构来源。（4）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的演进趋势各不相同,多数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基于此,提出做好顶层设计方案,加强区域之间合作、打造特色经济增长极,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及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等建议。     

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及影响机理

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分析其影响机理既能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梳理和分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测算了中国117个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了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2005-2017年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整体呈现显著的"东部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②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但高质量发展水平局部不平衡性加剧,空间极化现象持续扩大.③不同成长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再生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而衰退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④资源型城市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区位和海拔、城市的开放时间等均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及影响机理

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分析其影响机理既能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梳理和分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系统构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测算了中国117个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了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2005-2017年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整体呈现显著的"东部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②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但高质量发展水平局部不平衡性加剧,空间极化现象持续扩大.③不同成长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再生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而衰退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最低.④资源型城市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区位和海拔、城市的开放时间等均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与黄河所经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对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初步认识,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全面深刻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转变理念,持续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因地制宜重点推进产业发展,不搞粗放式大开发,搞好资源耕地保护等方面应是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认为“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上不存在,目前不适宜将“黄河三角洲”确定为国家战略。     

河南高新区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河南高新区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获得了3个主要结论。其一，河南高新区按照发展水平可分为3类。郑州和洛阳高新区为第一类，发展水平居后，而且，郑州和洛阳高新区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其它高新区，其二，各高新区均有其发的优势和不足，其三，总体上，各高新区还处于以自我发展为主的初级阶段。     

基于多维调控方案的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承载程度评价

在黄河流域多维临界调控模型得到的水资源配置结果的研究基础上,从调控方案所实现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环境效果三个层次建立了评价黄河水资源可承载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构造了水资源可承载程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应用该评价模型对黄河流域2010和2020水平年共27个调控方案进行了水资源可承载程度分析评价,可为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绿色专利的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具有生态环境友好和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双重属性，厘清绿色创新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5—2019年黄河流域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Kernel密度估计、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从“集聚-网络”视角探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格局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水平增速放缓，上中游城市后发追赶，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存在动态集聚特征。(2)绿色创新空间集聚格局呈现由东至西渐进发展态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整体跃迁，形成片状集聚，而其余城市群形成点状跳跃式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3)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密度低且高度不均衡，形成以山东半岛城市群、郑州、西安和银川为四边形骨干的“金字塔”形。(4)融入绿色创新合作网络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呈现出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绿色创新，网络中心度、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以广河县为例

为探究适用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的保护理论与方法,解决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选取适合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价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并选取GDP、人均GDP、人口密度等6项社会经济指标,结合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探究生态敏感性与其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水体、土壤可蚀性、植被覆盖与土地利用类型对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强烈。（2）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各社会经济指标子系统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互相依存关系明显,耦合度水平均处于较高状态。（3）耦合协调度研究中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人均GDP、矿产资源指标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GDP、人口密度、工业指标与养殖业指标子系统处于拮抗发展状态。研究生态敏感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为该区域提供差异化的发展与保护协调路径,并为同类型区域提供借鉴。     

基于SD模型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模拟

要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解决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4个子系统,设计维持现状、优先发展社会、优先发展经济、优先节约资源、优先保护环境以及协同发展6个情景,在对不同情景进行模拟仿真的基础上,探寻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案。结果表明：在协同发展情景中,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总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于2030年将分别增长10.93%和499.05%;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单位GDP水耗和能耗于2030将分别下降78.31%和68.16%;污染物的排放量可有效降低,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SO₂）排放量于2030将分别下降80.64%和80.17%。相较于其他情景,协同发展是黄河流域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案。     

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地位显著。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了保护黄河的重大国家战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是黄河流域保护的重要一环,加强黄河流域湿地保护治理,对维护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功能,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脆弱,资源配置不合理,湿地被过度开发,流域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为了深入了解黄河流域湿地的状况,推动湿地保护工作,简述了黄河流域湿地的现状,重点从黄河流域湿地存在的问题出发,以生态文明思想为引导,以维护黄河生态安全为目标,探究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模式,提出加强黄河流域湿地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以实现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