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与再现

新文化地理学提倡关注文本中的地理。运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更路簿》与潭门地方性的建构和再现进行案例分析,探究文本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研究发现：① 内容记载是文本与地方性作用的首要维度,独特地方性内容的再现是地方性挖掘的必要前提;② 价值表征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象征基础,文本的价值基于且超越于文本的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③ 象征解译是文本参与地方性构建的重要方式,文本的意义价值体系不仅内含创作者或创作群体的语气,还包括“他者”群体对于文本价值的认知和阐释;④ 文本与地方性建构和再现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地方文化符号和品牌的形成反之可促进对文本的保护。     

曾昭璇先生对南海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曾昭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貌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对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均有积极的探索,他对南海地理问题的研究贯穿他的一生,为中国南海地理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深入研究南海海岸地貌,珊瑚礁地貌,主张采用"地形类型分析法"划分海岸类型,将中国海岸类型划分为山地港湾岸,台地岸与平原岸;他与梁景芬等合著《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系统论述中国珊瑚礁探测史和石珊瑚的种属,生态,地貌特征与发育,并将中国珊瑚礁划分为四大区,六种地貌类型;他完善了珊瑚礁地貌土地名分类,根据《更路簿》划分南海珊瑚岛礁分布区,绘制珊瑚岛礁探测图;他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考证"石塘"等南海诸岛古地名;他从地质学与地貌学角度论证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的陆缘关系,还利用历史地理与地方志等资料佐证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谁的遗产?——元阳梯田旅游经营者遗产认同比较

为了对"谁的遗产"这一遗产基础问题进行探讨,文章从遗产失调性入手,收集云南元阳梯田多依树村客栈经营主在网络预订平台上的图片、文字以及对他们的访谈,通过话语分析法研究比较了本地与外地旅游经营者话语所表征的身份及其遗产认同差异。研究发现:外地旅游经营者的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使其对遗产的展示与传播是多元、小资、跨文化的,他们重视对遗产景观的展示与传播,此时的遗产是"他们的";但从"家"和"地方"尺度看,他们认为遗产地不是"家",他们只是外地人。从"国家"和"世界"尺度看,他们认为遗产是"我们"大家的。相反,本地客栈经营者消极的农民身份认同导致其对遗产景观元素的藏匿甚至抛弃,后续由于旅游利益,部分本地人开始有了遗产景观展示意识。由此看遗产不是农民眼中"我们的"遗产,但从"家"和"地方"尺度看,本地经营者认为遗产是"我们本地人"依恋的家;同时,本地人并无遗产"国家"和"世界"尺度的明显认知。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癸亥年更流部》暹罗湾地名的数字人文考证

最新发现海口市演丰镇老渔民林诗仍家有更路簿6本,其中之一的祖传《癸亥年更流部》存世当有百年历史,记载了从铺前港出发,经海南岛东线,自三亚一带前往越南东部沿海,再往南洋各岛国的更路,有海外更路120余条,部分更路更数采取苏州码子形式,为现存航海针经类文献首次发现.另有林父使用过的中文海图4张、英文海图10张,林诗仍根据林...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南海《更路簿》是国家级非遗,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海南渔民耕海作业的集体记忆与"祖宗海"的家国情怀,探讨《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和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对海南琼海、文昌等地20名老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及其重构机制。研究表明:(1)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的功能演变弱化了《更路簿》记忆的生境,渔民对时间性、季节性感知的失律,滞塞了记忆的代际流动。(2)《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诉求赋予《更路簿》新的价值和意义,文本传承的仪式感与神圣空间的制度化激活了集体记忆的生命力,媒体语境对信息的重组和群体身份的同化构成记忆重构的重要路径。(3)渔民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凝缩为记忆重构的特质内核,地理空间的地方化建构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双向沟通的渠道,记忆的外生性升华为家—国尺度的转化。(4)南海作为渔民流动轨迹覆盖的场域,其活动空间的盈缩与《更路簿》记忆相关依赖,相互影响,渔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海间纽带联结的重要因素。     

“乡村遗产保护和乡村振兴”专刊序言

<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乡村遗产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体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提振乡村文化自信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蕴藏着"谋划振兴"的"大乾坤",在全面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中融合遗产保护,是新时期中国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

在参阅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线路和内容四个层次阐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借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的成功经验,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提出了构建海上丝路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完善海上丝路文化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萃取海上丝路文化主题,形成城市特色文化品牌;整合海上丝路文化与阳江文化,策划"蔚蓝阳江,千年船说"主题形象工程等开发思路.     

2006年《地理学报》在“中国知网”的发行

根据中国最大的数字图书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统计,2006年《地理学报》网络版在"中国知网"的用户机构达     

主题村落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适宜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案例,在分析所依托资源特点、开发现状及旅游开发策略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得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主题村落再造"模式,即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以文化旅游为功能,以活态传承为方式,以聚集开发为手段,整体形成一个极富活力的生态文化博物村落。     

食物景观对地方社会记忆的表征和塑造 ——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数据来源,借助情感挖掘、语义网络分析以及扎根理论等方法探究食物景观对社会记忆的表征内容和塑造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从情感分析结果来看,个体对食物景观的情感倾向总体呈现积极趋势,不同年龄、复杂的社会经历以及多元的社会角色是影响个体情感变化的重要因素,人们的情感认同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框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以天津市为例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模糊评价法建立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天津传统表演艺术、工艺美术和民俗三类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进行评价。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适宜旅游开发;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不同,民俗类旅游开发风险最高,工艺美术类次之,传统表演艺术类最低;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客体风险都很高,环境风险相对较低,主体风险最低。在开发过程中应对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风险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南海诸岛地名文化

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政治敏感地带,多国为主权归属问题摩擦不断,研究其地名文化历史演变问题可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提供有力证据。基于南海诸岛地名命名、变更和演变等资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分析《更路簿》和不同时期公布的南海诸岛命名资料,并利用 GIS 将地名的演变情况进行地理可视化表达,同时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开发者--渔民和老船长等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的土地名主要依据岛礁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而命名,地名的更替、消亡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1935 年公布的地名以音译英文地名为主,1947 年更名以去外国化、美化、纪念地名为主,1983 年对 1947 年所公布的标准地名更改很少,在这 118 个地名中,增加了前几次未公布地名 39 个,这些地名几乎都沿用渔民命名的土地名。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基于游客认同的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研究——以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为例

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作为传播信息和规范观赏行为的有效方式,已成为影响游客旅游体验和衡量景区服务水准的重要因素。借助实地考察与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以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为例,综合利用文献分析和数理统计验证,拟定11项安全标识测量指标以调查游客对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普遍认同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重要性,但多是从利己角度的直观考虑;游客对青城山-都江堰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认同度低,安全标识系统各构成要素急需改进,尤其是安全标识的设计和功能;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并不完全受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受游客出游频率和旅游形式影响。建议文化遗产景区从完善安全标识布局和基本功能、强调景观感设计、规范安全标识系统文字和色彩、改进标识的视觉尺寸和开展定期检查维护方面实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