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残儿童的乐园——沈阳市儿童福利院剪影

沈阳市儿童福利院是以收养沈阳辖区内弃婴、弃儿、孤儿及社会困难儿童为主的全额拨款福利事业单位,是沈阳市惟一家儿童福利机构,与沈阳市社会福利院一套机构,实施二种职能。     

牢记使命 齐心协力 开拓进取 共同创造儿童福利事业美好明天

金秋时节,我们共庆辽宁省孤儿学校南朝阳市搬迁到沈阳市新址。在此,我受李立国部长的委托,代表民政部,也代表关注、支持学校搬迁的李学举老部长向辽宁省孤儿学校新校园的落成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孤儿学校的全体同学和教职员工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相关部门的同志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儿童地理学视角下的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梳理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谷歌学术、中国知网（CNKI）等平台筛选出的较高引用率、方法比较规范、与留守儿童主题相关性强的国内外文献159篇,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新转向：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儿童在空间使用中的主体性,重视不同情境下儿童地理体验的差异性。并梳理了跨国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3个研究主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儿童在迁移链中的体验;在童年的差异性基础上讨论本土儿童的问题。同时从问题视角和积极视角分析了国内城乡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研究主题,指出因现有研究范式中的经验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而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勾勒出符合中国情境的留守儿童研究新范式,提出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留守儿童的能动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国内留守儿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呼吁学者采用历时和动态的研究设计,充分展现儿童如何理解、体验和应对复杂的流动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城乡儿童挫折求助类型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西11个地市的问卷调查

城乡儿童挫折求助类型的差异及其消除,涉及到儿童福利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问题。为了解农村儿童与城镇儿童在挫折求助类型选择上是否有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广西11个地市进行问卷调查,并用SPSS 22. 0软件进行递进交叉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儿童更倾向于求助自己和同伴,而很少求助老师和家人;城镇儿童也求助自己和同伴,但求助类型更为多元化,他们也较为注重求助老师和家人。儿童的留守机率、学前教育机会和自信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是影响城乡儿童在挫折求助类型上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减少农村儿童留守机率、提供更多的学前教育机会和增加农村儿童的自信心,对提高农村儿童挫折应对能力非常有帮助。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社区尺度的北京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

儿童服务设施是建设儿童友好性城市的重要内容。基于北京城区社区人口数据及儿童服务设施数据,通过两步移动搜寻法,以社区为单元分析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及分布模式。结果显示,不同类别儿童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在1000米阈值范围内小学的空间可达性水平优于幼儿园,3000米阈值范围内儿童诊所的空间可达性优于公园。受儿童人口和儿童服务设施分布的影响,小学、幼儿园、儿科门诊的可达性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公园分布则相对分散,其可达性呈现边缘区域优于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北京城区儿童服务设施可达性情况可分为五种类型区,类型区之间以同心圆的结构进行组合,局部体现出扇形的特征。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区域儿童服务设施的改善策略。     

感恩福彩 村名改为“福彩村” 感念福彩 道路改为“福彩路” 感怀福彩 标识改为“福彩牌” 谈谈地名文化中的福彩情

多年来,全国各地福彩发行和销售机构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公益建设,出现了一批以福彩命名的街路、村屯等名称,成为城乡地名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村屯冠名中的福彩情这种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农村村屯名以"福彩"冠名,即把福彩公益金资助的乡村扶贫工程视为一个福利项     

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地理学“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兴起。2003年Children’s Geographies诞生,成为儿童地理学的旗帜性刊物,标志着儿童地理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借助可视化工具,系统梳理国外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研究热点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发现：（1）国外儿童地理学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以及研究所属区域都呈现高度集中性,欧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2）核心研究主题包括移民与流动身份、伦理与地区差异、教育与青年志向、童年与多元空间以及游戏与情感体验等;（3）亚洲儿童地理研究成为近期研究热点,聚焦于“跨国儿童移民”以及“亚洲青年教育及就业问题”两部分;（4）研究方法历经探索期、发展期、繁盛期以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时期的演进,技术手段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     

新世纪以来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热点与趋势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中国儿童游憩需求与供给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使用统计数据和游客生成数据,从公共性和商业性视角评估中国城市儿童游憩供需空间分异,并使用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识别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儿童游憩需求和供给呈现胡焕庸线以东高、以西低,需求以首府城市为中心极,供给则以直辖市和旅游城市为中心极;② 中部内陆腹地供给匮乏、西部与东部沿海供给充足,胡焕庸线以东省会城市最匮乏;③ 中心城市高需求引致儿童游憩供给的集聚、虹吸效应,加剧游憩机会的不平等;④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级景区数量、第三产业占比、旅游人次和城镇化率是形成儿童游憩供给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地理学视角下的已有研究多注重宏观区域定量分析,缺少基于寻亲成功案例聚焦被拐儿童的微观定性分析,尤其对被拐儿童记忆空间与记忆地图的探究不足。文章基于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提取的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认知地图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被拐儿童记忆内容由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和个体性知识3部分构成。其中,地方性知识包括儿童家乡的自然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家庭性知识包括儿童原生家庭成员信息、亲缘关系等要素;个体性知识包括儿童自身体貌特征、失踪时穿着等要素。2）被拐儿童记忆空间形成于其日常活动空间,是地理空间与人文情感的结合;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儿童记忆空间要素产生变化,形成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独特个体记忆,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易塑造混合复杂的记忆空间。3）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根据其记忆内容及记忆要素类型分为多要素混合式记忆地图（依托多种感官、多要素定位家乡区域）、空间化布局式记忆地图（即手绘完整地图,具有空间性和尺度性）、单要素主导式记忆地图（即以地标和地名为关键要素）3种模式。4）儿童对其日常活动中频繁接触的场所会留下较为深刻印象,家乡环境中独特形状的道路、水域更易使儿童产生记忆,成为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地名、方言、习俗组合与地名、地标组合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要素组合。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探析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关系、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论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在识别其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讨驱动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因子,最后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揭示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缓慢衰退→波动→快速发展”的演变特征;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上呈“核心—外围”态势,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中部塌陷”特征明显;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是在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集聚、发展共享、对外开放等多因子循环累积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存在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作用路径,并且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在“双碳”目标下揭示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有助于厘清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的转化机理以及生态福利绩效与碳排放的作用关系,可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研究

本文以沈阳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装备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用区位熵、罗仑兹曲线、集中化指数等方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状况,用投入产出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得出以下结论：①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1—2005年期间,2002年综合发展水平最低,2004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在构成装备制造业的各产业中,除电子机械制造业以外,都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聚集效应。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应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为支柱和增长点,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带动其他类别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振兴,并最终发展和完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③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虽然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优势,但没有形成各类型企业密切合作和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并不能真正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影响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企业配套网络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和创新要素的缺乏。④沈阳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远不能适应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要求,滞后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降低装备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服务和劳动力资源,有助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沈阳市应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水平。     

从福利地理学到福祉地理学：研究范式重构

史密斯提出的福利地理学分析范式是福祉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但由于发展观演变、福利向福祉概念的转向、福祉概念的复杂性、地理哲学思潮多元化及研究手段多样化等因素,使得福利向福祉拓展以及福利地理学向福祉地理学发展。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性等方面探究了从福利地理学到福祉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向及特征,以此研究了福祉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嬗变和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构建了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概念、哲学基础与方法体系。     

不同最近发展区结构排列与认知混乱关系研究

一、最近发展区的提出与实践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特点与趋势,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最近发展区（zofleofproximaldevelopment）。维果茨基指出,儿童有两个发展的水平,第一个是现有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能够独立地、自如地完成教师提出的智力任务。     

信息通信技术(ICT)在儿童地理学中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数字时代背景下,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为儿童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研究通过WoS(Web of Science)SSCI合集、Google Scholar等学术检索平台收集ICT与儿童地理学相关英文文献共89篇,并对ICT的研究内涵进行梳理总结。从技术层面,归纳了ICT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迁及在儿童地理学中的研究应用。同时通过构建宏观的“全球化—地方化”、中观的“家空间—学习空间—公共空间”、微观的“个人身份构建”的综述主体框架,以地理视角解读ICT与儿童群体的相关研究。最后打破以往儿童研究中物理性的独立、封闭的二元代际分界,介绍“真实—虚拟”、“私人—公共”的新争论,以新视角拓宽研究思路。指出如何引导未成年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融入数字化背景,富有创造力地使用数字化工具,健康地看待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将成为中国语境下新的儿童研究重点,并呼吁学界和社会各方应对于数字时代的儿童发展予以关注。     

江苏省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融合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工具,反映了区域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对2000—2017年江苏省13座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江苏省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年均值较低,为0.455,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动特征,先后经历快速下降期、缓慢波动期及有序增长期（;2）从空间上看,城市之间生态福利绩效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错配,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市生态福利绩效远低于经济欠发达的苏中、苏北地市（;3）动态面板回归揭示城镇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呈现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消费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弱且不显著。     

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主客二元论的价值观主导下,开启了向自然大踏步进军和无节制索取的进程,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空间行为范式。在享受自然福利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人文福利,使人类傲然屹立在其所居住的星球上,但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境况并不像期望的那样乐观。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切入,阐释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归纳总结了空间福利的表现形式。分析了人类发展到现代其生存空间面临的系统超载、状态失衡、功能失序三大空间福利困境;提出了营造空间福利的途径和方向。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effects北大核心CSCD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2)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