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背景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异及形成因素

运用GIS空间分析探索中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辨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最邻近指数为0.77,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主要分布于北京、河北和湖北3省市,呈“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全国范围内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地理集中指数为20.07%,东、中、西部的地理集中指数均大于全国地理集中指数,局部集中态势明显;不均衡指数为0.17,东部地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数量占全国的47.92%,分布最为集中;③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主要集中分布于环渤海城市群、泛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地区;④ 政策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和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成为影响中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主题公园旅游地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隆欢乐世界为例

基于百度指数,以长隆欢乐世界为例,利用季节性集中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主题公园网络关注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运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主题公园网络关注度度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度季节差异明显,呈现三峰三谷波动.(2)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度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3)影响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公共假期、品牌知名度、空间距离、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网民数量、人口数量和人口统计特征。     

基于多尺度的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工业污染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社会进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已引起全球视野的高度关注。采用变异系数、泰勒指数、EDSA及SDM模型等方法,从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探析了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工业污染指数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污染差异逐趋增大;大区、城市群、城市尺度的工业污染指数分别呈现“东高西低、集群化、级差化”特征,且各尺度污染差异显著;工业污染重心偏向东部并呈现南移态势。② 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类型转移由简单转移过渡为复杂转移;大区保持“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污染格局不变;城市群污染呈现由北向南、由内向外跃迁格局;城市污染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缩减、碎片化向集中分布格局,且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尺度工业污染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城市化率与产业结构对3个尺度工业污染均有显著影响,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环境管制强度对大区和城市尺度工业污染影响显著,工业发展水平和外资水平仅对大区尺度工业污染产生显著影响,而科技水平对3个尺度的工业污染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降低城市工业污染排放的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张家界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动态分析——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

依托网络关注度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首位度指数,分析张家界年内客源市场结构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张家界客源市场分布较均衡,结构较合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数量较多、距离张家界较近的省区游客市场占有率较大。(2)不同月份、不同季节客源市场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旅游旺季客源市场更为分散,旅游淡季客源市场较为集中。(3)气候和节假日是影响张家界客源市场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与全年相比,节假日期间客源市场分布集中程度稍高,游客多集中在本地及邻近省区。(4)节假日,尤其是长假对远距离客源市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近距离客源市场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空间距离对客源市场结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平原农区县域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豫东平原柘城县为例

村域尺度上的人口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普查数据和七普数据,综合运用空间探索分析和GWR、MGWR模型等对平原农区柘城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村域人口的规模分布以中小等级村庄为主,但位序-规模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表明人口分布具有向县城、乡镇等高等级聚落集中的态势;城-镇-村层级结构大致呈“金字塔型”,且城区和镇区常住人口数趋于增加。(2)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呈动态变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较高的区域呈局部集中态势,即县城常住人口数量相对较多。(3)人口分布是村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服务设施、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研究初期人口规模、村庄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县城可达性,但其影响程度均趋于减弱,小学学校数量和商超数量的影响呈增强态势,村庄特色产业则逐渐向负向影响转变。(4)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使其对不同空间单元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可根据以上趋势,通过城区、镇区的优化布局和产业发展、服务设施的灵活差异化布局等举措以促进人口分布格局的进一步优化。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的京津冀城市群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分析

生态足迹是区域可持续评估的重要方法,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能区分并追踪自然资本存量的消耗与流量的占用。目前三维足迹与自然资本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和国家尺度。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开展区域尺度研究,核算并分析了2010年研究区13个城市的人均区域足迹深度、足迹广度及其组成差异与影响因素,揭示了京津冀城市群自然资本利用格局及生态可持续现状。结果表明：13个城市普遍生态赤字,足迹深度差异受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的突出影响,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倒N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京津冀城市群内4种自然资本利用类型分别为存量资本消耗水平相对于流量资本占用水平严重超前(北京、天津、唐山)、显著超前(石家庄、邯郸)、一般超前(沧州、廊坊、衡水、邢台、保定)及基本一致(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上述4种类型地域的区域生态持续性依次从最弱转向较弱、较强、最强。本文在城市群自然资本持续利用的刻画和表达方面取得了较优于传统二维足迹模型的评价结果。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以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地区缅甸段为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重心测度、动态变化及景观指数等模型,对其1993年~2017年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状况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论:(1)随时间演进,研究区林地显著扩展而草地、耕地、灌丛及水体等均大幅减少,建筑用地虽扩展显著但比重始终较小;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重心及其转移变化差异显著,24年间,建筑用地、耕地、草地、水体及湿地重心均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而林地与灌丛重心偏向西南。(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整体较快但小幅放缓,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林地、草地及耕地等用地类型上;随时间演进,各用地类型均发生了较明显的相互转化,其中以林地、草地、耕地及灌丛的间转化最为显著。(3)从斑块类型尺度来看,研究区不同用地斑块间的景观指数及其变动差异悬殊,整体而言,灌丛、草地及耕地的斑块密度明显较高但形状规整程度显著较低,而林地的平均斑块面积远大于其余地类。(4)从景观总体尺度来看,研究区景观的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均持续降低而破碎度指数整体减小,各用地景观面积差异持续扩大且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不断降低,整体呈由分散分布向集中布局的转变。     

基于多源地理数据的城市健身场地精细尺度空间可达性分析

健身场地精细空间认知是“体育强国”国家战略背景下破解健身场地空间分布不均匀、利用不充分等难题的关键。针对统计年鉴与问卷调查等数据难以有效的从精细空间尺度上揭示健身场地供需的空间特征,本文提出利用多源地理数据刻画城市健身场地需求与供给特征,借助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构建健身场地空间可达性评价模型,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测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性,从而实现精细空间尺度城市健身场地空间认知。本研究以长沙市为研究区,通过搜集该区域的健身场地分布数据、人口分布数据与相关影响等多源地理数据,分别从网格与街道尺度分析健身场地的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进而探讨了精细空间尺度上可达性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变异性,结果表明：(1)长沙市健身场地资源分配空间不均衡较为明显。其中,芙蓉区整体的健身场地空间可达性较高,但是区域内供需失衡最为严重;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与天心区的可达性总体上较为接近,但是,不同区域内变异性存在较大差异;望城区可达性与变异性均是所有区域中最低的。(2)场地密度与路网密度对健身场地可达性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作用,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场地密度与路网密度对健身场地可达性正向影响较大的街道分别位于...     

基于改进型多流向算法的地形指数空间尺度变化分析

地形指数ln(α/tanβ)是流域径流源面积和地下水水位空间分布特征的近似表征,是地形特征参数化的重要指标。基于改进后的地形指数多流向计算方法,在0.5×0.5°的区域气候模式尺度框架下,探讨了地形离散和平滑效应分别对地形指数尺度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了地形指数在100和1000m栅格尺度上的相关性,给出两者在空间尺度上的转换关系;分析区域尺度和全球尺度下地形指数尺度转换的差异及原因。研究结果可以增强地形信息在大尺度水文模型及陆面水文过程中的适用能力。     

城市共享汽车分布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主城区为例

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空间资源合理配置,共享汽车作为一种新型交通方式,探究其时空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能支撑交通资源空间配置并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以供需理论为基础,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反映时空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从供给和需求2个维度,分别选取停车场、人口密度以及居住空间、就业空间、公共服务与活动空间等5方面,共14个代理变量探究时空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共享汽车分布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根据时空特征可分为“早晚”型、“日间”型、和“均匀”型3类集聚中心;② 出行需求是影响共享汽车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购物场所、科教文化场所、医疗保健场所等公共服务和活动空间是共享汽车的主要目的地;③ 政府应进一步做到精准投放,将资源重点布局于“日间”型集聚中心、居住空间和公共服务与活动空间等,以此促进共享汽车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tud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USSR is discussed, with a focus on their basic framework and role in settlement and on the various techniques used to define such agglomer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envisages a minimum population of 250,000 for the core city (or cities), maximum travel time of 1.5 to 2 hours to the core city, and a minimum value for a 'development coefficient' reflecti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agglomeration and its structure in terms of urban places. The networks of agglomerations that existed at the time of the 1959 and 1970 censuse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grouped into five classes of development levels and into three classes of growth rate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growth factors are discussed."     

基于指数分析法的乌鲁木齐市居住格局研究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城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我国城市体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乌鲁木齐市人口居住格局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指导。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城市空间的扩展印证居住空间格局变化宏观特征,将“居住格局”作为切入点,利用莫兰指数并借助ArcGIS技术分析该区域不同属性人口的居住格局。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用地主要沿西北方向的新市区延伸、西山方向扩展、沿东山方向扩展,并沿着老城区的外缘扩展;不同年龄人口中学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聚集现象较为明显,劳动人口的聚集现象并不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小学及初中人口和大专以上人口比重指标Moran’s I值较高,文盲人口比重指标oran’s I值相对较低,高中人口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2000—2016年所有区域学龄人口、老年人口空间分异指数都有所上升,劳动人口分异指数在沙依巴克区和水磨沟区有所下降,说明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1990—2000年文盲人口在头屯河区处于相对分异状态,2000—2010年在新市区分异水平较高,1990—2010年小学及初中人口、高中人口以及大专以上人口分异现象逐渐减少,混居程度加深,居住分异现象减少。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评价与优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与环洞庭湖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三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② 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③ 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三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城市群人口流动问题探析——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例

新型城镇化下着重以人为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以沿海城市群为代表的三大核心城市群正在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新模式。对沿海三大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吸纳与流动过程的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聚集的核心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紧密且人口空间结构的集中化特征明显;② 城市群对流动人口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吸纳能力与城市群级别成正比;③ 在城市群区内人口流动结构的固定化方面,东部沿海城市是流动人口的首选区域,由西部向东部人口流入的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流动将相对固定化,成为城镇人口的主要来源。这就需加强对城市群区内各大城市发展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加强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分析城市群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城镇人口的合理安排,劳动力的地域分工与城市之间产业链的协作关系,以期达到更深刻的探索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育趋势的远大目标。     

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

老龄化和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综合应用地理探测器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清晰地刻画了中国20个城市群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审视了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年中国城市群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为7.32%,其中12个城市群的人口属于成年型,到2010年时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已上升为9.00%,除珠三角与宁夏沿黄城市群外,其余18个城市群均步入了老年型人口,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升级与类型替变态势。② 老龄化高值、较高值区域不断向内陆城市群跃迁。③ 城市群老龄化的增量和增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老龄化水平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增量少、增速慢,而较低值、中值和较高值区增量多、增速快。总体上表现出区域性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地区性城市群老龄化速度递减的态势。④ 在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表现出隆升—塌缩并存的现象。国家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从隆升结构向塌缩结构转变,城市群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降低;而地区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内部老龄化分布格局则从均质结构向隆升结构转变,中心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⑤ 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是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基期老龄化程度、人口年龄结构替变和人口流动性是主导性因素。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普遍性抬升是城市群老龄化升级与类型替变的关键,低龄人口迁入到城市群对人口老龄化则起到“稀释作用”,城市群发育阶段不同引致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对老龄化则起到诱导作用。     

社区尺度下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识别与尺度效应——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为案例区,以土地利用与人口分布的同一性为基础,通过建立基于空间配置法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实现了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识别。在此基础上,对比街道尺度和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识别结果,判断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尺度效应,探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尺度效应的形成原因,明确选择社区尺度作为识别空间单元的必要性。研究发现：基于空间配置法的社区尺度流动人口聚居区识别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识别案例区约90%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具有显著的空间尺度效应,主要原因包括：较大空间尺度容易忽略区域内部社会空间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研究结论将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系统化、精细化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方法借鉴,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流动人口聚居区顶层制度设计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