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游客行为的旅游生态足迹研究——以西安市入境游客为例

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基于GIS技术,在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入境游客行为,完善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分析了旅游生态足迹的基本构成,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计量模型.以西安市2002年入境游客为例,对入境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作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西安市入境游客人均生态足迹为0.015 69 hm2,约占该市现有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态足迹的1.17%.可以看出,在旅游热点城市旅游生态足迹对区域生态足迹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区域生态赤字扩大的因素之一.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生态足迹结构组成中,餐饮的旅游生态足迹居绝对主导地位,约占54.09%.西安市旅游生态足迹效率很高,该市应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以提高旅游收入.最后指出了旅游生态足迹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及黄山市实证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构建了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游览等6个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子模型。并以黄山市为例,计算并分析了2002年黄山市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及其效率。结果表明：(1) 黄山市游客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6 hm²;(2) 黄山市人均生态赤字达0.219 hm²,其中旅游生态足迹的生态赤字“贡献”为48.40%;(3) 黄山市游客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年度转化值为12.36 hm²,是当地居民年人均生态足迹的9倍;(4) 黄山市单位旅游生态足迹产值为684美元/hm²,是黄山市单位本底生态足迹产值的1.17倍,但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1.84%;(5) 黄山市单位旅游游览、购物、住宿生态足迹产值高,而旅游交通、餐饮的单位生态足迹产值较低;(6) 旅游生态足迹的区际转移导致旅游生态责任的区际转移与生态影响的区际扩散,旅游业发展具有全球性生态影响的特征。最后指出了影响旅游生态足迹大小的关键因子,旅游生态足迹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分析——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总值为163514.0248hm²,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5190274hm²,居民的人均本底生态足迹为0.994925 hm²,同2002年比较,旅游生态足迹总值增加115.10%,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增加72.44%,居民人均本底生态足迹增加3.47%。(2)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²,约占旅游生态足迹总值的42.35%,其中旅游业的CO₂排放量高达309455.66t,占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的99.84%,加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十分紧要。(3)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158~1.159388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4)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江苏省生态足迹时间维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基于PLS方法对STIRPAT模型的修正

在分析江苏省生态足迹时间维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探讨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1)1990-2007年,江苏省生态足迹以年均5.36%的速度从7 227.75万hm2升至13 817.76万hm2,而生态承载力以年均0.30%的速度从2 850.98万hm2降至2 703.58万hm2,生态足迹对区域生态赤字变化的贡献率达97.81%,成为江苏省生态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2)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及其二项式是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总人口及城市化率指标却被排除在外,然而VIF值计算结果显示模型中各驱动因素间多重共线性明显;3)采用PLS方法修正STIRPAT模型,消除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显示总人口、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及其二次项、城市化率及其二次项都是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且按VIP重要性排序为城市化率>人均GDP二次项>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人均GDP>城市化率二次项>总人口>一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二次项。两种方法中人均GDP二次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化不存在环境EKC曲线的假说。该文进一步明确STIRPAT模型在分析环境压力的驱动因素中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验证了基于PLS修正的STIRPAT模型的准确性与可行性。     

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镇旅游生态足迹研究

通过彭州市白鹿镇旅游实际情况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运用旅游生态足迹模型,估算了2016年白鹿镇的旅游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最后根据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判断了白鹿镇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状况。结果显示,2016年白鹿镇旅游生态足迹为4.032×10~4hm^2,其中旅游交通、餐饮、购物、住宿、观光、娱乐生态足迹所占比重分别为86.18%,12.42%,1.03%,0.27%,0.08%,0.02%。2016年白鹿镇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1.753×10-2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4.128×10^(-3)hm^2,旅游生态足迹是旅游生态承载力的4.247倍,存在着人均1.34×10^(-2)hm^2的生态赤字。     

南麂列岛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用研究

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用分析是从全球角度评价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两者相互补充。以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为例,计算并分析了2002年的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效用。结果表明:① 南麂列岛旅游者人均生态足迹为0.031 hm²,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② 叠加了旅游者生态足迹后,南麂列岛生态赤字达939.38 hm²;③ 南麂列岛旅游业单位生态足迹产值为14 221元/ hm²,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却低于其渔业的单位生态足迹产值;④ 南麂列岛旅游业全年标准CO₂排放量为2 438.7 t,生态效用为0.128 kg/元;⑤ 南麂列岛生态效用略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但距全球理想的生态效用仍有一定距离。南麂列岛较低的生态足迹和较好的生态效用主要是由于其旅游开发规模适当,管理到位,倡导生态旅游,同时大部分旅游者为短程游客。旅游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用不仅在理论上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技术上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     

基于2000–2018年产量数据的中国木地板生态足迹评估（英文）

为了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境责任,在森林管理过程中评估林产品的环境影响十分重要。生态足迹(EF)是一个评估产品自然资本消耗与环境影响的国际认可指标。木地板为一种三级林产品,本文通过转换的方法分别建立了三种木地板生态足迹核算模型,同时基于产量数据评估了 2000-2018年三种类型木地板的生态足迹大小。文章所需数据通过对典型的木地板企业调研以及查询相关文献获得。研究结果表明: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以及强化木地板2000-2018年的平均生态足迹分别为3.13×10~6、1.05×10~7和5.07×10~6 gha,累计总生态足迹分别为5.95×10~7、1.99×10~8和9.64×10~7 gha。三种类型木地板不同年份间生态足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45、0.87和0.76。实木复合地板的平均生态足迹和总生态足迹均为最大。同时,实木复合地板的人均生态足迹和单位生态足迹也均为最大。2000-2018年,三种类型木地板生态足迹大小均呈现不规则的增加趋势。为了降低木地板行业总的生态足迹,可以考虑降低实木复合地板的生态足迹或者使用环境友好型的实木地板。     

帽儿山景区旅游生态足迹研究

根据帽儿山旅游发展实际,结合已有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对2009年帽儿山旅游生态足迹及生态安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生态足迹结构中,餐饮生态足迹比重最大,其次是交通生态足迹及废弃物生态足迹,分别占总旅游生态足迹的58.65%、20.96%、13.07%;购物和游览生态足迹比重较低,分别是0.71%、0.29%。2)帽儿山的生态安全系数为1.0091,处于一般安全状态。随着低碳旅游观念的深入人心,帽儿山景区的开发必须注重低碳理念,建立低碳旅游景区,以降低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最大限度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确保旅游地生态安全以及帽儿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990-2007年中国能源足迹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中国1990-2007年的能源生态足迹变化态势,并利用重心模型研究能源足迹的区域差异及变化。结果表明:1)近18年来,中国人均能源足迹呈现波动增长,能源足迹结构方面煤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建议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2)中国各地区间能源足迹存在明显差异,空间分布格局为南少北多,能源生产与消费存在错位;建议国家设立能源生态补偿机制,由出现能源生态赤字的地区支付能源生态补偿基金给能源生态盈余地区。3)中国能源足迹的重心呈现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轨迹,通过与GDP重心轨迹的对比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能源消费拉动。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腾冲旅游开发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初探

用腾冲县1997～2003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和旅游景点所在乡、村的农民收入与就业的调查资料,分析了腾冲旅游总收入、游客人次对县域经济、农业产值、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腾冲旅游开发对腾冲县3次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分析年份中旅游总收入平均增幅达35.05%,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达14.6%,占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达34.42%。但是,农业生产总产值、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与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次呈负相关。旅游业给景区农民增加了新的收入渠道,但旅游景区内农村人均年收入并不比全县其它地区高。旅游业用地征自于农民耕地,但景区农民收入并未得到与旅游业同步的增幅。旅游开发对“三农”发展的带动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进一步完善旅游可持续发展与“三农”发展的协调。     

基于Mann—Kendall检验的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趋势性分析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指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其静态性等特点,使得计算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发展的动态变化。本文引入Mann-Kendall检验对生态足迹时间序列进行趋势性分析,以江苏省阜宁县生态经济系统为例进行检验,并将结果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江苏省阜宁县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赤字都具有显著上升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虽也有上升趋势,但不如前几项明显。万元GDP生态赤字虽有下降趋势,但其趋势并不显著。线性回归检的结果与Mann-Kendall检验相同,表明Mann—Kendall检验可以很好地得出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的趋势性以及趋势性大小（斜率）。     

中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量初步估算及区域差异

针对能源消费导致的旅游业碳排放进行了初步估算,并在省级尺度上从总排放量、人均游客排放量和单位旅游收入碳排放量三个方面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年~2009年的旅游业碳排放开展了研究,同时还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析了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差异的总体特征,以及运用可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分析了2001年~2009年我国旅游业碳排放时间尺度上的地带内、地带间和省际差异变化状况。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人均游客碳排放量和单位旅游收入碳排放量均较高,且平均增长率也均为正,因此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差异的总体特征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就碳排放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差异引起的,而地带内差异又主要是来自东部地带的差异,并且东部地带内旅游业碳排放量区域差异很大,对于全国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差异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而西部地带次之,中部地带最小。     

生态足迹影响因子定量分析及其动态预测比较研究——以新疆为例

探讨新疆生态足迹与其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关系.计算新疆1990-200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通过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法和灰色关联熵法,进行比较和印证分析,揭示影响生态足迹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筛选出最主要因素,并通过PLS回归和灰色预测拟合效果的比较,选取预测精度更高的模型.研究结果如下:能源消费总量、总人口、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耕地面积6项因子均属于生态足迹的显著影响因子;PLS回归模型拟合的效果优于GM(1,1)模型,说明该模型预测精度更高,可用于未来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依据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建立统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经济收入的高低,对游客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有一定影响,对出游率影响不大.依据各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把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加权平均求得各地农村居民出游率、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的平均值.各地分布特征显示,三个层次农村居民出游率无显著差别;旅游中消费和旅游低消费地区三项旅游消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旅游高消费地区与其它两个地区在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方面有显著差别.     

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构成的变动规律

基于熵值法提出能够衡量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构成多样性的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和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两个新概念,计算并构建了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和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较为理想的ARIMA预测模型分别为ARIMA(2,1,1)、ARIMA(1,1,1).结果表明,2006～2010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将在波动中有所下降,生物承载力构成指数持续下降,未来4年可持续发展潜力在波动中也将有所降低.中国人均生态足迹构成指数与10个驱动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发现,正相关因素依次为城镇人口、第一产业产值、总人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三产业产值,负相关因素依次为政府消费、农业人口、居民消费、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     

基于SPA的中国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运用集对分析法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方面对中国29个典型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绍兴、南通、唐山、宁波为低脆弱性区域,而广州、秦皇岛、三亚、深圳、海口为高脆弱性区域;2)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共同决定沿海旅游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3)根据障碍因素分析,总游客量增长率、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旅游业增长弹性系数、旅游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等敏感性因子及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GDP比重、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等应对能力因子是制约系统脆弱性降低的关键障碍因素.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旅游业快速发展给旅游地带来一系列资源环境等问题, 开展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有助于优化旅游地生态服务功能与提升旅游业综合效益。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程, 将其分为起步探索、快速发展与巩固深化3 个阶段。其次, 分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旅游环境影响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可接受改变极限、旅游生态足迹分析等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的特点与不足。第三, 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与发展水平、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与规律、旅游生态安全与环境容量、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居民与游客的影响感知、旅游地低碳化发展、旅游企业的影响等7 个方面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综述。最后对中国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了建议。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吉林省能源足迹的影响分析

 基于IPAT等式和LMDI法,分别建立了能源足迹的驱动模型和分解模型,分析了吉林省1994-2010年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特征和程度,绘制了人均能源足迹随人均GDP和能源足迹强度非等比例变化的三维曲面图。结果表明：在过去17 a中,以人均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是吉林省人均能源足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年均贡献值为0.054 hm²;以能源足迹强度为标志的技术进步则是抑制人均能源足迹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年均贡献值为-0.027 hm²。总体上,经济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程度约为技术因素的2倍,且这种差距在近年来不断扩大,致使人均能源足迹呈增长趋势,能源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显著增大。未来一段时期内,抑制吉林省能源足迹增长的重点在于技术进步。此外,在双变量人均GDP和能源足迹强度的不规则分布格局下,人均能源足迹将呈现复合曲面变化;最后结合吉林省的具体特点提出了提高技术水平、抑制能源足迹增速的措施建议。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国灰水足迹人文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Hoekstra和Chapgain提出的污染物吸纳理论,估算了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灰水足迹,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2012年中国灰水足迹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STIRPAT模型,测算了人口和富裕等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灰水足迹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人文因素对水资源环境的威胁大小排序,依次为城市化率、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和富裕程度,其中,城市化率、人口数量、农业比重和人均GDP每提高1%,分别引起灰水足迹增加1.03%、0.85%、0.63%和0.52%;人文因素对灰水足迹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人口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北向南逐步加大,富裕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减小,农业和城市化对灰水足迹的影响由南向北逐步增大;在现有样本范围内,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