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乡村旅游是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力量。随着疫情后客源市场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对供给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供需错配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将江苏省昆山市作为案例地，以游客市场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IPA分析法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探查乡村旅游地供需错配现象，着重从供给侧明确了昆山乡村旅游供需错配的主要表现及治理方向。文章将旅游地供需匹配治理逻辑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融合，构建了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逻辑框架，并据此提出了昆山乡村旅游的治理思路。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县域视角下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乡村转型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浙江省52个县域2011—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差异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共同富裕整体上呈现集聚态势,发展水平由浙江东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逐渐降低,且各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在短期内缩小山区26县与非山区26县之间的差距是解决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区域空间不平衡的关键。(2)乡村发展要素转型不仅对本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县域也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乡村发展要素转型的作用效果。(3)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对共富“发展性”和共富“共享性”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对共富“可持续性”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旅游发展与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的制度分析

关于我国风景名胜区采取何种治理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作者回顾和评述了我国关于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总结现阶段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我国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和面临的约束条件;同时,借鉴国外关于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管理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风景名胜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建议:一是从国家法律层面上明确界定风景名胜区的产权状况;二是制定风景名胜区经营管理的实施细则;三是根据风景名胜区等级,建立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四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逃避视角下乡村旅游行为特征、机制与模式——以南京高淳国际慢城为例

以南京高淳国际慢城为例,运用因子分析、威尔科克森(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乡村旅游地游客的逃避行为因子、旅游逃避后效果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旅游逃避行为先后分为逃避动机和逃避效果两个维度。逃避动机主要由环境、社会关系、驱动力、自我、转换需求5个因子构成,逃避效果由自我、旅游条件、社会关系3个因子构成。②在自然环境、建筑环境、交通状况、基础设施、社会关系、融合程度、心理状态等方面,游客的逃避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③去往乡村旅游地的游客行为呈现出自我转变、关系逃避、游憩休整、环境逃避4种模式;在5个逃避因子中,环境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最为突出,交互提升效果最强。④在动态的逃避行为中,显性逃避因子具有直接触发功能,但在旅游逃避效果中,隐性因子更为突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交替作用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指示意义。     

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农家乐为例

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究较少。文章在对乡村旅游研究述评的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法,以西南农家旅游的典型——成都市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人文因素、资源因素、管理因素。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休闲传统、客源市场和交通便捷性、节庆活动和知名度、空间竞争、旅游资源条件、政府的支持力度、经营者投资和管理水平等进行了评价。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新型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探讨——以福州市周边乡村为例

基于对Poon的“新型旅游”概念及其形成背景和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新型旅游”具有体验性强、组织灵活、信息化程度高、形式新颖等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产品设计特色化、灵活化、环保化、体验化等产品开发原则,文章认为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可采取蓝色之旅、绿色之旅、农桑之旅和人文之旅等四大策略.     

主题村落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适宜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案例,在分析所依托资源特点、开发现状及旅游开发策略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得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主题村落再造"模式,即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以文化旅游为功能,以活态传承为方式,以聚集开发为手段,整体形成一个极富活力的生态文化博物村落。     

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中国乡村旅游在空间特种上存在城郊、景郊和村寨型三种类型,从开发模式上以农业观光和农家乐为主体,乡村旅游不仅仍处在低水平开发阶段,而且存在经营理念低俗化、品牌定位趋同化、乡土文化城市化、管理模式混乱化和产业组织自发化的五大问题。立足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从加强特色,挖掘文化,强化基地的新理念出发,文章提出了主题农园、主题博物馆、主题文化村落、企业庄园和产业庄园5种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     

南京市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及旅游行为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基于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法,以南京市为例,从城市居民感知视角考察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从旅游偏好、旅游频率和空间分布等方面探讨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行为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的知晓度、居民对各乡村旅游点开发水平的感知与其空间分布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总体印象与旅游频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对策与建议。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阶段性演化与产权困境分析——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

以贵州典型乡村旅游地——天龙屯堡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借助对天龙屯堡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阶段性演化的深度剖析,探讨乡村旅游开发中因旅游资源产权困境导致乡村旅游开发难以维系的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资源的构成特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引致的产权困境,使得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主体约束和激励效果较差,利益主体间权、责、利不明,矛盾不断凸显,交易成本较高,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