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文化微空间的游客感知多维分异与地方认同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民宿区别于传统酒店的核心价值是其能够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满足游客功能性与文化消费两方面需求。当前民宿空间的文化生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同质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选取携程网和Airbnb平台的网络文本为样本空间,通过词频分析对民宿微空间的游客多重感知进行探索和解构。基于游客地方认同的情感表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识别民宿微空间游客文化感知的内容体系和层次结构,并对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游客文化感知高度依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供给更为充分,游客文化感知和地方认同也愈发明显。② 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紧密相关。民宿微空间的文化感知包括地域文化、景观建筑、主题氛围、宗教艺术、历史记忆、人物符号六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对游客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③ 游客文化感知维度划分与传导路径为民宿微空间的文化生产以及游客地方认同的正向强化提供了思路启示与实践路径。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干旱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敦煌市为例

文旅融合背景下,分析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年际变化及影响因素,能够为文化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敦煌市为典型案例地,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文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BP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了2007—2018年案例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序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7—2018年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处于较良好的状态且可划分为波动-缓慢增长-快速上升阶段。（2） 文化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决定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程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3） 社会-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子系统间对系统总体的协调度普遍起正向推动作用且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4） 各因子的贡献率大小为敦煌百度指数>敦煌研究院研究生数量>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旅游业碳总排放量>文化产业经营单位。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文学和旅游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以文学旅游地为切入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凤凰古城如何通过文学和旅游的影响实现其空间重构,得到结论如下:1开发者的旅游开发行为迅速改变了凤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其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政府、开发商、小成本经营者、旅游者等)之间的权力博弈实现了空间的"权力化"重构;2以沈从文及其作品等为代表的湘西文学作品和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共同建构了凤凰古城的地方形象,文学和旅游的"邂逅"赋予凤凰诗性的想象空间,实现了凤凰古城诗性空间的构建;3权力空间和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权力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包含了权力主体对诗性空间建构过程的运用;反之,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也包含着不同权力主体对空间的利用和争夺,并受之影响。     

生态重要性视角下东北林区县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为例

县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对于保障我国生态安全、优化县域生态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利用景观形态空间格局分析 （MSPA）模型识别生态核心区作为生态源地,基于生态阻力因子与生态威胁因子构建阻力栅格,运用电路理论识别生态廊道、夹点以及改善区,构建阿荣旗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 阿荣旗生态极重要区面积4181.66 km²,占全旗面积的37.80%,生态重要区面积2174.50 km²,占全旗面积的19.80%,阿荣旗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较高。（2） 生态源地共有33块,占地面积1141.00 km²,主要分布于旗域北部区域,其中乔木林地是生态源地主要用地类型。（3） 构建生态廊道共73条,其中关键廊道62条,潜在廊道11条,总面积为1884.80 km²,生态廊道网络化结构完整,呈“北密南疏”分布状态。（4） 共识别夹点区面积71.25 km²,提取重要夹点38个,一级改善区面积176.65 km²,主要分布于旗域南部;二级改善区面积887.12 km²,主要分布于旗域南部与西北部。对各景观生态要素进行总体规划,宏观上形成“一屏两区,一网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了现实路径和科学指引。     

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基于“功能节点—关键廊道”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综合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生态资源并最大限度发挥其生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在生态功能节点识别的基础上,结合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根据耗费距离模型,生成生态功能耗费表面,并进行最短路径网络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核心斑块、关键生态廊道。结果表明：各景观类型的生态阻力值,林地阻力最小,且远小于其他景观类型生态阻力值;生态功能耗费梯度表面的分布呈现围绕生态功能节点向周围辐散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较西部西南部建成区低;核心斑块的大小和形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较大的斑块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且对应的节点级别较高;所识别的关键廊道共有4条,空间位置大体上落在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羊台山向塘朗山的廊道外缘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存在冲突,需要对该区域加以管控。建议一方面适时调整生态控制线范围并将冲突部分纳入生态控制线之内,另一方面对该地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保护,防止受到进一步破坏。     

额济纳旗人工绿洲生态建设试验研究

根据额济纳旗弱水下游近河戈壁区的立地条件和气候特点进行合理布局,利用春季河水浇灌补充地下水位,采取开沟积沙保墒,选用乡土树种,乔灌结合,封造结合等严格的管理技术措施,１５ａ造林１３００ｈｍ２以上,年经济效益１４０多万元。通过边营造边观测取得数据,从防风固沙,改善土壤结构,增加植被覆盖度、生物产量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河戈壁是可以逆转为绿洲的,这为综合整治居延绿洲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游客生态旅游认知及其对环境管理措施的态度——以井冈山风景区为例

以井冈山风景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游客的生态旅游认知及其对环境管理措施的态度,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游客对生态旅游基于自然、旅游对象受到保护、环境教育认知率较高,对社区利益的认知率尚低,且不同类型游客对生态旅游认知不同。游客对对环境负责任、保护环境资源、注意环境影响、重视环境教育、尊重地方文化五类旅游环境管理措施持积极态度,但对加强游客管理的措施持消极态度。而且生态旅游的认知与某些生态旅游环境管理态度也直接相关,认识到生态旅游基于自然、旅游对象受到保护以及社区利益的游客更认同重视环境教育的环境管理措施。最后,还就提高生态旅游认知和加强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以常州春秋淹城为例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选取常州春秋淹城作为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典型个案,构建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结构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春秋淹城主题型文化旅游地属性包含4 个维度,游客对其感知存在"休闲娱乐属性→春秋文化属性→景观遗址属性→人文关怀属性"依次递减的分异特征;旅游地4 维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休闲娱乐属性和春秋文化属性的正向驱动力显著,景观遗址属性和人文关怀属性的驱动力较弱;总体而言,旅游地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呈现"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凸显→旅游者感知体验‘优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显著"和"旅游地属性的价值功能滞后→旅游者感知体验‘弱势区’→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弱化"的分异规律,旅游地整体属性对旅游者场所依恋的驱动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额济纳旗近100 a来胡杨年表的建立与响应分析

在野外采样、室内预处理、交叉定年的基础上,建立了近一百年来额济纳旗胡杨树木年轮年表,并将标准年表的树轮指数与采样点附近额济纳旗气象站的气温、降水及黑河中游正义峡水文站的径流量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年轮宽度指数与春季3~5月径流量和年径流量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42和-0.525。由于该地区降水量为37.9mm,对树木生长的意义不大,径流量则成为胡杨生长的限制因子。正义峡径流量冷季大,暖季小,与该区胡杨的生长季不相吻合。春季树木生长开始,需要一定的水分供给,虽然该区春季径流量仅占全年径流量的16.42%,但是,采样点距离河床较近,地下水位较高,可以满足根系对水分的需要,有利于胡杨生长,因而该相关具有明确的生物学意义。进一步进行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表明,重建序列与实测序列较为相近,采用的回归方程比较稳定可信。     

流动与想象：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研究

研究聚焦于“地理想象”这一典型的文化地理现象,借助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工具,分析了两种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中的混杂状态,尝试从流动性的视角重新阐释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方式。以西藏为例,研究初步验证了如下两个理论猜想：① 未到西藏之前,人们的惯常思维是以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现实空间来对未经历的西藏空间加以想象,因为这种现实“在场”与想象“不在场”的时刻混杂,从而引发了一些改变人地关系的流动,如“我要去西藏亲眼看看”和“我想去真实地感受那里”等;② 真实到达西藏以后,“身体触摸”下的陌生西藏空间却不同于原本接近于诗意化表达下的那个想象空间,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下的混杂使得旅游者这一典型的现代人群体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置身于另一个新的现代性进程,于是在一个新的“第三空间”中通过与地方联结开始反思现代性之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研究结论揭示了西藏地方意义的构成背后所隐藏的现代人对于流体化现代性生活的反身性思考,同时从学理上赋予地理想象概念以新的流动性解释。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旅游地形象随时间变化的感知差异——以安徽天堂寨风景区为例

旅游地形象随时间变化的研究是旅游地形象研究的7类主题之一。文章基于旅游地形象构成模型,提出了从整体角度评估旅游前后旅游地形象随时间变化的研究思路,拓展了注重构成旅游地形象多维属性变化的旅游地形象评估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两配对样本t检验等定量方法,分别评估对比分析了构成旅游地形象的认知形象、情感形象以及整体形象三大组分在旅游前后的变化与差异程度,并以旅游前后安徽天堂寨风景区形象感知差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1)验证了旅游地形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从整体角度比较旅游前后旅游地形象的变化态势以及变化差异的显著程度是可行的。     

基于机器学习的南京市旅游地个性及其文化景观表征

旅游地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鉴于旅游地精神属性在量化表达和测量方面的困难,以往旅游地研究较少涉及。旅游地个性概念的提出为旅游地精神属性研究打开了思路。由于开展时间不长,当前旅游地个性研究大多基于营销学中的品牌个性研究思路展开,缺乏对地方适用性的考量,且尚未深入到对个性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的探讨。基于此,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选取城市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着眼地方特性,系统构建城市旅游地个性量表,在此基础上,开展针对案例地城市南京的个性测量和分析,并以城市文化景观作为表征媒介,深入探究城市旅游地个性的景观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旅游地个性主要包含态度、气质、性格、能力四大特征;城市文化景观是城市旅游地个性的重要表征媒介,包含现代空间景观、传统空间景观、生态景观、生活景观、社会景观五大维度;以上景观维度及其所辖景观元素在表征城市旅游地个性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研究过程及结论为包括旅游地在内的地方精神属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是对精神层面人地关系认识上的丰富。机器学习这一智能化探索型数据分析手段的运用为处理地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高维非线性噪声数据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撑。     

张家界旅游城市游客公共交通感知、满意度与行为

良好的旅游公共交通是游客在目的地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而游客对公共交通的感知会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构成影响。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案例区,利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张家界游客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及其表现,以及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整体满意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发现,张家界游客旅游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共有“便捷性”、“费用和安全性”和“美观和科学性”三个维度,这些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只产生较弱影响。其中,“便捷性”对整体公共交通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影响较强,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美观和科学性”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费用和安全性”也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