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经济地理学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制度差异显著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下,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系统地梳理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的关系发现,经济地理学与制度在历史上存在先分离后融合的情况,并且目前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研究结合态势不容乐观,制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时间维度、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理论应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建构的方向:1)以系统论、层级观为指导,注重构建制度的层级结构;2)以反还原论为基础,寻求方法论的突破;3)借助演化的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在制度系统中的作用;4)加强对各空间尺度的制度研究;5)注重工具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城际合作园区转型的制度空间重构机制——以锡沂高新区为例

立足制度空间视角,基于长三角城际合作园区发展总体规律,从微观实证深入,探讨其3次转型中制度重构与空间重构的互动关系,发现在产业转移、新城扩张与产业转型阶段,城际合作园区形成嵌入、扩张、重构3类典型制度空间模式,空间转型与制度空间重构处于相互影响、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构建转型逻辑框架并指出,制度组织是主体网络的结构化再现,制度规则是其调控要素活动的手段,制度组织与制度规则共同作用推动空间重构;结果表明,“制度?空间”的交替演进、制度主体网络的周期波动、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差异分层是园区转型发展的主线与基本规律。     

国土部长办公会研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正>不久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主持召开第20次部长办公会,研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有关问题,并研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总结表彰方案。会议指出,土地制度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土地制度改革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贵州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实践、问题及对策——基于所有者视角探讨（英文）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切实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贵州省是我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本文采用实地调研法和文献研究法获取了贵州省已开展的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的材料与数据,系统分析和梳理了贵州省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贵州省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仍存在的问题（如：自然资源资产底数不清、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归属不清晰、收益制度有待进一步改善等）。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效维护贵州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对策与建议,具体包括：建立清查统计制度,完成全面清查工作;构建评估核算制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委托代理制度,明确资产管理清单和代理制度;健全收益管理制度,规范资产收益管理;完善资产配置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期为贵州省加强和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面向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探析

如何通过空心村综合整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概念内涵,明晰了新型城镇化、乡村重构、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空心村整治类型例证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出面向空心村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及制度保障措施。结果表明：空心村整治的实质是实现以农村土地要素为载体的要素有序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乡村重构和空心村整治互为理论依据和推动途径,空心村整治和新型城镇化互为重要内容和研究背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重构则互为政策推力和实现方法;对应于空心村综合整治途径,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分为城乡一体型、中心社区型和就地改良型3种模式;当前需要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宅基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退出制度,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从而有效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国际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及交叉

基于理论著作和其他文献,分析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并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地理、制度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四大学派的特点和交叉,认为：政治经济地理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在制度研究上有交叉;政治经济地理与演化经济地理学都重视“过程”或“演化”研究;政治经济地理与关系经济地理学在人与组织关系上有共同之处;关系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共同注重路径依赖;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与经济演化的关系,关系经济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它们与制度经济地理学形成交错。各学派的核心特征为：政治经济地理聚焦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地理过程,制度经济地理学研究特定地域制度塑造或制约经济行为及经济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演化,关系经济地理学注重形成经济景观的各相关因素的关联作用。这些学派弥补了经济地理学规范分析的一些不足,同时在普遍规律研究上有明显缺陷。中国经济地理学理论建设在鼓励学术观点争鸣的同时,应注意兼顾现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一般性。     

前移关口抓巡查 下放重心除死角——鄂托克旗实施国土资源协查员制度纪实

<正>近年来,鄂托克旗国土资源局从体制、机制入手,不断调整思路,改革制度,创新举措,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各项工作进步明显。特别在实行国土资源协查员制度方面,该局先行一步,成效突出。     

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制度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三连为例

探讨制度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可加深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农业区位理论。通过实地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三连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变革对农田生产活动的影响,首先,运用空间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比了制度变革前后农田生产活动的变化特征:制度变革后种植结构趋于多样化,棉花种植面积迅速降低,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快速增加;多数农田(64.8%)投入减少;绝大部分农田(94.3%)生产效率提高。其次,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法,剖析了形成此现象的原因:①越倾向于认为体制因素是阻碍连队经济发展的职工,其作物种植种类越多;②制度变革后,生活费用增加的农户愿意增加农田投入,并通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降低农田总投入成本;③制度变革后,生产资料的效用增强。结论:以农业生产的最小组织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制度变革前后农业生产数据,测度新的政策方针对农户的影响,将更能真实地反映新制度的效应。     

制度缺陷及摩擦对空间效率的影响机制——以深圳市为例

以深圳市企业代征地遗留用地演变过程为例,引入合约理论建立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分析框架,剖析渐进式的制度构建模式对空间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渐进式制度构建模式对空间效率的负面影响主要有3种机制。一是逐渐完善的制度引发的合约缺陷,包括空间合约内容的不完全和治理结构失效;二是制度摩擦及成本扭曲导致合约交易费用的增加;三是权利认知差异导致的长期博弈及效率损失。3种影响仍然广泛存在,要尽量降低制度摩擦、加快空间制度融合,优化合约结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已经形成的问题需在认可认知权利前提下,在法定权利和认知权利的重合地带进一步协调,避免长期对峙。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进入启动实施阶段

<正>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改革,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完成顶层设计、法律授权基础上,正式进入启动实施阶段。据悉,3月25日结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工作部署暨培训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土资源部成立了由部长任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共同推进试点的工作机制。国土资源部将与     

行政区“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及其测度——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空间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但阻碍我国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区制度壁垒仍待打破。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研究中,将行政区制度距离分为“边界”与“资源”两种类型,构建了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首先建立了制度距离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人口迁徙与跨市投资等多源大数据,构建了制度距离与要素流动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2组相邻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1）边界制度距离对资金要素的阻碍作用通常高于对人流要素的作用,而资源制度距离则没有明显差异（;2）两类制度距离的空间格局较为相似,都市圈内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高于都市圈外,呈现明显的都市圈格局（;3）都市圈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上海都市圈的制度距离阻碍强度普遍较低,而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则依次较高。通过柔性的区域制度空间的建构,削弱要素跨行政区流动的制度距离阻碍,是破解“行政区经济”等区域分割难题、推动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加强的有效治理路径。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城市群制度整合研究——以辽宁中部城市群为例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需要制度保障,有效的城市群制度能节约交易成本,平衡不同等级城市的政治权力,促进城市群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将新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引入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研究中,对新区域主义中关于制度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总结,重点分析了新区域主义对辽宁中部城市群制度构建的几点启示,即保持开放的制度空间范围、形成多元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建立网络型的管治体系、重视非正规制度的建设、构建相互依赖的产业集群;加强公共建设项目建设等方面。     

制度演进与城市旧城区更新活动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汉正街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旧城区进行了若干次大规模的旧城更新活动,以武汉市汉正街为实证对象,将其更新活动分为3个阶段展开研究,总结分析各阶段国家权力结构调整、土地有偿制度深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特征,探讨了社会制度发展在解决旧城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及存在问题。结果表明:制度环境的变迁使旧城更新成为制度容易缺失的领域;制度目标的更迭使旧城更新渐成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利益争夺舞台;旧城更新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交织的结果。     

国际饭店行业等级评定制度:现状、趋势与启示

饭店行业等级评定制度随着旅游业发展而逐步建立并得到完善,其中机构设置、参与性质、实施范围及法律归属性一直是其基本内容.国际饭店等级评定制度范围广泛,形式多样,评定标准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制度安排基本合理.但价值取向的局限性导致评定机构性质由官方机构向非官方机构或者官方和非官方联合机构演变;饭店业态的多样性、评定范围的局限性导致评定形式由定级向评级与评质相分离演变;新元素的纳入导致评定内容逐渐由产品导向型向顾客导向型转化;等级评定与品牌运用逐步发挥协同作用.国际上也出现建立世界统一的饭店等级评定标准等具有争议性的发展方向.未来我国饭店等级评定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可从评定主体结构转化、评定制度规范化运行和评定内容与国际接轨等方面考量.     

美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供给及其启示——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美国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卓有成效,这与其恰当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生物医药产业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生物医药产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是促成其繁荣的根本原因。首先,美国政府建立了基于政府基金的基础研究投资制度,巩固知识基础;其次,适时修改管制制度,促进知识产业化;再次,改革卫生保健制度,扩大市场需求。这一系列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性难题,为其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